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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等人的16篇文章组成的对蒋介石的“祝寿专号”，忠言直谏，反对蒋氏三连任总统的违宪意图，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如此祝寿，撼动人心，酣畅淋离，连销九版，一时洛阳纸贵，造成政界学界轰动。自然，紧随而来的，就是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剿了。
（二）
从1957年7月开始，《自由中国》连续8个月推出「今日之问题」的15篇社论系列，全面检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从政治到经济的各方面问题与症结，并在最后直达问题的总关键——反对党问题。
“反对党问题”的出刊表明，雷震不仅透过《自由中国》发挥知识分子的言责﹐更企望以行动结合台湾的本土精英，他计划于1960年准备筹组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以组党的实践活动召唤政党政治。于是，雷震从“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这一行动，终于彻底开罪了当局。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起诉雷震，并处以十年徒刑，此即轰动一时的「雷震案」。《自由中国》编辑傅正、经理马之肃、会计刘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惊闻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号当天，向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专电曰：「台北外交部请转陈兼院长辞修兄：九00号电敬悉。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说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甚不明智，其不良影响所及可预言者，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皆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雷儆寰爱反共，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贻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专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
在台湾，由于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国》实际上已无法再办下去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总共存活了10年9个月又10天，前后共出刊260期。而出刊这10年，正好横跨上世纪整整一个五十年代，这也是国民党自大陆退守台湾后，在政治上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年10月22日；胡适曾对记者表示：外传《自由中国》的编委们有意请他担任发行人主持复刊，他从未接过相关信函，也无人和他谈过此事（《胡适先生年谱初稿长编》，3343页）。不过，胡适先生又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唐德刚说，雷案之后，胡适好像一下子老了30岁。1961年阴历5月26日雷震65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赠予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适就因心脏病而去世了。
对台湾民主宪政发展来说，雷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自由中国》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10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钱永祥语）
回望台湾政治的风雨之路，《自由中国》所传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结成“正果”。
宏观而言，台湾的民主之路，民间的政治力量，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办刊议政”与“参选组党”。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不过，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组织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雷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可谓一身而二任。他先是办《自由中国》，发挥言责；1960年，又以行动筹组反对党，以实力制衡。也就是说，中国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体力行。最后，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于良知的坚毅信念和道义形象，升华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其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专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国》社同仁罗鸿诏、殷海光而建。墓园被命名为“自由墓园”。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岁。而早在1977年，时年81岁的雷震，
就已自题碑文为：
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
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先生之墓
生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殁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顿在“自由墓园”。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亲笔题写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题一九七七年四月
时年八十一岁
《自由中国》的英魂，栖息在“自由墓园”中，应是得其所哉了。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
（一）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近代中国最富自由独立色彩的报纸《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和主笔，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在他主持笔政期间，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这是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奖项。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并创办《夏声》杂志，1911年归国，任《民立报》编辑。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因其文名，经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张季鸾先生处世颇有棱角，仗义执言，以致曾两度入狱。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他对于宋教仁被刺杀案，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袁世凯死后，他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一介书生，两度落难，两次获救，大落大起，预示了其一生的坎坷与辉煌。
张季鸾染有中国文人的文风余韵，又有现代学人的广博知识，象梁任公一样，笔起波澜，引领风潮，掀一时之气象，成舆论之重镇。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吴出资5万元使报纸经济独立）合作接手大公报，这是其一生的转折点。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论及“不党”，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论及“不私”，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 舌”。
论及“不盲”，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这八个字，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灵感骤涌，而是渊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张季鸾为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社评＇抗战与报人＇）
事实上，张季鸾的确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胡适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以胡适之为人为文的平实理性、宽容厚道和冷静渊博，以张季鸾为人为文的理路清晰、见解独到和热情洋溢来看，上述品评，绝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论世，一语中的。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二）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
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
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应当注意他所指的《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点。即，《大公报》虽然具有国际媒体通行的商业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它还拥有中国文人论政的深厚传统。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这就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
有鉴于此，他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又提纲挈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而一流的学识经验与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当时有人评论说，张季鸾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这种风格，播洒于万千社评之内，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有助于造就社会上健全的判断力，有益于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迈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