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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背着手站在书堆面前，显得很宽大又很权威地对身后的李浩然、茹珍发着指示：“要低头认罪，接受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态度要老实，要认真交待罪行，不许耍滑抵赖。”他一字一句地说完这些话后，踹了一脚书堆说道，“这些你们来不及处理，我可以派人来处理。”红卫兵们满面尘土地从各屋归拢过来说：“搜查完了，没发现别的。”他显得极为威严地挥了一下手，说道：“押出去。”红卫兵拥上来，一左一右分别反剪住李浩然和茹珍的双臂。马胜利这一刻觉得自己体格极为威严：大大的脸盘、突起的颧骨及额头都显出钢铁一样的权威。他像首长一样微皱着眉头指挥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执行《十六条》。
好，走吧。“
红卫兵架着李黛玉的父母踏响着楼梯下楼去了。马胜利背着手瞄了一眼李黛玉，转过目光很有首长气派地问了一句：“你今天还去批判大会现场吗？”李黛玉咬着嘴唇摇了摇头。
她像一片可怜的柳叶一样，孤零零地悬在半空中。
马胜利背着手在书堆旁来回踱了几步，站住，又瞄了一眼李黛玉，觉得自己像门一样宽阔的身体足可以将李黛玉整个装进来。他真喜欢自己万分强大、对方十分弱小的感觉。
李黛玉领口露出的纤瘦的脖子和凸起的锁骨让他觉得十分动人，那零乱的、遮挡在脸上的头发更惹人怜爱。他说道：“你不必去了，就在家听广播吧。”他指了指窗户，“你家离操场不远，操场又增加了高音喇叭，你在家就可以受到教育。”说着，他从书堆里拣起一本名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小薄书来，看了看，很权威地说道，“这本书可以保留，”便撂到书架上，转身背着双手迈着很重的步子快步走了。
李黛玉瘫倒在椅子上。保姆昨天就吓得算了工资，逃离了这个反革命家庭。现在，狼藉不堪的家里只有她一个人，马胜利刚才下楼时把碰锁很重地撞上了。在这个“洞穴”里，她有气无力地喘着，粘热的汗水粘着衣服、裤子。窗外的高音喇叭响起了批判大会的口号声。这些声音像夜晚的探照灯一样强烈，直射进屋里，所有的墙壁似乎都在嗡嗡共鸣这个声音。听得出今天被批判的不止是父母，从点到的名字和呼喊的口号看，似乎有几十个人，都是这两天红卫兵破四旧中新揪出来的。
知道不是专门批判父母两个人，李黛玉心中稍微减轻了一些压力。然而，一下午不停于耳的“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浩然、茹珍”的口号声始终在打击着她。傍晚时分，大会结束了，久久不见父母亲回来，李黛玉几乎要崩溃了。
终于，听到一片嘈闹的脚步声，又响起了很重的敲门声。她扶着墙，急忙穿过走廊去开门。一群红卫兵将父母押送了回来。看到父母的样子，李黛玉惊骇得浑身哆嗦。父亲和母亲都被剃成了阴阳头，那一半白光光的头皮、一半花白的头发，像是要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一样。
母亲两眼直直地盯着眼前，她那被剃了一多半的白灿灿的头皮十分难看，剩下一小半花白的头发像鬼毛一样披在头上，让你不敢正视。父亲一定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低着头不敢正视女儿的目光。马胜利没有来，押送父母的是中午来抄家的那群红卫兵。其中有一个瘦瘦的红卫兵长得一副高眉骨、凹眼窝的广东人模样，他说：“这是北清中学红卫兵剃的，我们今天全是文斗。”说罢，一挥手带着人走了。
李黛玉扶着父母在椅子上坐下来。母亲胳膊肘支在大腿上，双手托着下巴，两眼发呆。
父亲捂着脸仰靠在椅背上。屋里死一样寂静，李黛玉找不到安慰父母的话。
夜晚，李浩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终于想明白了，他起身到柜子里找出两瓶安眠药。
被蹂躏了一天的茹珍躺在床上已经昏昏睡去，这时突然醒来，在枕头上欠起头，直愣愣地看着丈夫，她说：“你手里拿的什么？”李浩然说：“我睡不着，吃两片药。”茹珍一下从床上硬撑着坐起来，蓬松着半边头发有气无力地、又是认真地说道：“你可不能自绝于人民。”
李浩然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说道：“我知道，畏罪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
茹珍前倾着身子，两眼浑浊地坐着，双手抓住自己的双脚呆呆地停了一会儿，说道：“你为什么拿出两瓶安眠药？”李浩然把安眠药又都放回床头柜的抽屉里，说道：“顺手拿的。”茹珍呆呆地看着自己脚边的床单，似乎在使自己清醒。过了一会儿，她抬眼看着丈夫说道：“你是不是受不了了？”李浩然说：“有一点。明天开始，每个系轮流批斗，确实觉得有点受不了。”茹珍想了想，说道：“受不了也得受，”她双手摸着自己的脚趾走了一会儿神，又躺下了，说：“你可不能做不负责任的事。”李浩然说：“我知道，那样会连累你和孩子。”茹珍看了看丈夫，闭上眼，说道：“你知道就行。”便又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看到妻子已经睡熟，李浩然又拉开床头柜，轻轻拿出那两瓶安眠药，走到书房，在沙发上坐下。面对眼前小山一样的书堆，他觉得自己有了一种平静。似乎从这一刻起，他已然得到解脱。他拿出一摞稿纸，垫在大腿上写起来。他先写了一份给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总站的“认罪书”，交待自己之所以隐藏宋美龄的反革命照片多年，就是为了准备迎接反革命复辟。他特别说明，这是为了到时候向反革命表示忠心的一个凭证。他还说明，此事系他一人所为，与茹珍无关，因为茹珍与他的政治立场一贯不一样。他在最后写到：“我自知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罪大不赦，所以畏罪自杀。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批斗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执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
“认罪书”写完了，他又写了一封给妻子茹珍的信：“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对婚姻的选择。我们的婚姻是一个错误的婚姻，多少年来，它给我带来了无尽的苦恼。我也知道，这于你也是件不幸的事情。我们两个本该及早分道扬镳，但却一错再错，错到今天。几十年来，你从没有真正理解过我，也不愿意理解我，而我好像也从来没有理解过你。我们天生的秉性就合不来。当然，在政治上我们的看法也经常不一样。多少年来，我觉得受到的最大压迫就是家庭的压迫，我常常为此苦恼。
然而，为了黛黛，我迁就了你。当然，你也迁就了我。如果有来世，我想我还愿意遇到你、认识你，但是我们绝不要再做恋人和夫妻。
“这么多年，应该说你没有对不起我，而我却在对不起你。因为我敷衍了你几十年，这无疑是我的极大罪过。今天承认这一点，对我是一种解脱。作为一个男人，我这一生软弱到极点，我从未向你表露过我的真性情。特别是当你婚后将你得意的计谋告诉我之后，我就对你不可原谅了。现在看来，我和我的第一个恋人张薇才是应该走到一起的。想不到你把她给我的接连几封来信都藏匿起来。我以为她离开欧洲去美国，完全忘记了我；后来才得知，这是你欺骗我的一个阴谋。我是在失恋的痛苦中与你结合的，这原本已是我的不幸。
你若将事实始终对我隐瞒到底，我也会获得一种平静。然而，你却因为得意将这一阴谋泄露给我，以为这是令人嬉笑的往事，这不啻往我心中扎了一刀。那天，你得意地放怀而笑，我却浑身发冷。在你得意的笑容中，我看到了你的冷酷和自私。从那时起，我就厌恶我们的婚姻。然而，我为黛黛忍受着。当然，后来也因为回国后的政治环境，尤其要忍受。
“你以为世界是你眼里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你从来没有理解过你以外的世界，你也从来没有理解过两个人走到一起意味着什么。婚姻是一种契约，这个契约从一开始就要以双方的诚实及心甘情愿做基础。当你玩弄了欺骗之后，这个婚姻对我们已经失去了意义。
当我今天因为政治而畏罪自杀，既是为了逃离政治的压力，也是为了逃离家庭的压力。
“告诉你这个真实的心理，可能是很残酷的。然而，如果我一生都用假象作为对你欺骗行为的报复，是更残酷的。你只欺骗了我两年，便向我坦白了你的欺骗，而我却欺骗了你一生，直到这时才向你坦白，相比之下，我比你更虚伪。我们相处了几十年，在分手之际，我把真话说出来，顿感如释重负。希望你能够原谅我过去的欺骗，也原谅我此时的坦白。我憎恨我的软弱，憎恨我的虚伪，憎恨我的敷衍，以为这样能够照顾好我的黛黛，然而，我们并没有给黛黛带来好运。
“最后，我对你还有一个欺骗，那就是我在政治上的反革命罪行，是我将那张反革命画报隐藏在大衣柜门里边。我知道你和我的政治立场一贯不同，你在政治上是始终要求进步的，我无法拉拢你，便想，什么时候反革命复辟了，有了这个凭证，就可以对国民党表示效忠。那时候，我政治上翻身了，再和你离婚，在婚姻上也解放了。现在看来，这一举两得的美梦不可能实现了。
“我的大势已去，只好以一死了结自己的生命。希望你能够按自己的理想活下去，能够活得好。希望黛黛以后嫁给一个出身红五类的人，嫁给一个工农兵，这是我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惟一愿望。
“仅此永别。李浩然”
信写完了，他看了看，觉得眼睛有些潮湿。他紧接着又写了一个简短的纸条：“茹珍，我走了。将我的认罪书交给他们，倘若他们不相信反革命画报一事与你无关，继续批斗你，你可以将我给你的信也交给他们，那他们就一定会相信你了。我想到东周列国里‘赵氏托孤’的故事了，在危难中，一个人去死容易，带活孤儿难，现在我就去做这件容易的事，你带着黛黛好好活下去。这张纸条看后立刻销毁。至嘱。李浩然”
他把“认罪书”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上写上了“呈交北清大学红卫兵联络总站”，又将给妻子茹珍的信放到了一个雪白的信封里，上边写着“吾妻茹珍收”，然后，将最后写就的纸条用曲别针别在了白色信封的上面。把这些都做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起身，在茶杯里倒了水，打开安眠药瓶，将两瓶安眠药倒在一张稿纸上，一撮一撮放在嘴里吞服着，直到全部服尽。
走到这一步，他知道已经没有任何犹豫与退路了，他的心情极其笃定、踏实。他决定将住了十几年的家看一看，也决定再看一看茹珍和女儿。
这是四居室的住房，一个大的单间，就是现在他所在的书房，两壁都是高高的书架，现在已经空空荡荡了，只立着残存的几本书，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毛泽东选集》，还有几本北京地图册。写字台上也零乱不堪，纸张漫铺着，笔桶倾倒，钢笔、毛笔、铅笔洒落一桌子。两个木扶手沙发中间夹着一个小茶几，上面养着一盆海棠。海棠正开着花，面对着壁立在面前的书山，有点独居深山幽谷的寂寞，让人想到荒山前的一棵古树。他站起身，看着眼前这堆书，康德也罢，黑格尔也罢，费希特、谢林也罢，费尔巴哈也罢，海德格尔也罢，萨特也罢，尼采也罢，柏格森也罢，都将与他一起付之灰烬。
他来到相邻的套间。套间的外面是饭厅，放着饭桌，墙角放着一张行军床，那是夜晚保姆睡觉的地方。看着这张吃饭的方桌，用手摸一摸那被多年汤水、油渍浸润的陈旧而又滑腻的桌面，让他回忆起了家常的生活。一瞬间不禁生出一丝对茹珍的怀念。他轻轻推开套间里屋的门，这是他们夫妇的卧室。一进门有一道绿绸子的屏风，走过屏风，就是同卧多年的双人床。茹珍像一个玩累的小孩一样，歪歪斜斜地俯卧在那里熟睡。她没有躺直，身体弯成一个弧度，头折成九十度陷在枕头里，两个手向上举着，可以看见她苍白、浮肿及疲惫的面孔。因为这一半正好有头发，那一半陷在枕头中，倒也看不出阴阳头的效果。俯瞰她的形状，让你想到一条趴在墙上的蜥蜴。他把两个信封连同别在信封上的纸条轻轻放在床头柜上。为了茹珍及时发现，他把茹珍放在枕边的手表压在了信封上。她有天亮前一醒就看表的习惯。
深夜的北京暑热已经过去，大开的阳台门缕缕凉风透过纱窗吹进来。想到就要和这个折磨了自己几十年的女人永别，他生出了一丝怜爱之情。他拿起床脚卷成一团的毛巾被，款款地放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