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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介绍人民公社的经验，全社设立了２５个展览馆，展览内容有漫画、快板、实物，使前来参观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生生的教材。党委分工陈丙寅书记向参观团的人们介绍岈山人民公社的全面情况，社长钟清德蹲在韩楼介绍放亩产３８５３斤“卫星”的情况，副社长银宗吾专门负责后勤接待工作。
如今那个伶牙俐齿的钟清德已经作古，每天放牛的陈丙寅回忆说：“那时候真忙得连放屁的空都没有，参观的人一拨拨地来。我是一次次地介绍，不几天就讲得嗓子哑了。最后没办法，只好让人给我录了音，人一到就放录音，白天来了白天放，夜里来了夜里放。”
退休的银宗吾刚送完孙子去学校，我把他请到招待所，老人回忆说：“我分工负责后勤接待。咋接待哩？我想着来参观的有领导有群众，总不能混到一堆儿吃饭吧，就让人在乡政府垒了个小食堂，专门接待领导干部；在杨店学校里垒了个大锅，搭了个大棚，专门接待一般干部群众。人来得实在多时，接待不了，就领他们去群众家吃饭，反正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饭也没啥好吃的，蒸馍，熬豆腐粉条，人来了就发一个碗一双筷子，排队打饭，吃过饭，嘴一抹拉就走人，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社会嘛。乡炊事员朱德实是把好手，南方人来了做大肉块，新疆人来了做半生的肉片，北方人来了做汤。住处安排在教室里，地下铺上厚厚的麦秸，县里给批的被子，人来了就往屋里领。那时候，来人也不分个时候，啥时来伙房就啥时做饭，吃流水席，一天也不知做几顿饭，谁来谁吃，吃了就走，至于后来吃了多少面也没个数，反正吃完了就写个条子往乡里送。”
在这一片沸沸扬扬的赞颂、祝贺声中，岈山人民公社党委一班人被自己的创举所激动，成天处于陶醉之中，如一个小孩被自己吹出的肥皂泡的五颜六色所迷惑，他们的头脑也处于昏眩状态。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充分显示人民公社的伟大和优越，公社党委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全社在半个月之内，开展一个百花齐放的竞赛运动，提出要事事挂元帅，事事放“卫星”，事事搞跃进。同时，全面开展评比活动，并号召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领导艺术，敢想敢干，破除一切迷信，大搞工作方法的新创举，如畜牧、农业、食堂等项工作，可以提出“一夜完成××任务”，“几小时实现电气化”，“几天跨上千里马”，“一天放１０颗‘卫星’”等等。
如同催化剂，把本来就炽热的情绪推向高峰，人们无所顾忌起来。无所顾忌的人们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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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每天捕蚊５００亿只
向县委保证：每天捕蚊５００亿只，堵鼠洞１４７万个……
这恐怕是个亘古未闻的事情，自从世界上有了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大自然较为宽容地容忍了这些在人们眼里看来是丑恶的东西，为它们创造了许多可生存的条件，让它们繁衍生息。然而，到了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苍蝇、蚊子、麻雀、老鼠被宣布为“四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除“四害”，中共遂平县委发了红头文件，县委书记蔡中田，这位扛着汉阳造从沂蒙山打出来的汉子，又以当年打国民党的劲头，召开电话会议，宣布了县委关于除“四害”的决定：苦战三天，搞个歼灭战，全县工农兵学商实行半日制工作法，每人每天交两只麻雀，两只老鼠，１００只苍蝇。
这下热闹了。当天晚上全县上下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齐出动，捉老鼠的捉老鼠，逮麻雀的逮麻雀，战果辉煌。据统计，一夜间全县共出动除“四害”大军１１４７５７人，捉老鼠２６８４８只，堵老鼠洞２４４６４８处……
各社、乡纷纷响应县委号召，向县委作出保证：每天捕蚊５０．０１亿只，堵老鼠洞１７６５万个，打蝇子７２８万只。
如今，当我翻开那一页页发黄的档案，看到这些数字仍感到触目惊心，实在难以相信人们是怎样完成任务的。我曾向一位当年担任过公社秘书的老人打听，这些如同天文数字般的除“四害”任务数字，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这位老人苦笑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部分的数字是信口胡说的，只要上头高兴。反正也没有人一只蝇子一只麻雀地来核实，想说多少就说多少。”
报喜：生产队自造了火车
为适应人民公社发展的需要，公社党委领导人民大搞工具改良运动，人人献计，个个献策，人人搞创造，个个搞发明。各乡村都建立了技术革新研究室、发明创造展览馆，口号是：一村培养一个诸葛亮。
深夜，常韩粮所里依然灯火通明，几个人凿的凿，砍的砍，地上堆了一堆木板和刨花。人们用木板打制成大斗，一个连着一个，下面安上钢套，前面用人拉，后面有人推。于是人们欢呼：“木制火车”试验成功了。
凌晨１点多，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被一阵锣鼓声从梦中惊醒，他迷迷糊糊地问进来的通讯员：“外边谁在闹什么？”通讯员说：“有人来报喜，说是试验成功了木制火车。”一听说岈山出产木制火车，陈丙寅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坐火车他这一辈子也没几回，自己社能生产火车，就可以天天坐了。待他走出门外，定睛一看，见灯笼火把映照下，人们抬着几个木头斗子，喜气洋洋地打着标语，上写：卫星，又是一颗大卫星，木制火车试验成功。陈丙寅问：“火车哩？”
7、天文数字征购粮———吹牛皮的代价
自古农民们就有朝贡纳粮的传统，只有李自成义军打破了这一传统，“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颇让千百万农民心旌摇动了一阵子。然而，历朝历代什么都可以免，惟独朝廷的“皇粮”不能免，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是清楚的。
１９５８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却让查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
征购任务下来了！全县全年征购任务９０００万斤，夏季完成５５１４万斤，秋季任务３４８６万斤，全年统销任务２０００万斤，差额７０００万斤。油脂统购任务１２５８万斤。
实际上全县全年粮食作物产量为２４４００万斤，大豆与芝麻的产量是４９６４万斤和９０４万斤。
可县委财政的账面上，却明明白白地躺着一个巨大的数字：全县粮食总产量为１００２７９万斤，比去年增长了３．１倍。
实际与账面的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８５８７９万斤！
这能怪谁呢？小麦亩产３８５３斤，玉米亩产１．２万斤，红薯亩产２０多万斤，难道不是大丰收吗？这些高产数字不是从你们嘴里吹出来的吗？既然有这么高的产量，难道不应该向国家多交售些粮食吗？全县人均粮食１５６５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一切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当人们艰难地吞咽苦果时，才悟到吹牛皮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要用天文数字计算。
关于９０００万斤的征粮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娄本耀向我介绍了如下情况：１９５８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记得是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的会议。会议调子一开始就很高，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气力抓好粮食征购，产量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会下，信阳地区行署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市委书记表态报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５００斤，杠杆一定，人们都往高处报，惟独平舆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说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３００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恁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没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哩？”蔡中田叹了口气，说：“唉，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画了一下，说：“９０００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８００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１亿斤啦。”
瞒产私分坚壁清野
据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载：全中国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实际产量才达４０００多亿斤，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５％。
但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９６０亿斤猛增到１１７５亿斤，增长了２２．２３％，在大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时把夏粮基本吃尽的情况下，秋收时交征购粮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恐慌和不安。同时，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强行收回货款）和高征购，引起了农民的更大恐慌和坚决反抗。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困难重重，大量的蔬菜留在地里宁可烂了，也不卖给国家，不足１００斤的猪也宰吃了，冬天降临，市场便出现了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的短缺现象，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外流逃荒……
一场骇人听闻的高征购开始了。
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党委的领导者们首先为老百姓设计了一个光辉灿烂、十分诱人的图画：
口粮：从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２日起由原来的３６０斤提高到５００斤，每人每月４１斤，炼钢铁人员６０斤。标准内要吃红薯３０％～５０％。
饲料：牛、驴、马每头全年６００斤，猪每头全年２００斤。
种子：本着保证密植、根据需要、留足够用的原则，每亩小麦３０斤，大麦３０斤，大豆１０斤。
这是一种画饼充饥的欺骗方式，把粮食征完，一切计划都成为一纸空文，事实就是如此。
明明油脂征购任务１２８５万斤，已经大大超过了产量，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领导者仍信口雌黄地说：“国家征购以后，留在农村的油脂仍有３３２万斤，每人平均９斤，这个数目是很可观的，基本解决了全县油脂产销矛盾。”
县里召开了粮食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乡乡长、财粮、会计、大队长、总会计、粮所主任等７１０人。会议上，不管县委副书记李世英喊破了喉咙，会议的气氛仍是热烈不起来。该开会时开会，该吃饭时吃饭，人们就是不发言，不表态。关王庙乡十九大队大队长赵毛，开会打瞌睡，讨论还是瞌睡，总有睡不完的觉。别人说：“赵队长，该你发言啦。”
他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说：“发啥言？人家咋着咱咋着，老丈人死了哭爹，随大溜。”说完，倒头便睡。
沈寨乡会计李全德发愁地说：“一听说开征购会，我就打软，弄不好要扒脖子。”
关王庙乡九大队会计说：“去年开征购会，我报的低了，把我辩论了三伙，是铁也打烂了，今年叫咋着就咋着。”
屈打成招哭犹不及
别看人们在会上不发一言，可会下肚里的小九九打得很精。沈寨乡二社的会计沈万治，每次开会总是坐墙角，眯缝着眼，一言不发，可肚里却打着小算盘。来开会的时候，队长把他叫到一旁，十分严肃地交代：“万治，你这次去开会，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全大队千把张嘴跟着你吃饭哩。”
沈万治问：“队长，你说让我报多少？”队长十分为难地叹口气，说：“说少了对不起毛主席，说多了，老百姓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说，１３０斤的单产。”
沈万治说：“队长，我就按你说的办，１３０斤的单产。”
队长看了一眼沈万治，咂咂嘴说：“万治，你去开会也作难，弄不好就得挨辩论。不中，你就往上多报一点，报１５０斤；再不中，再报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