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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
今天弗里德带孩子去上学，安妮穿着不合适的衣服，光脚穿着凉鞋。我对此可以不介意，但我保证看到的每个人都会谴责妈妈而不是爸爸：怎能让孩子穿这样的衣服去上学？
弗里德：
玛丽每天从办公室给孩子打两次电话，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也给她打电话。今天，我保证记住打两个电话，但我工作起来常常忘了时间。
今天办公室特别忙，我一直在开会。天啊，我的上帝！都4点了。“我得去打个电话了，非常重要。”我跳起来说。
玛丽：
平常，我6点忙完工作。我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睡觉前玩一会儿。今晚我回家很晚，因我知道弗里德在家。7点钟时，我惊讶地看到办公室里仍有许多人。我想如果我多工作一会儿，我会晋升得更快，更有钱，也更有名气。我感到惭愧，因为我没在工作上花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大的精力。但如果反过来，我也会负疚于孩子的。
弗里德：
上午10点带马克斯看完牙科医生，决定做点正事：要干的家务太多了，浴盆周围要重修，洗衣篮装满了脏衣服，娱乐室里只有一个破旧汽车，还需要一个淋浴帘，3点半接孩子，5点半开晚饭……一想到这些，我就晕头转向。
玛丽：
今天晚上有两件事让我醒悟。第一个醒悟是我在付月账时产生的。我整理着弗里德的家庭开支记录，我发现他记得一目了然，而且谨慎地安排了我和他的银行账户，收入支出都有一本明细账。这要花许多时间。我想知道他在单位是否也如此井井有条，因为他在厨房里总是一塌糊涂。
我最大的醒悟是有些事情我没有去做：我没有捡起扔了一地的玩具；没有下楼去晾晒衣服，虽然它们皱皱巴巴地堆在洗衣机里；我没有为了让孩子们早晨吃饭时能找到匙子而去收拾洗碗机。这种听其自然的旁观者行为使我自己大为吃惊。
弗里德：
今天上午在公共汽车站，我碰见女儿同班同学的妈妈苏珊。她谈到孩子们星期六聚会的事，她说：“我要打电话给玛丽，安排一下。”
“不用打电话给她，告诉我就行。”我说。
她被搞糊涂了，可能认为我在开玩笑。于是我开门见山地说：“听着，苏珊，”我为自己响亮的声音感到惊讶，“我能做50个人的饭，我想我能保证两个5岁孩子活动的一切后勤工作。”
“哦，弗里德，我肯定你行，我只是……”
“下午两点整，说定了。”我一下做主了。
回家去拿提包，我停下来想在日历上勾出活动日期。啊，真糟糕！那儿挂着玛丽的礼品盒和便条：“星期六下午参加汉纳的生日聚会，两点整。”
玛丽：
我已安排了一个保姆今晚照看孩子，我打电话告诉丈夫一同去他最喜欢的饭店，路上我还买了一束花送给他。我想以后他也会这样做的。
弗里德：
快起床，收拾房间。就是按我的标准，这房间也太乱了。玛丽从来都是将一切收拾停当才坐下休息。我手忙脚乱地去整理，可怎么也弄不干净，只好下午接着干，非常缓慢，比玛丽干得慢得多。这工作太难，交给她吧。
玛丽：
今天早晨，我读着报纸，心里想弗里德是否也在看报，他告诉我他应该有一个早上休息一下。下午，他打扫房间，我除草，然后我和马克斯看电视上的摔跤，然而我真正想的是明天做晚饭。
弗里德：
千言万语难以正确描述夫妻在家庭中的角色，一出喜剧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
上一周有太多的笑料，但事实上这是件严肃的事。一段小实验使我真正认识到一个事实：玛丽对家庭和孩子承担的责任太重，而我则相形见绌。
其真正的原因是我们都充当传统的角色：两个孩子，两份工作，生活就变得忙碌，结果各自干自己最拿手的工作，以求高效率。因为各自从小在不同的环境里受到不同的训练，于是便各显其能。
我们的孩子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当他们看到母亲成功地完成了父亲的工作，父亲竭力负责家务，或许他们会有所改变。
我对繁忙的家务重新做了安排。从今以后，马克斯管洗碗，安妮负责倒垃圾。永久下去，并非一周。
玛丽：
好！也许这一周我和弗里德同样有许多收获。这个小试验成功了，我得放松一下。
第四章 得不到的未必是好的
雨桐在纽约读书的时候，也算是个校花级人物。她人长得漂亮，功课又好，当时围在她身边的人很多，可她没有真正动过心。她心里始终觉得民是最好的。她和民是5年前认识的，她刚19岁，大学一年级；民是研究生，已经结了婚。是民先对她表示好感的，她也很快地接受了。她喜欢民智慧的额，还有他是男人中的男人。大二的时候，雨桐就出国了，这段感情也带了出去。
后来，民也到了美国，在洛杉矶读商科。不久，他和太太正式分了手。雨桐知道后，大为感动，她觉得民离婚完全是为她。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她就把纽约的一切事情结束掉，飞到了洛杉矶。一个月后，她和民在洛杉矶结了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蜜月的时候，雨桐就觉得这段婚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她已经不快乐了。日常琐碎实在的生活让她承受不起。她每天除了做饭以外，还要去餐馆打工。民的学费很贵，又没拿到全奖，他需要她工作。刚开始，雨桐放工回到家，民还问几声辛苦不辛苦的话，后来，连这也省了。他只忙他自己的事。他英文不是很好，念书念得很吃力，情绪也就常常处于低潮，加上雨桐又老是抱怨他不疼人之类的，他的情绪就更低了。他需要的是女人的体贴、鼓励，而不是不断的索求。在这样的环境下，和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人结婚也许是错了，他哪里还有精力去哄别人？太累了。雨桐对民的冷淡除了抱怨之外，也只能忍着。可后来，雨桐就有了不能忍的事了。她发现民还和别的女人来往。有时，雨桐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断或者不出声。雨桐想起从前，从前民背着他以前的太太和自己来往的事，那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雨桐接的，对方不出声，雨桐索性把电话筒摔给了民。民接完电话就匆匆出去了。听到门哐当响的声音，雨桐觉得有一种彻底的悲哀，一种和民过不下去了的感觉，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一脸。她开始怀念在纽约的日子，她想起沈涛。当时，沈涛常常约她出去，但一直是普通朋友的相处，沈涛想进一步的交往，被雨桐拒绝了。现在想来，沈涛实在是个不错的人，他现在在一家很大的公司工作，一定不会叫自己去餐馆打工的，他会宠自己的。雨桐此时非常渴望有人宠她。
吃晚饭的时候，民还没有回来，雨桐又忍不住满面是泪。她打了个电话给沈涛，边说边抽噎。她也提到了离婚的可能性。沈涛只是听着、很少插话，最后才说：“离婚的事，你再考虑考虑，当时你在纽约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有个最爱的人，现在竟变成这样。如果你和我在一起，情形也许更糟。反正，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放下电话，雨桐忽然间也不那么难过了，沈涛说的也许是对的。人总是以为得不到的才是好的。以前，自己那么要死要活地要和民在一起，也曾经想过只要得到了，一生就全满足了。可现在呢？
第五章 圣洁的背景
4年前，我是武汉一个专门替父亲开夜车的“的哥”。我们共开一辆红色富康，他开白天，我开夜晚。
曾经，我是多么知足而惬意地逡巡在这都市的夜里呵！没有上大学，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没有母亲，那生活中曾有的惟一约束——我的醉鬼父亲身上小丘般凸起的肌肉如今也松弛了。我不会弹钢琴，不会说英语，更不会什么电脑，可这一切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开车，每月能挣2000多块养活自己！除了不会文雅地生活，卡车、轿车、自行车我全会修。悲伤时，我把车开出城外，在狂飙的速度中打开收音机尽情地吼叫发泄；欢喜时，专门找漂亮女孩搭车，操着蹩脚的普通话与她们聊天，到了替她们打开车门还分文不收……日子就这样在车轮卷起的尘烟中一天天流走……
可有很多怅然若失的时候，我莫名地想到“妈妈”。有个妈妈该多好啊！她会用她的慈严让我身上少一些匪气、流气和俗气，或许我会被逼着念完高中，甚至上大学，做一个体面的文化人，再谈一场诗香墨浓的恋爱……可从我记事起，我的醉鬼父亲便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妈死了。
那个夏天，武汉奇热，许多人直到傍晚才肯出门，所以开夜车的生意特好。我在把一个客人从汉口火车站送达武昌的一条深巷后，决定在这个连路灯也没有的僻静小巷抽支烟歇一会儿。我闭了大灯，打开收音机开始吞云吐雾。突然我发现，有一对母女搀扶着经过我的车向前走去。那女孩一手高举着一个打吊针用的输液瓶，一手用力搀着病中的母亲，口里不时柔柔地安慰着呻吟的母亲。当身着一袭白裙的女孩如天使般消失在黑暗里的时候，我那干涸粗糙了近22年的心突地湿润了。已经是深夜11点多钟了啊！我迅速打开大灯，为她们照亮前程。就在她们快走出巷口的时候，我一踩油门追上她们。我拉开车门对那女孩说：“去医院吗？我送你们，不要钱！”那女孩望着赤着上身的我满脸惊疑，我慌忙套上背心结结巴巴地说：“相……相信我，我……我没有妈妈！”
那个晚上，我一直陪着她们。直到凌晨3点钟，我才把她们送回到那条小巷深处的家。那个叫小蓉的女孩下车时，一定要付给我钱，我几乎是求着对她说：“小姐，你让我尝一回给妈当儿子的滋味，好不好？”透过灯光，小蓉的脸美丽而苍白。我把烟盒一把扯开，写上我的呼机号，对她说：“你妈有事，随时呼我！”
从此，我常常会莫名地把车从汉口开到武昌来，甚至拐进那条小巷，只为看看小蓉家的灯是否还亮着。而我的呼机却从未被小蓉呼过，我的心怅然若失。
大约1个月后的一天，小蓉终于呼响了我的呼机。我救火般飞车赶到，小蓉的妈妈已经昏迷在床。我和小蓉把她抬上车赶往附近的陆军医院急救。在6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中，小蓉哭了又哭。我从她的哭述中才知道，这个女人原来并不是她的亲生母亲。这个离过婚的不幸女人，其实只是她的初中语文老师。因为小蓉没有母亲，老师便一直像母亲一样关怀着她。小蓉的父亲几年前去世后，便干脆认了这位郑老师做母亲，两人相依为命一起生活到现在。郑老师因为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和心脏病已提前退休，而小蓉其时则正在华中理工大学念二年级。
在医院的长椅上，小蓉如惊恐的小鸟倚在我的肩头睡着了，而我的心却悲伤而黯淡。如果小蓉不是这般如诗如画的女大学生，我一定会发疯似地追她，用我一身的气力和热血呵护她，然后与她一起侍奉这个病弱而善良的妈妈。可我只是一个鄙俗的“的哥”，在这两个善美的女人面前，我只配打开那扇朝北的车窗，遥看天上那母亲般圣洁的月亮，数那美丽的爱情星斗……1个月后，我开车帮小蓉把郑老师从医院接回。到她家时，我执意把她一直从车上背到床上。就在我为她打开桌上的电风扇时，我突然被她桌上用相框嵌住的一张小孩照片惊呆了：天啊，这张照片竟和我周岁时的照片一模一样！在这张放大的照片的右上角，还有一张郑老师抱着这个小孩的小合影。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莫非，莫非……
我一把将小蓉拉至屋外的车上。我问她：“小蓉，麻烦你告诉我，郑老师以前有一个儿子吗？”小蓉说：“有的，还跟你同姓哩！她以前的丈夫是一个长途汽车司机，后来被单位开除了。两人离婚后，那男的从不让她见儿子。他搬家后，郑老师就再也见不到儿子。她每年到了儿子生日那天，总是要大哭一场……”
我发疯似地把车开到家，像一头粗暴的小牛一样把在家中酣睡的父亲唤醒。我狂怒地向他吼道：“你告诉我，我妈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你好狠心呀！你让我做了20多年没妈的孩子，让我和你一样活得粗俗、没用。我恨你！”
那几天，我像痴了一样，把车开在路上，一个客人也不拉。到了后半夜便把车悄悄开到小蓉的屋前，一边放音乐，一边哭。我是多么想推开这道门去认我的亲妈！可是小蓉的话却像刀子一样逼退着我，让我无法积聚勇气。
妈妈常对小蓉说起我，说我“抓周”时什么也不抓，就捡了一支大毛笔；说我10个月便会喊“妈妈”；说我1岁半便会唱“小兔儿乖乖，把门开开”；说我现在一定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