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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画乌回镇的女人。让女人们给他做摆设（胡达的原话），然后给她们一些报酬。后来有个汉子发现画家画了自己女人的奶和屁股，就联合乌回镇的其他男人把画家揍了一通，将他赶出镇子。他说完后得意地冲我笑着，我连忙说自己对人体不感兴趣，只喜欢画风景。他挺老练地说：“景中就没个人么？”
他走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在门口的雪地上发现了这双毡靴。我不知道是谁悄悄送来的。问邻居大嫂，她一看便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是胡达老人的手艺。”
你们在信上问乌回镇有多大，这让我怎么描述呢？它与周围的山林河谷没有界限，完完全全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显得很大。说它小，那是因为人家很少，不足百户。尤其是这样的时令，外面零下三十多度，偶尔碰见一个人在路上走，也都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不在路上讲话，户外没有人语声。有时会传来牲畜的叫声，那叫声也一样是寂寥的。这里的居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自己种菜和粮食。冬季的蔬菜基本以土豆、白菜和萝卜为主。它们被储藏在室外的地窖中，三九天气时要在里面生火驱寒。卫生所里只有两个医生，他们兼管打针投药。男患者打针时由男医生，而女患者打针则是女医生。据说以前只有男医生，妇女们生了病都不情愿打针（说是不愿意给男人露屁股）。没办法，乌回镇就从外面请来个女医生。这女医生很文静，单身，所以卫生所里上班时总是三个人（男医生的老婆不放心，也天天陪着来）。乌回镇还有一家商店（年轻人称为供销社，老人们则叫它合作社），冷清得很，两个店员总是面色青黄地打瞌睡。店里所卖的罐头的铁皮盒早已生锈，好像从二次大战的战壕中挖掘出的战利品。这里经常停电，所以蜡烛生意很好。那天我去买蜡烛，顺便买了两包卫生纸，然后抱着它们往店外走。遇见我的人都现出很羞怯的样子，原来卫生纸这种东西被认为是隐秘商品，不能明面拿着。当地的妇女去买它时总是提着个布兜，男顾客在场她们就去看别的商品，买时躲躲闪闪的，真是有趣。
你们问照片左上角那串草编铜钱，它是鱼纹送给我的。他用这东西换走了我的带小镜子的胭脂盒。鱼纹是自动找上门来的。记得是某一个中午，我刚吃完饭，正守着炉子烤瓜子，一个小孩子推门进来了（我像当地人一样不锁门），他就是鱼纹。他穿件蓝布棉猴，两个脸蛋冻得通红，吊着一串清鼻涕。他进了门口被热气给熏了个激灵，然后他开始嗤溜嗤溜地把鼻涕吃到肚子里，这才开口跟我说话。他说： “我能换你的东西吗？”我问：“你是谁？”“鱼纹呀。”他挺骄傲地说着，仿佛我到了乌回镇没听说过他，是大逆不道的。我便笑了。鱼纹像老熟人一样脱掉棉猴，从怀中取出一串草编的铜钱，对我说：“它不能当真的钱用，可是比真的钱好看。是我编的，一共二十一个钱。”我问他想换我的什么东西，他便挺老练地说他得先看看我的货。我便把一些零碎东西拿给他，后来他就对胭脂盒产生了兴趣。鱼纹个头很矮，跟他爷爷一样是薄耳朵，不过眼睛又黑又大。他告诉我他家里养着两头猪，一只羊，九只鸡，这些家禽一到春节前都将被宰了过年，只留下一只打鸣的公鸡。他比他爷爷还善谈。接着他问我在乌回镇过年吗？我说当然。鱼纹就乐了，问我大年三十晚上他要是来给我磕头拜年，我会不会给他压岁钱？我说那是自然了。鱼纹便显得欢欣鼓舞的，他在我的屋子里走来走去，给我讲一些他从老辈人那儿听到的鬼怪故事。黄昏的时候，胡达老人来了，他一进屋就说：“鱼纹，我就知道你上这儿来了，一来了外人你就来换东西。你换了啥？”
鱼纹笑嘻嘻地打开那个胭脂盒。胡达老人嗔怪道：“打小就花心，弄个胭脂饼子做啥？”
后来我从邻居口中得知胡达独居，除了年节之外，平素很少到儿子家去。乌回镇若是来了客人，只要是冬季来，一般都由胡达老人接送。雪爬犁在山中抄着近路走，会省去许多时间。不管什么人物来，胡达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人家带的东西，大约这与他是个手艺人有关。我还得知他少年时学过戏，跟过戏班子。他母亲是个红角，有次在南方的一个水乡小镇唱戏，被当地衙门掌印的人看上，活活地给抢到府上。那人这边强行纳妾，那边差人将胡达的爹悄悄装进麻袋，活活地给扔进河里溺死。从此胡达就失去了双亲，他到处流浪，拉过黄包车，给人修过脚，当过厨师。最后他从南方跑到北方，哪里人少就奔哪里走，结果就在乌回镇安家落户了。胡达最听不得的便是唱戏，所以连带着对一切声音都敏感。
乌回镇的天亮得很迟。八九点钟，太阳才苍白地升起。到处都是积雪，远山近山都是白茫茫的。有时我站在窗前看别人家屋顶的炊烟，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因为那炊烟已与天色融为一体了。我手上的冻疮用冬青水洗过后已经痊愈。只不过因为少见蔬菜水果，我的口腔溃疡，吃刺激性食物时疼痛难忍。镇子里的人对我很友好，腊月家家宰猪时，人们总是请我做客。以前我特别讨厌吃猪下水，到了这里后觉得那东西是这么好吃，喝烧酒吃臭烘烘的猪大肠真是妙不可言。有一次我醉在别人家的炕上，指着人家地上的鞋子叫“船”，而擎着筷子叫“桨”，成为笑柄。至于带来的那些颜料，我真是很难说出口，我全把它们涂到乌回镇人家的炕琴上了。他们让我画荷我就画荷，要多粉我就给多粉，过年时还给他们画门神和财神，所以黄绿红三色已经用尽了。领导要是知道我下来体验生活只是画这些个东西，非要气坏不可。可这里的人喜欢我画荷花小鸟、松树仙鹤，除夕时几乎家家都贴着我画的喜气洋洋的财神爷。他们请我画东西时，总是预备下饭食，回来时又给我带来些吃的。我便想做个画匠也不错，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只画炕琴和门神。我堕落了是吗？
鱼纹留下的那串草编铜钱被我当成装饰挂在墙上。你们问另外一些模糊的物件是什么，它们是桦皮簸箕（淘米用的）、火钩子、鸟笼子和豆角干。我失眠的毛病到这里不治自愈，每日都睡得又香又实，每天同当地人一样早早就起床了。有时我到江上去看他们捕鱼，更多的时候则是去他们那儿串门，听他们讲老掉牙的故事。这里的星光总是不同寻常的好。有时夜晚跑到屋外，仰头一望，满天的星星真叫灿烂啊。还有晚霞，这里的晚霞总是鸡血一样鲜红，同雪景形成强烈反差。
我告诉你们这里的人是如何过年的吧。他们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屠宰家禽、做新衣、蒸干粮、除尘，一直忙到除夕的早上这才罢休。无论男女老少都里里外外换上新衣。老人们挂灯笼，家庭主妇忙着祭祖，小孩子则将兜里装满瓜子糖果到处跑。男孩子放鞭炮，那响声就接二连三地闪现。小女孩则挨家挨户看别人家窗户上的剪纸，看哪种图案更妖娆。我是在邻居大嫂家过的除夕，吃过满盘的饺子后，刚回到家里，门就被撞开了。一股白炽的寒气中“嗵”地跌下一个小人，不住地给我磕头，磕得真响啊，鱼纹来讨压岁钱来了。我给了他五十元钱，鱼纹将钱拿在手中，说是要买几个小礼花留待正月十五拿到他爷爷的院子里放。我便问他爷爷在哪个儿子家过的年。鱼纹一梗脖子笑着说：“还不是跟往年一样？爷爷在每个儿子家的炕沿都沾沾屁股，然后就背着手回他自己住的房子。”
鱼纹说，胡达老人在大儿子家抽了根烟，告诉大儿子早些再找个老婆回家，不要把饭桌老是弄得油腻腻的；然后他去二儿子家，由鱼纹给他磕头。鱼纹每年磕头都会得到礼物，前些年是蝈蝈笼、鼠夹子、兔皮手套、松塔垒成的小屋子等等，今年是一条挂狗用的皮项圈。他在鱼纹家尝了一个饺子，嫌那馅不够咸。他去三儿子家吃了块糖，责备他家的灯笼没糊好，把糨子弄到明面上了，一块一块的白点跟长了癣似的；他最后到小儿子家，剥了一个花生吃，紧着鼻子说他家的酸菜缸没伺候好，有股馊味，然后皱皱眉一拍屁股就走了。
“你爷爷年年都这么过年？”我问。
“年年是这样。”鱼纹说，“他就喜欢我，每年正月十五我都去给他放花。”
正月十五的那天早晨，我还躺在炕上借着炉火的余温续懒觉，邻居大嫂忽然慌慌张张地进来告诉我，说是胡达老人没了。我不知道“没了”就是当地人对“死亡” 的隐讳说法，以为胡达老人失踪了。邻居大嫂说，鱼纹一大清早起来正在摆弄礼花，忽然从炕沿栽倒在地。他的头被磕了一个包，这时他忽然说他看见爷爷快死了，爷爷正在召唤他，他就撒腿往爷爷那儿跑。胡达老人果然躺在炕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喘气。见到鱼纹来，眼睛里漫出泪水，说了个“戏”字就咽气了。
“戏？”我问。
“戏。”邻居大嫂说。
我在胡达老人的家里见到了鱼纹。他通身披孝，也许因为泪水的浸润，眼睛更显明亮。他见了我，现出一种大人才有的凄凉表情。正月十五的夜里有许多人为胡达守灵，长明灯在寒风中瑟瑟抖动。鱼纹点燃了那几簇礼花。他每放一个都要说话：
“爷爷，快看，这个花像菊花！”
“爷爷，这花跟冰凌花一样白！”
“爷爷，这个花像是在泼水！”
仿佛胡达老人真的用另外的眼睛看到了似的。我问鱼纹，胡达老人死时果真说出个“戏”字么？鱼纹点点头。我想如果不是“戏”，便是“嘻”字了。对于生命的结束来讲，“戏”和“嘻”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胡达老人的死，使乌回镇失去了一个有光彩的人物。我几乎天天都穿着他送我的狍皮靴，用温暖的心境来怀念他。他的手艺真是好，所有的针码都压在靴帮里了，靴口轧着一圈缜密的花边。葬礼过后，雪一场比一场大，人们几乎足不出户在家 “猫冬”，只有鱼纹常常到我这里来。他通常是雪住后的早晨来，他带着一条黄狗，狗脖颈处的项圈是胡达老人最后的手艺。鱼纹跟着我学画财神和门神，他每次都带来一张白纸。我教了他一周后，他就能画个大概了。不过他总是喜欢把财神爷的胡子画得又长又飘，就像云彩一样。有时他也帮我烧水沏茶，还帮我抹炕上的灰，他勤快得很。我常常想，要是我能生一个鱼纹这样的孩子有多好。可我知道在城市里是不可能孕育出这样的孩子的。而我在乌回镇又不知不觉丧失了一次可能诞生灵性儿童的机会。
这话还得从你们收到的这张照片谈起。你们真细心，发现它的邮戳不是乌回镇的，而是出自与你们同一座城市的邮局。的确是这样，这帧一次成相的照片是我拜托一个朋友路过我们城市时寄给你们的。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胡达老人葬礼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那天有风，冷极了，镇子里的人传说有几个拍电影的人来了。我走出屋子，发现临江的高岗上果然有一群游动的人影。他们在拍歪歪斜斜的栅栏、木刻楞小屋以及雪爬犁和狗。我便抄着袖子凑过去看热闹。他们共有六个人，是一家海外发行制片公司拍风光片的。其中有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个子不高，面目酷似我已故的父亲（红脸膛，很大的眼睛，浓眉），他说话语速极快，在工作间隙不时与他的合作者打趣。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我，问道：“外地人吧？”我点点头。“写字的？”他略带鄙夷地问我，大约以为我是作家或者记者。“画画的。”我说。“哦，差不多都一样，都得用笔。”他挪揄地说，“在城里呆腻歪了，下乡揩贫下中农的油来了？”
他那无所顾忌的样子，仿佛与我相识已久。傍晚的时候，风住了，可灰云却压满了天空，气压低得很。我正在灶房中淘米，回忆着父亲生前的某些生活片断，他突然笑嘻嘻地像老朋友一样推门进来了。
“有我的饭么？”他问。
我呆立着。
“反正你也得吃饭，多做出一口就行。”他放下背囊，“而且我也会做饭。”
我便毫不客气地把围裙扔给他。我们用牛肉煮土豆，用粉丝炒酸菜，他边做菜边唱歌（这也与我父亲一样），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他吃饭的样子很贪婪，连菜底的汤计都不漏掉，吱吱地倾着盘子吸个溜干净。饭后，我们坐在炉火旁谈天（说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那张少年般的脸庞，他快捷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