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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点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身躯比他们都高大，坐姿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高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强大，天子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眼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满，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具有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当然，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些人大概永远没有威胁他的可能。眼下，他正需要这班人权力的逐步扩大，以解决整个政治权力的重新建设。
在中国，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深谋远虑，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甚至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经常愿意住到南方，而不愿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实际上，他在中南海远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长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在中南海，他是最高领袖，有足够的服从、足够的保卫、足够的服务，然而，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见惯、按部就班了，就连警卫见到他的机会都比较多。根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汉，总有一些诚惶诚恐、分秒不离的崇拜与服务包围着自己。那里的每一个省市领导、军区领导都会日夜围绕在身边，以此为重任。服务人员一见到他，都如绽开的鲜花般露出羞怯的兴奋。整个世界更灵敏地反应着他的意愿，到处一触即动。
当他在各省市视察时，能够感到他的巨大权力在空间上的移动。当他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杭州、武汉游泳、晒太阳，与簇拥着他的人海阔天空地谈笑时，北京的一切还在他的掌握之中，还要听他的指挥。全国各地走一走，才更自在，更舒畅，更悠闲；悠闲完了，再到庄重严肃的中南海指挥政治，更是一件非常有兴致的事情。
江青总是喜欢打断别人的话，张春桥正在汇报北清大学的情况，她就插话进来：“现在北清大学真正和工作组斗争的是造反派第二号人物呼昌盛，武克勤态度暧昧。”毛泽东摆了摆手，说道：“她是反北京市委起家的，这个基本立场她不会改变。”康生扶了扶眼镜说道：“武克勤只是有些观望而已，主席一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她会紧跟而上的。”毛泽东又摆了摆手，说：“凡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派，今后即使犯错误，都要想办法保护。”江青在黑框眼镜后面眨了眨眼，看着左右的同僚说道：“主席这个指示我们一定照办。”陈伯达连连点头，康生也连连点头，张春桥、姚文元更是连连点头。
毛泽东心中讽刺地笑了。现在的江青比前些年顺眼了，不过再顺眼，他也很不愿回忆延安时期与江青故事的开始。那时，江青刚到延安，每当他做报告时，她总是想方设法挤到第一排，仰起面孔目光崇敬地看着他讲话。他承认，作为大城市来的年轻漂亮的女性，江青的目光也曾激励了他讲演的热情，当时的江青相貌是很出众的，大大的黑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后来的发展，特别是进城以后的故事，是他最不愿意回顾的。看着江青在这个年龄还忸怩作态，不由得心生厌恶，一闪而过地浮现出一句有典故的话：“以色事他人，色衰而爱弛。”他知道这是历史上哪个皇帝身边的哪个女人说的话，却不在记忆中确认它。
江青那白皙而略显松弛的面孔，特别是脖颈上那已显松驰的皮肉，让他生出又怜悯又嫌弃的情感。他知道什么叫年轻的生命，他喜欢年轻的生命。任何东西衰老了，陈旧了，松驰了，懈怠了，就唤不起他的热情了。而他总希望保持自己的热情，总在寻找新鲜的生命和新鲜的事物。文化大革命就很新鲜。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演中，江青的敏锐积极倒很有点可爱。不谈感情，只谈政治，江青倒颇有一种生龙活虎的新气象。
听着汇报，毛泽东由姚文元那张胖胖的圆脸想到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恍惚之间，又由这篇文章想到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一想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眼前最先冒出的总是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阳光照得刘少奇的白发和白上衣耀眼发亮。刘少奇总是目光有点发直地看着别处，无论他如何回忆，都难以在记忆中出现一个刘少奇正对自己的面貌。另一个出现在面前的人物就是彭真。这个和自己身材一样高大的人物倒总是在记忆中正对着他，他那张长大的脸，很高的发际，常常给你古代人扎束起头发的感觉。
彭真的桀傲不驯是更令他不快的。离开理论的思考，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一幅把彭真、刘少奇这两个人物赶下台的画面。
他问了一句：“彭真现在表现怎么样？”江青扭头看看康生，康生动了动那张多皱的面孔，回答道：“没有写出更深刻的交待检查。”毛泽东没有任何表示，缓缓地抽着烟，让烟雾在客厅中有如千军万马铺展开。
１９６５年９月至１０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曾经别有深意地讲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讲这话时，他注意到彭真毫不在意地抽着烟。后来他问彭真：“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看着他想了想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但话中有着顽固的保留态度。毛泽东心中掠过一丝冷笑：对彭真这样的人物，很难晓之以理，只有晓之以利害。毛泽东在那时已经准备好了一枚重型炸弹，那就是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和张春桥、姚文元联合炮制，姚文元执笔的，前后十易其稿，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
当它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文汇报》发表之后，全国和北京的各主要报纸在彭真等人的控制下竟不予转载，毛泽东至今还能体验到自己当时的愤怒。北京在彭真等人的把持下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要打破这个独立王国，批吴晗就是为了打掉彭真。
当１１月２９日、３０日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毛泽东知道，文化大革命终于由此打开了突破口。政治上的反动人物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今年２月８日，彭真拿着一个《二月提纲》「2」到武汉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他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问话的结论不言自明，彭真却说：“不能算。”这是彭真又一次顽固的政治对抗。当时，他虽然含威不露，却在心中对这个与自己同样高大的男人产生了极为仇视的情绪。他知道，凭体力自己不可能打倒他。凭面对面的谈话，也不能压服他。
他既不动手，也不动嘴，依靠的是政治。他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勃然大怒地批判对手，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他所要做的是把手中的力量调动组织起来，从从容容地解决问题。他想到自己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讲的话了：“对这样一个政权，就要不断地清洗坏人，像剥笋一样不断地把皮剥下去。”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不用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这样被剥掉了，现在又剥掉了彭、罗、陆、杨，今后，无非接着剥就是了。
汇报听得差不多了，他摆了摆手，对江青等人说道：“你们把几个大学反工作组的材料留在这里，我看一看。另外，转告刘少奇，明天让他主持一个情况汇报会。你们把情况在汇报会上再谈一谈、议一议，问题不难解决。”他指着面目严肃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不要杞人忧天，天塌不下来。”众人都笑了，纷纷起身告辞：“主席，您早点休息吧。”毛泽东拍了拍茶几上刚刚堆上来的材料，从容大度地起身说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我连夜完成你们交给我的这些任务。”
众人恭恭敬敬地走了，江青走在最后，转身对毛泽东说：“主席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毛泽东摆了摆手：“你们就准备去情况汇报会上放炮吧，我先看看材料。”江青顿了顿，想说什么，又觉得不妥，走了，边走边挽住小护士李秀芝亲亲热热地交待着什么。
人散尽了，毛泽东在客厅里踱了几步，在沙发上坐下。他拿起茶几上的材料，翘起腿，把材料放在膝头，一边看一边举起右手。李秀芝这时已回到客厅，连忙将一支粗铅笔放在他手中。毛泽东在第一页材料上就做了勾画。李秀芝俯下身问：“主席，您就在这儿看材料？”
毛泽东点了点头。李秀芝说：“我给您按摩一下肩膀吧。”毛泽东继续看着材料，李秀芝站在沙发背后，解开毛泽东衬衫领口处的两个扣子，把领口撩开，隔着里边的汗衫按摩起毛泽东肥厚的肩膀。
她看到毛泽东在材料中随手划了一道，标出一个错别字，在那一行中，北清大学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呼昌盛”错写成了“呼昌胜”。在又一行中，他在“北清大学学生卢小龙”中的“大学”二字下划了一道杠，李秀芝知道，这里应该是“北清中学”而不是“北清大学”，“中”错写成“大”了。接着，毛泽东在又一页材料上郑重地画了一个问号和一个惊叹号。
李秀芝手底下觉出了毛泽东很接受这种按摩，并且微微动着肩膀，把需要着重按摩的部位表示了出来。她更加用力地按摩起来。
注：
「1」《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不久被全国各大报刊转载，开始了批吴晗（《海瑞罢官》作者）、批“三家村”、批中共北京市委的运动，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
的序幕。
「2」《二月提纲》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针对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彭真担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２月８日，彭真等人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该提纲，随后，《二月提纲》经政治局常委传阅同意后，作为文件批发全党。此后不久，１９６６年５月，《二月提纲》被毛泽东及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否定。
第二十四章
卢小龙被北清大学工作组当作反革命学生隔离审查了。他原本是北清中学的学生，因为进行了破坏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活动，便成为北清大学反干扰、查反革命运动的对象。北清中学是北清大学附中，北清中学工作组又是北清大学工作组的分支，所以，将卢小龙当作北清大学查反革命的成果也是顺理成章的。
最初，他被关在办公楼最高一层的一间小空房里。由于四层楼的窗户与楼下校园里的人随时可以联络，隔离效果不好，又有跳楼自杀的危险，所以，又将他转移到校办工厂一个闲置的危险品仓库中。
转移是在天刚蒙蒙亮时候进行的，卢小龙被六七个人押送着来到新的隔离审查地。为了防止他逃跑，他被反剪着胳膊，穿过一片楼，又经过一片校办工厂，沿着校办工厂红砖围墙，走过一段还算平稳的小路，跨过几条污水沟，又走过一段杂草簇拥的土路，在一片榆树、灌木、荒草的包围中，出现了一个旧青砖小院。院墙很高，上面布着铁丝网。猪肝色的大铁院门左右对开，两米高的门上是一排标枪一样的铁栏杆。大门两边的院墙上，可以半清楚半模糊地看见“危险物资，请勿靠近”的大字。院墙外的荒草一人多高，靠门口一株细瘦零丁的向日葵从荒草中探出小得可怜的圆脸，让人想到“正西风落叶下长安”「1」、“人比黄花瘦”这两句不相干的诗来。向日葵四周的金黄色花瓣有点蔫卷，像一夜辛苦留下的倦怠。
押送他的人中有一个长方脸络腮胡的校办工厂工人，大夏天的早晨，披着一件破棉袄。
他掏出钥匙打开了门上的大锁，哗啦哗啦地上下摇着，试图拔开水平走向的铁门栓。因为年久不动，风吹雨淋，铁栓和铁箍锈在一起，拔不动，只能用力将门栓转动。铁器磨擦的声音尖利地划破寂静的清晨，在空中撕开了一个有形的裂口。看见铁锈粉末似的落下来，络腮胡像拔河一样向右侧用着劲，在上下转动的同时进行横向拔出的运动。一个趔趄，铁门栓终于拔开了，披着破棉袄的络腮胡几乎摔倒在地。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