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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新的分行经理与副经理都要步行若干英里会见村民，向他们讲解组成借贷小组的程序，还有我们关于“只接受处于最劣势的人”的政策——指那些住在远离将要设立分行的地点的妇女们。无论下雨还是晴天，他们从不停止访贫。他们不可以通过委任村民做代理，那是政府官员们的一贯做法。最终，是他们的苦干而不是言词，缓和了村民们的态度。
而这个过程仍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常见的情况是，村民们根本不相信这些谦恭的访客是银行的官员。往往是当地的教师最先辨认出这些客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但是这些教师都没上过大学，他们简直难以相信任何有硕士学位的人会在如此糟糕的村子里工作，还要每天步行好几英里，与如此穷困的人打交道。新经理们常常受到村子里宗教与政治头脑人物的怀疑。在坦盖尔，我们首次遭遇了保守的宗教人士的大规模反对。那些家伙无数次地宣扬说，妇女从格莱珉接受贷款就是擅入禁止女人进入的邪恶领域，他们试图以此来吓住没有受过教育的村民们。他们警告妇女：如果加入格莱珉就将受到惩罚，死后不得以伊斯兰葬礼安葬——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妇女来说，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还有一些经常在村民之间散播的流言，对格莱珉的工作人员来说极其荒谬可笑，而对于一个贫苦妇女来说就是极其可怕的了。35岁的马哈拉尼·达斯（Maharani Das），来自巴图卡里（Pathuakali）的沿海地区，别人告诉她，和格莱珉接触就会把她变成一个天主教徒。她的家人为了禁止她加入格莱珉打过她好多次。20岁的穆萨玛特·库提·贝格姆（Musammat Kuti Begum）来自福里德布尔（Faridpur），尽管别人警告她格莱珉会把她送到中东卖到奴隶市场，她还是加入了。35岁的莫桑马特·马尼简·比比（Mosammat Manikjan Bibi），来自派帕拉（Paipara），她说：“那些高利贷者和有钱人告诉我，如果加入格莱珉，我就是一个坏穆斯林，那家银行还会把我带到海上再扔到海底。”曼奇拉·卡图恩（Manzira Khatun）38岁，来自拉杰沙希（Rajshahi）地区，她听说，如果加入格莱珉就会受到酷刑，胳膊上被刺上许多刺青，并被卖到妓院去。据说，格莱珉会将妇女转变成天主教徒，使妇女不恪守“遮蔽”的规矩从而摧毁伊斯兰，窃取房屋和财产，拐带妇女贷款者，携带还贷的款子逃走。它还从属于一个国际走私集团，或是一个新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会像两个半世纪以前的英国人那样，使孟加拉重新沦为殖民地。
以上只是其中区区几例，一旦谣言开始传播，局势就可能很快紧张起来。例如在坦盖尔的一个村子，一个宗教领头人威胁要对我们的经理动武。经理看到根本无法和那个毛拉理论，便不声不响地关闭了分行，离开了村子。他告诉那些想要加入格莱珉的人，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只得到邻村去参加预备会议了。一些妇女为了组成小组加入格莱珉，每天都得跋涉到邻村去。但另一些人由于看到格莱珉帮助邻村居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受到鼓舞，就走去见那个宗教领头人，和他争辩。
“你干吗要威胁那个格莱珉经理？”他们问道；“格莱珉到我们村来，只是来做好事的。”
“你们想下地狱吗？”毛拉回答说；“格莱珉是一个天主教组织！它想破坏‘遮蔽’的规矩。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
“那个格莱珉的经理是个穆斯林，他对《古兰经》比你还了解呢！而且，格莱珉允许我们在家工作，不用出门就可以脱粒、织地席，或是做竹凳。银行都开到我们家里来了，那怎么违反‘遮蔽’规矩了？在这儿，唯一违反‘遮蔽’的人就是你，让我们不得不走上好几英里到邻村去你才高兴了。是你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格莱珉。”
“去找那个放贷人吧，他是个好穆斯林。”那个不知所措的毛拉回答说。
“他要收取10％的利息！如果你不让我们从格莱珉借钱，那你就借我们钱。”
“别缠着我。白天黑夜的，你们的骚扰真让我受够了。”
“是你不让格莱珉到这儿来，是你骚扰了我们。”那个妇女回答说；“你得让格莱珉进我们村，不然我们就不走。我们每天都来骚扰你。直到你让那个银行进来。”
“哦，那好吧，你们都下地狱去吧。如果你们自己想要万劫不复，就加入格莱珉去吧。我反正已经尽力挽救过你们了，谁也不能说我没有尽力警告过你们。滚吧，借钱去吧，找死去吧！”
那些大喜过望的妇女急忙结帮成伙跑到邻村，告诉那个格莱珉的经理，她们已经和毛拉谈好了，毛拉不再反对，他现在可以回来了。经理感谢她们为他所做的执著努力，但是他说，只有当那个威胁过他的人本人来请求时他才会返回。他不想有任何误解，也不想自己和格莱珉的同事们受到任何人身安全的威胁。
于是那些妇女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又去找她们的毛拉，又开始和他争辩，直到他被整个事情搞得厌恶之极，厌倦不堪，他真希望从来没有卷入过。最终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邀请那个经理再回到他的村子里来。这当然不是特别盛情的邀请，但大家都听到了，那是重要之处。
《穷人的银行家》 第二部分第六章 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6）
那些最绝望的、没有食物的、被丈夫遗弃的、只能靠乞讨来养活孩子的妇女们，通常是最坚决的，不管谁威胁她们都要加入格莱珉银行。她们别无选择。有时，她们如果不从我们这里借贷，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死去。那些被可怕流言震慑的旁观者很快也发现，格莱珉的经理对于一些宗教问题的理解经常要比那些说他们是反穆斯林的指责者们更为深刻呢。
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根本就不是通过小额贷款规划消除贫困的障碍。伊斯兰并不是完全地禁止妇女通过自己谋生而改善其经济状况。1994年，伊朗总统的妇女事务顾问到达卡来访问我，我问她对格莱珉是什么看法，她说：“在伊斯兰教法或《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内容是反对你们事业的。妇女为什么应该饥饿贫穷呢？相反，你们正在做的事太棒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整整一代儿童受到教育。多亏了格莱珉的贷款，妇女才可以在家，而不是到外面去工作。”
许多伊斯兰的学者也告诉我们，伊斯兰教法关于禁止收取利息的内容，不能应用于格莱珉，因为格莱珉的贷款者同时也是银行的所有者。宗教禁止收取利息的目的是使穷人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是，在穷人拥有属于自己的银行的情况下，利息完全是付给了他们共同拥有的公司，因而也就是付给了他们本人。
但是，要培训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学会如何克服来自政治与宗教领头的敌对，而不会危及他们自身及其所服务的妇女们的安全，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几年下来，我们学会了，我们应该先从村里的一个小角落悄悄地开展他们的业务。一旦有几个绝望的妇女相信并加入了格莱珉，情形就改变了。她们得到了钱，开始挣到多一点的收入，在她们身上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其他人也开始表示出兴趣。我们发现，在起初的抵制阶段过后，贷款小组会迅速地组织起来。僵局终于被打破，曾经拒绝我们的那些妇女开始说了：“为什么不呢？我也需要钱。事实上，我比那些已经加入的人更需要钱呢。而且我可以更好地使用它！”人们渐渐地开始接受我们，抵制渐渐消退了。然而，在每一个新开展工作的村子，都会有一场硬仗。
在数以千计的村子里重复经历所有这些斗争之后，再听到人们对我们的成就不屑一顾，说什么格莱珉的成功是由于一些无法复制的地域文化方面的因素，真是令人愤怒。为了在孟加拉取得成功，我们不得不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文化做斗争。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去建立一种反传统的文化，珍视妇女的经济贡献，奖励苦干和惩治贪污。格莱珉积极致力于打破付嫁妆的惯例以及对于“遮蔽”习俗过于苛刻的解释。真的，如果谁想找一个最难推行像格莱珉银行这样规划的国家，那么我认为，孟加拉肯定排第一位。当我们看到格莱珉的模式在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南非和玻利维亚——仅列举这几个国家——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一次次使我们回想起来，在我们自己的祖国里，面对缺乏活力的经济，保守的精英阶层，还有频仍的自然灾害，我们曾不得不去克服了多少巨大的障碍啊。
到1981年底，当我们在坦盖尔的两年试验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央银行要求其会员商业银行的董事经理们对格莱珉的工作做个评估。他们的反应使我困惑：他们把格莱珉的成功归结为一个因素——我本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敬业献身。他们仍然确信，格莱珉的概念是无法扩展的。
“格莱珉并不是一家真正的银行，”一个经理说；“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不坐在办公室里按银行家的钟点上班。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到深夜，并且像童子军那样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复制的模式。它过于依赖尤努斯教授的人格品质了。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分行都有一个尤努斯。”
我很愤怒。凭什么我们努力工作却要受到打击呢？这些总裁们拒不承认格莱珉建立起了一个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的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而是不断地试图把我们的成功归结于我个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这与两年以前我们在乔布拉村进行很小范围的试验时我所听到的反应，一模一样。
第六章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穷人的银行家但是这种遁词掩盖着一种更大的忧虑。这些商业银行家宁愿将大笔的钱借给很少数的客户，而相反的，我们以拥有众多贷款者而骄傲。我们的年度报告列出了成千上万笔小额贷款项目，都被用来做各式各样新的生意：从脱粒到做冰淇淋的棍，做黄铜贸易，修理收音机，加工芥末油，或是培育榴莲。
环顾着围桌而坐的这些表情严肃的人，我接受了他们的挑战。“好吧，”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试验扩展到一个很大而分散的地区呢？你们尽可挑选能够找到的最贫穷、最边远的地方吧。要确保地域分散，相隔很远，那样，我就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了。”
我拿起纸笔，当时就画出了一个格莱珉试验的五年扩展规划。我还向中央银行承诺，不会要他们花一分钱。我们从别处筹集实施那一规划所需的资金。
自从在吉大港执教时起，在我要求支援时总会有一个国际组织来支持我。这就是福特基金会。林肯·陈（Lincoln Chen），史蒂芬·彼格斯（Stephen Biggs），彼尔·富勒（Bill Fuller），还有其他人，支持了我们的事业。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福特基金会对我们的试验尤其感兴趣，并积极帮助我们消除那些商业银行家的疑虑。当时福特基金会驻孟加拉的代表亚德里安·杰曼（Adrienne Germain）请了两位美国银行家做顾问，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评估。玛丽·霍顿（Mary Houghton）与罗恩·格齐文斯基（Ron Grzywinski）都来自芝加哥南岸银行，他们到达卡访问我们，还去了许多村子访问，看到的东西使他们深受感动。
1981年我告诉亚德里安说：“我需要一笔机动的资金，用它来应付我们日常工作中的问题。我还需要给为我们提供资金的商业银行家提供一项担保，这样，他们就不会借口规划扩展风险过大而退出了。”
由罗恩和玛丽推荐，福特基金会同意向我们提供80万美元作为保证金。我向他们保证，我们根本不会去动它。“有这笔钱在那儿，就会带来神奇的效果。”我说。
它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把那笔资金存在伦敦的一家银行里，从未取用过一镑。
我们还从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农业开发基金（IFAD）商贷了340万美元。这笔款项与从孟加拉中央银行贷出的一笔贷款对应，将在之后三年内用于五个地区的格莱珉扩展规划。
于是，在1982年，我们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