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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幻灭-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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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放心地放起高产‘卫星’来。”
  1958年曾任遂平县副县长的周玉莲回忆说:“那时的行动口号就叫人热血沸腾,如乘风坐电,超火箭,越卫星,气吞宇宙,排山倒海,保证亩产千斤县,跃进声势冲破天。”
  乖乖牛皮太大太大了
  “卫星”上天了!其辉煌壮丽的景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今天的科学家在按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点火装置时,也禁不住自叹不如了。
  深夜,第六基层社二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清家里,灯光闪烁,灯光下,马清和生产队大队长徐铜锤、农技站技术员董长运在秘密交谈。马清发愁地说:“看来今秋这形势逼人哪!咱要不放颗高产‘卫星’,怕上级不愿意哩。”
  徐铜锤说:“那咱就放他一颗,奶奶的,牛皮也不是光兴人家吹,咱也兴吹吹。”
  马清问:“董技术员,你觉得这水稻亩产能打多少斤?”
  董长运沉吟片刻,说:“最多打个600多斤,虚报一点也只能打800多斤。”
  徐铜锤说:“800多斤不中,人家小麦还亩产3853斤哩,我看要放就放大点,在800斤前面再加个8就行了。”
  董长运吓得一激灵,说:“乖,8800斤的亩产呀,别打渣子了,牛皮太大了,太大了。”
  马清吸着烟,思虑了一会儿说:“我看就这样定了,就说水稻亩产8800斤,放出去再说。”
  于是,秋季水稻第一颗高产“卫星”上天了,亩产8800斤,在此监视收打的有团委书记冯道中、农业站技术员王新斋,证据确凿。好个“证据确凿”!
  第十一生产队的水稻高产“卫星”一放,把邻近的第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吓了一跳:奶奶的,亩产8800斤这么大的“卫星”就在枕边硬是没发现,真是瞎眼了!想想,第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还挺生气:你他娘的第十一生产队真不够意思,放这么大个“卫星”也不透个口风,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难看吗?你能放,哪个龟孙子不敢放!
  放!放个大“卫星”让十一生产队看看!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群情激奋,摩拳擦掌,生产队队长李西庚自告奋勇,说:“就放我种的那块试验田。”那是一块玉米地,仅有1.2亩,玉米也确实长得不错。可“卫星”放得更不错,亩产5400斤,而且又是经团委书记冯道中监视收打的,准确无误。
  十队的人们心里平衡了,出气了。
  谎言的野火很快把人们的心烧野了,处在一个可以任意胡说八道的环境里,人们很快就忘乎所以,肆无忌惮了,谎言说过100遍就会变成真理。
  为了表彰人们移山填海放“卫星”的冲天干劲,遂平县委及时编发出套红的号外,专门登载“卫星”奇迹。
  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第二基层社第二生产大队实现水稻亩产万斤,是该生产大队支书梁玉坤、大队长徐启山、技术员王臣创造的,在收打过程中,该社社长郑广毛亲自监收过秤,1.2亩的水稻试验田,竟打了16500斤,折合亩产13750斤。
  这一下子把8800斤的“卫星”甩得太远啦。
  群众放“卫星”,干部怎能无动于衷呢?于是第六基层社的党委书记徐本元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也要放“卫星”,让人们知道,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群众。他和团委书记冯道中一商量,就在自己种的1.1亩水稻地里放出亩产万斤的水稻“卫星”。
  干部带了头,群众争上游,该社第一大队第二青年队队长吴新亭、左德富一咬牙,放了颗谷子高产“卫星”,亩产1864.9斤。
  刚开始,人们在放高产“卫星”时,还有点顾虑。左顾右盼,想等别人放了自己再放。再说,谁也拿不准这高产“卫星”到底放多少算高产,看看人家,一比就心中有数了。可是谁知这放“卫星”也得抓紧时间,等人家乒乒乓乓放得满天都是“卫星”时,那些等待观望的人们才恍然大悟,放得越晚越被动。为了表示立功赎罪,“卫星”就往大处放,越放越大,越放越高,人们仿佛吃错了药,得了“说谎症”,一个比一个地撒起了弥天大谎,而且一个比一个说得理直气壮,一个比一个说得堂而皇之,说得脸不红心不跳,说得毫不羞耻,说得气冲霄汉,说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人人都知道是在说谎,人人都拼命地说谎,人人都装出十分相信说谎,不是逻辑发生了错乱,而是说谎为美、说谎为荣的环境改变了人。
  遂平县委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卫星”上天,专门在县委的红头文件上开辟了“卫星榜”以助声威。于是,更大的高产“卫星”直冲云霄,使银河系更加灿烂,让人瞠目结舌。
  高产不在地好坏,谁说劣地不打粮。岈山人民公社又放出一颗亩产31403.33斤的水稻大“卫星”。一亩水稻3万多斤,这在遂平县高产“卫星”史上是第一次。
  深秋的一天下午,岈山管理区第六大队水稻营营长赵书祥发愁得没吃中午饭,一个下午总是在稻田里转来转去,害牙疼似地哼呀嘿的。驻队干部王富合也蹲在地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们怎么能不发愁呢?上午公社来电话,催问有没有高产“卫星”,听口气十分不满意,说人家生产队大大小小的都放了“卫星”,就你们第六大队,连个“卫星”毛也没有,真的想当小脚女人啦!
  赵书祥心里着急:哪个龟孙不想放“卫星”?看着前前后后的生产队都争着放“卫星”,他心里实在是担心。有心放一个“卫星”吧,老少爷们儿谁不知道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他们会指着自己的脊梁骨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不放“卫星”吧,上级饶不了自己,弄顶右倾的帽子戴戴就坏事了。正当赵书祥剪不断理还乱的当儿,公社催着放高产“卫星”的电话又来了,这如同火上浇油,搞得赵书祥六神无主。
  驻队干部王富合心里也不好受。他是上级派来到史庄蹲点的,一个秋天风里雨里也没少干活,累得黑瘦。可是庄稼怎么打也放不出高产“卫星”来。这让一贯老实本分的他心里直发毛。他心里很明白,高产“卫星”放不出来,他是甭想给上级交差了。轻则弄个右倾,重则丢了饭碗。可是,王富合打心眼里不乐意说这个谎话。事到如今,这个谎话不说又不中。
  两个老实人被逼急了,一咬牙,叫来了副大队长秦满盈、团支书秦守建。赵书祥黑着脸把上级要放高产“卫星”的指示向大伙讲了一遍,说:“大伙看看咋办?”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话。王富合看看大伙说:“唉,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俺也知道说瞎话亏心,这个心咱就亏一回,放个高产‘卫星’。”
  赵书祥咬牙切齿地说:“奶奶的,这回咱不放则已,一放就放个最大的。让他们都知道咱史庄的人不是熊包。”
  人们忙问:“营长放多大的?”
  赵书祥一拍大腿说:“放他个水稻亩产3万斤,大就大狠点。”
  人们都吓得浑身一哆嗦,说:“咦,放恁大?”
  王富合也恼了说:“再加1000多斤的零头,才像哩。”
  1958年9月25日,公社农技站站长董贯林、县报记者郑道群,亲自过秤监打,完全属实,水稻亩产31403.3斤。
  社员人人都是大学生
  查岈山因为人迹罕至,穷乡僻壤,野兽出没,人们便编织出许多民间传说,其中不乏鬼狐精怪,也有不少美妙动人的憧憬,凤凰山的传说就十分动人。凤凰山位于查岈山人民公社的西边,约二里左右,这山酷似一硕大无比的凤凰翩翩欲飞。传说古时候这一带劳苦人民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整天为财主当牛做马,到头来却被财主榨尽了血汗,逢年过节,穷人不会写春联,就用碗在红纸上扣圈圈。不知哪一天,山村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走村串户教穷苦百姓识字、学文化,穷苦百姓高兴得把她奉若神明。这事却惹恼了财主们,他们暗中察访,发现这美丽的姑娘是凤凰变的,就暗地里作法,坏了风水,人们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了。从此,穷苦人民又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从这则民间传说中,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盼望学习文化知识的迫切心情。
  时间匆匆,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58年的秋天,短短的几天时间,人们把千古梦幻变成了现实,据1958年9月11日《光明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等570多所,学员10多万名,基本做到了每个社员都成了大学生。
  村支书任命了大学教授
  大学遍地都是,知识成了大食堂里的菜汤,任谁盛上一碗喝下肚里,就会立时成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
  1958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查岈山人民公社四大队王资庄的人们刚刚吃过晚饭,就听军号声嘀嘀嗒嗒地响起来,男女青年便纷纷拿着小木凳,互相打着招呼,向村中的三间草房走去,王资庄农业大学上课了。课堂是三间草房子,门口一块白木板上写着“农业大学”几个黑字。
  教室里没有课桌,一个泥巴垒的讲台,墙上用锅灰涂成的黑板。人们陆续进了农业大学的门,各自找了地方坐下来,有说有笑,一会儿,一个穿着黑夹袄的汉子手里拿着馍走进来,边走边吃上了讲台。
  这汉子叫吴套,是村里的会计,解放前上过几天私塾,念过“人之初,性本善”,学会了加减乘除。自从上级要办农业大学的会开过以后,村支书在村里的人堆里数来数去,最后选中了吴套。
  村支书找到吴套,说:“吴套你会加减乘除法吧?”
  吴套眨眨小眼说:“会倒会一点儿,就是难点儿的不会。”
  支书说:“多难的你不会?”
  吴套想想说:“数多了我就不会除了。”
  村支书拍拍他的头,说:“就这吧,你当大学教授吧。”
  吴套吓得蹦起来,说:“去吧支书,大学教授能是玩的,我是蚂蚁尿书上———湿(识)字不几个,别让人笑话我了。”
  村支书说:“不当能中?这是政治任务。”
  一听说是政治任务,吴套不蹦了,这年头谁敢惹政治呀?吴套只好苦着脸说:“中,支书,我先丑话说头里,我只能教加减乘除。”
  村支书苦笑着说:“你就是教个小老鼠爬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就中。”就这样,吴套当了农业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吴教授,吴教授。”人们半是戏谑半是调侃地乱哄哄。
  吴套把馍送进嘴里,用手抹拉一下嘴角,说道:“教授,上课,上课。”人们渐渐静了下来,纷纷掏出铅笔、小本本放在膝盖上,吴套在黑板上写了一气,转身对大伙说:“今天学习乘法,大伙先记记,再跟着我念。”人们就照葫芦画瓢地在小本本上记,有人说:“吴套啊,千万别学得多了。回家跟老婆一睡觉就忘光了。”
  王资庄农业大学办了一个月就散伙了,一是农活太忙,没人学了;二是吴套把肚子里的东西也教完了,再教没东西了。吴套对校长姬振华说:“校长,我可是没啥可教了。”
  今天,当我到王资庄采访时,当年的大学校舍早已扒掉了,当年的大学生们早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老妪。教授吴套早已耳聋眼花,佝偻着腰在村头晒暖,老眼昏花地看了我一阵子,讷讷地说:“胡弄,如今我连乘法口诀都忘了。”提起当年事,他有隔世之感。
  四海来宾出尽风头
  伴随着深秋的金风,岈山人民公社的名声越传越远,终于名扬天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全国第一个高产“卫星”把岈山人民公社推向了辉煌的峰巅。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参观团,前往岈山参观学习,仅一个月时间,参观团就达29个,参观人数达31800人。北京的大右派章伯钧、储安平他们来接受教育了,参观了龙沟食堂,亩产3853斤的“卫星”地等,这些大右派们一个个服气了,都纷纷表示:“人民公社的伟大奇迹教育了我们。”那些蓝眼睛金头发高鼻梁的西方人也来了,摄影机对着放了“卫星”的麦秸垛照个不停,嘴里不住地“OK”;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来了,他们带着显微镜,挖来“卫星”地的泥土进行化验,无不感叹人民公社的伟大。
  岈山几百年哪出过这样的风头呢?这一阵子陈丙寅和钟清德忙得不亦乐乎,公社研究决定,成立一个接待团,下设经验介绍组、伙食接待组、交通运输组,专门负责一切来访接待事务。为了全面介绍人民公社的经验,全社设立了25个展览馆,展览内容有漫画、快板、实物,使前来参观的人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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