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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可怜的正本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的又一本散文集。该书1995年8月在台湾出版。后因全国各省市的书市上出现了大批盗版本,作者迫于无奈,于1998年9月交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大陆版的《山居笔记》。本文为该书的序。有删节。
不知道这算是屈服还是抗争,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多年坚守溃于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纔交付出版,这是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故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现象,过去不会发生,今后难于理解,别处无法想象,有记述下来的数据价值。”
有没有数据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有责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
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给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
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1996年)夏天去新疆喀什,当地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去年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东、河南、广东等地被查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但从来没有哪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有几个专家告诉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极为可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印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同的。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盗版本之害的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的是盗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有不少读者还寄来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盗版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我突然想起,这本书印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当初领取过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正好与我购买此书送人的款项持平。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点奖励。”我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远在“再印”的盗版本。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时书商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本,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无办法的,他们的训斥引来了很多围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还在吼叫:“盗版?你纔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
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慰我:“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绑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经顺便去查询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脱贫,印一点既不反动也不色情的书,总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围的朋友说得更达观:“盗版,是在特殊时期普及文化的一条途径,也是对僵硬的出版体制的一种冲击,表面上恶,实质上善,你要看得宏观一点。”
有一位朋友来信说:“书市间见尊着被大量盗版,可喜可贺!惟一的遗憾是错别字太多,弟准备写一篇杂文《盗亦有道》,劝他们今后校对得认真一点。”这篇杂文,不知道后来写出来没有。
想来想去,我只有低下头来,继续写我的文章。新写的文章以“山居笔记”的专栏方式在《收获》杂志连载。
其时,新一轮的散文热已经兴起,书肆间各种散文选本波涌浪迭,我也渐渐被各地的出版社包围了。
他们赶了那么远的路找到我,大多还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来,请我吃饭,好言好语,最后都扫兴而归。其中最对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广州、湖南、四川、陕西的一些出版社,派来的编辑都是素质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还常常记起那些亲切儒雅而最终失望的面影。我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损害读者。”他们反驳的理由更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盗版本?因为还有很多读者买不到你的书。”针对我的顾虑,他们规劝说:“你怎么知道所有的读者会买你的一切选本?凡选本都会有重复篇目,到了具体读者那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说来说去,我终于同意家乡出版社选一本老家存档式的《秋雨散文》,东北的“布老虎丛书”编一本专题文集《文明的碎片》,这两本书既选了《文化苦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选了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专栏中已发表的一些篇目,后者还选了我的一些杂文、讲演和答记者问。
谁能料到,这两本书刚出版,又遇到大量盗版。据“布老虎丛书”的总策划安波舜先生告诉我,《文明的碎片》的盗版本制作相当精良。
而《秋雨散文》的盗版本则连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曾与妻子购了一大批送人,后来见到报纸上有一篇专谈识别真伪《秋雨散文》诀窍的书,纔知道我本人送出去的也全是盗版本。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了,出版家为遏制盗版而采取的措施,居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盗版。盗版者为什么如此强大呢?
就在这时,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说他新近买了一本《文明的碎片》,发现其中有些文章选自《文化苦旅》,这对他来说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拿着这封信我苦恼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确实有一批读者见了我的书每本都买。即便别人对不起我,我却不能对不起读者。反正朋友们谁都知道,我在出版书籍的经济收效上永远闹着难于置信的笑话,那就不应该再把这些笑话让读者分担。
我终于作出两项决定:一,与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我承担损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笔记》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大陆出版《山居笔记》。
第一项决定几经商议获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说,尽管《文明的碎片》仍是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但出版社愿意与我一起为读者着想,立即拆版停印,这让我十分感动。但是,第二项决定遇到了麻烦。
懊几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优惠的条件出版《山居笔记》,但反正我不松口,他们也只好作罢。这中间,有几个暖昧的电话使我产生了警觉。我无法知道与我对话的主角是谁,只说是某位我认识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种更灵活的出版渠道,以前也曾试着『操作”过我的书,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笔记》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笔钱,而且以前对我造成的损失也可商量补给。
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图书交易会在武汉举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我的朋友王国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样的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概一是因为《山居笔记》只是单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那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颇严,不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气地劝我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换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它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锺,我一再被骚扰电话吵醒,电话中照例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纔半个月,那个电话又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有出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的盗版者们发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计这则报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
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绑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