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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小龙站了起来，两个陪同犯人也一左一右站了起来，夹持着他走到牢房门口。有人给卢小龙戴上手铐，又裹挟着他穿过暗黑的看守所院子，几经拐弯来到看守所大门内的一片空地上，胖所长背手站在那里，一片昏黄的灯光照着影影绰绰的人群。所长挥了挥手，有人把他的手铐摘下来，接着上来几个军人，抖开一条麻绳，将卢小龙双臂反剪在后，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一边捆一边使劲勒着。卢小龙被勒得呲牙咧嘴。听见所长轻声说了一句：“捆上七分紧就可以了。”最后，卢小龙被捆成一团，蜷缩地站在那里。所长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说：“好好去吧。”他被丢到一辆卡车上，接着又有两三个被捆成一团的犯人被丢了上来，而后上来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押送他们。卡车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掠过北京郊区的村庄、树林及田地，路两边的树木鬼影憧憧地掠过，风冷而坚挺，卢小龙觉得黑暗中的天地很清爽。他想到了十年前的一个像这样暗黑的黎明，他和六七个人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过一个会议，那天，他们还看到了一对跑上跑下的小松鼠。
天亮了，他们被拉到一片荒凉的河滩地，周围有一道铁丝网散散漫漫地包围着。卢小龙被推下车，其他几个犯人也被推下车，他在等待最后的仪式，那肯定是被推到一个地方，然后响起枪声。然而，在一片嘈闹中，始终没有进入程序，听见全副武装的人员在那里说着、嚷着，还要等另外一辆车从另外一个监狱里拉来执行死刑的犯人，一同进行。在琐碎庸俗的等待中，太阳高高地升了起来，这片当做刑场的河滩地显出毫无刑场肃杀气氛的浅薄和平常来。熬了越来越长的时间，行刑的队伍显出焦躁和不耐烦来，更将死刑的严肃性破坏了，最后，他们干脆将卢小龙等几个死刑犯又推到车上，然后在车子四边的树荫下或站或坐等了起来。很长的时间过去了，太阳已经移过了头顶。又过了很长时间，当整个河滩地都被秋天的太阳晒得有些蔫软时，那边又一辆军用卡车拖着滚滚尘土急驰而来，又一批全副武装的人员推下几个捆成一团的死刑犯，这一下，萎靡不振的河滩地出现了有声有色的杀气。
卢小龙与六七个死刑犯被摁着跪立成一排，望着前面干枯的河滩和远处不成体统的山脉，他知道后面远远地已经有一排军人端起了行刑的步枪，他静静地等待着。后脑勺似乎被人揪住了头发，一阵嗡嗡作响的发麻，又像是长起了一堆草莽，扎得他后脖颈疼痛。
他永远无法知道，就在今天，在北京城内，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被捕。
就历史而言，“文化大革命”到此已算结束。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要想点什么，就像每次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想最后看一眼试卷一样，然而，在什么都来不及想的空白中，他接受了落在后脑勺上的沉重一击，眼前一片血红，接着便听到枪声。
他的身体轻轻一飘，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此告终。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５日一稿北京
１９９９年５月５日二稿北京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２日三稿北京
后记
一
作为老三届的一个普通成员，我曾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又由于一份思想的执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努力地做过各种社会调查。近年来，有关这一阶段历史的更多资料、素材被逐渐披露、整理和出版，也有了更多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与研究，我对此也做了尽可能详尽的收集。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写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小说。为此，我在艺术上尝试并探索过多种风格与手法，在思想上也做了相应的准备，曾经写下一份几十万字的“文化大革命大事剖析”的理论札记。现在，多年的夙愿总算实现了，我写下了这部《芙蓉国》。
对于这段历史，应该有文字记录下它们。 二
描写“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有几个难点：一，这段历史太近，全社会都经历过它，任何一部作品必须经得住阅读和检验，任何虚假敷衍的描写都将显得做作可笑。
二，这段历史素材浩瀚，不仅有数以亿计的人亲历，还有无数文字资料。如何在作品中艺术地概括这段浩瀚的历史，自然颇费琢磨。
三，这段历史又是错综复杂的。当一个作家试图去描写它时，如何不受各种表面现象的迷惑，需要思想的犀利与感觉的敏锐。
四，面对这段政治色彩很浓的历史，各种理念都可能纠缠作家的创作。艺术家自然要从艺术上概括历史，然而又不可能抛弃理念。如何理清纷至沓来的理念，并达到超越，最终解放出活生生的艺术感觉，在尽可能自由驰骋的艺术创作状态中写作，是需要训练的。 三
在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经常感到两种相逆的思维程序：一个，是艺术的、文学的思维程序。那就是从人物丰富的感觉、心理活动的全过程出发，进而是人物行为构成的情节与故事，再进而，这些故事汇成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成为人物活动舞台的背景。
反之，是历史学的、哲学的思维程序。最先考虑的是整个历史背景，进而考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行为、情节与故事，再进而去个别地探究某些人物的心理与感觉。
希望《芙蓉国》这部书是艺术的、文学的，是从人物丰富的心理感觉出发去展开故事、勾勒历史的，一切都在人物的心理感受中展现和表现；同时，作为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
全过程的作品，又希望它能够对这段历史做出概括，有关“文革”十年的重大事件都不该被忽略，不该被遗漏。 四
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是这部作品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在《芙蓉国》这部书中，所有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而故事情节则是虚构的。
第二，大的空间环境如北京、上海、河北、江西、河南、山西、长江、黄河、赣江是真实的；而小环境如燕京区、北清大学、北清中学、日月坛公园、西苑等是虚构的。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一个虚拟的燕京区，缩影和凝聚了“文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
第三，作品中的历史人物是真实的，除此以外的众多社会各阶层人物都是虚构的。 五
在写作蕴酿过程中，作者一直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作品与生活的距离感。观察和描写的眼光既不可离生活太远，也不可太近。特别要避免太近的倾向。因为一个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的经历所迷惑。
读者一定会注意到，这部作品在描写“文革”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对那些在当时看来弥漫时空的“革命”口号、政治“理想”做了相当有距离感的节制的描写。作者无意连篇累犊地重复和渲染那些淹没一切的表面的革命狂热，而是力图表现那些“绝对革命”的口号与行为下掩盖的切身利益与人格心理。
历史没有给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中国提供一个超越商品经济发展的乌托邦理想王国的存在基础，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调动起来的不过是各种现实的社会矛盾与情绪。就历史而言，它是一个逆经济发展的倒退；就活生生的人物而言，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各种人性的暴露。
在所谓的革命洪流下面，揭示和表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饮食男女，才是有文学意义的。 六
正是在“文革”的废墟上，诞生出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改革运动。
作者认为，面对这段历史，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与历史责任感应该是能够统一的，艺术家对艺术的绝对追求和对民族的责任心是可以统一的。我是中国的作家，我热爱中华民族，我深信自己的民族有勇气正视自己经历过的全部苦难，并从中磨练出开创光明未来的必要的觉醒。
我用艺术家的真诚写下这段历史。
我用艺术家的良知写下这段历史。
我希望为这个饱经沧桑又奋力前进的民族写下它不该忘记的历史的一页。
希望这部书能够随着时光的流逝，多少经得住阅读的检验。
这部书写给共同经历过“文革”十年的中国几代人。
这部书写给我的可以称之为“老三届”和“知青”的同代人。
这部书也写给现在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那种可以大串连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段很好玩的岁月。希望我们的孩子及更遥远的后代在真正想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时，能够有这样一些书可读。
当然，这部书也写给那些希望真正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世界友人。
就在写作“后记”的时候，我还曾翻看到书稿中有关刘少奇的描写，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在那时都无法借助宪法保护自己最起码的公民权益。他的令人深切同情的悲惨命运，大概是中国那一段可以称之为“浩劫”的历史缩影。
但愿这段历史永不被人忘记，永远不要重演。
作者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