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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典，是有罪的。说得一座皆惊，酒兴全被吓得魂飞魄散，他说：“这里面有一些道理，凡是仙风道骨的动植物，是用来让我们沉思的；艳丽无方的动植物是用来观赏的；名称超绝的动植物是用来激发想像力的；一物不能二用，既有这些功能，它的肉就绝不会好吃，也吃不出个道理来。”
“我们再往深一层去想，凡是无形的事物就不能用有形的标准来衡量，像友谊、爱情、名誉、自尊、操守等等，全不能以有形的价值来加以论断，如果要用有形来买无形，都是有罪的。”
朋友滔滔雄辩，说得头头是道，害我把未吃完的琴手蟹赶紧倒掉，免得惹罪上身。
但是这一番说词却使我多年来在文化艺术思索的瓶颈豁然贯通，文化的推动靠的是怀抱，不是金钱，艺术的发展靠的是热情，不是价目，然而在工商社会里仿佛什么都被倒错了。
没想到一百元买来的“琴手蟹”（为这三个字好像那蟹正拨着一把琴，传来叮叮当当的乐声）惹来这么多的麻烦，今夜重读“金刚经”，读到“一切众生，皆能佛性，本来不生，本来不灭，只因迷悟，而致升沉”时突然想起那些琴手蟹来，也许在迷与悟之间，只吃了一只琴手蟹，好像就永劫堕落，一直往下沉了。
也许，琴手蟹的前生真是一个四处流浪弹琴的乐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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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兰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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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乡下度假，和几位可爱的小朋友在莺歌的尖山上放风筝，初春的东风吹得太猛，系在强韧钓鱼线上的风筝突然挣断了它的束缚，往更远的西边的山头飞去，它一直往高处往远处飞，飞离了我们痴望的视线。
那时已是黄昏，天边有多彩的云霞，那一只有各种色彩的蝴蝶风筝，在我们渺茫的视线里，恍愧飞进了彩霞之中。
“林大哥，那只风筝会飞到哪里呢？”小朋友问我。
“我不知道，你们以为它会飞到哪里？”
“我想它是飞到大海里了，因为大海最远。”一位小朋友说。
“不是，它一定飞到一朵最大的花里了，因为它是一只蝴蝶嘛！”另一位说。
“不是不是，它会飞到太空，然后在无始无终的太空里，永不消失，永不坠落。” 最后一位说。
然后我们就坐在山头上想着那只风筝，直到夕阳都落到群山的怀抱，我们才踏着山路，沿着愈来愈暗的小径，回到我临时的住处。我打开起居室的灯，发现我的桌子上平放着一张从台北打来的电报，上面写着我的一位好友已经过世了，第二天早上将为他举行追思礼拜。我跌坐在宽大的座椅上出神，落地窗外已经几乎全黑了，只能模糊的看到远方迷离的山头。
那一只我刚刚放着飞走的风筝，以及小朋友讨论风筝去处的言语像小灯一样，在我的心头一闪一闪，它是飞到大海里了，因为大海最远；它一定飞到最大的一朵花里了，因为它是一只蝴蝶嘛；或者它会飞到太空里，永不消失，永不坠落，于是我把电报小心的折好，放进上衣的口袋里。
朋友生前是一个沉默的人，他的消失也采取了沉默的方式，他事先一点也没有消失的预象，就在夜里读着一册书，扭熄了床头的小灯，就再也不醒了。好像是胡适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采取的是另一条路：宁默而死，不鸣而生，因为他是那样的沉默，更让我感觉到他在春天里离去的忧伤。
夜里，我躺在床上读史坦贝克的小说《伊甸园东》，讨论的是旧约里的一个章节，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他背着忧伤见到了上帝，上帝对他说：“你可以辖制罪。’你可以辖制，可是你不一定能辖制，因为伊甸园里，不一定全是纯美的世界。
我一夜未睡。清晨天刚亮的时候，我就起身了，开车去参加朋友的告别式。春天的早晨真是美丽的，微风从很远的地方飘送过来，我踩紧油门，让汽车穿在风里发出嗖嗖的声音，两边的路灯急速的往后退去，荷锄的农人正要下田，去耕耘他们的土地。
路过三峡，我远远地看见一个水池里开了一片又大又自的花，那些花笔直的从地里伸张出来，非常强烈的吸引了我。我把车子停下来，沿着种满水稻的田埂往田中的花走去，那些白花种在翠绿的稻田里，好像一则美丽的传说，让人说不出一种落寞的心情。
站在那一亩花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雪白的花瓣只有一瓣，围成一个弧形，花心只是一根鹅黄色的蕊，从茎的中心伸出来。它的叶子是透明的翠绿，上面还停着一些尚未蒸发的露珠，美得触目惊心。
正在出神之际，来了一位农人，他到花田中剪花，准备去赶清晨的早市。我问他那是什么花？农人说是“马蹄兰”。仔细看，它们正像是奔波在尘世里答答的马蹄，可是它不真是马蹄，也没有回音。
“这花可以开多久？”我问农人。
“如果不去剪它，让它开在土地上，可以开个两三星期，如果剪下来，三天就谢了。”
“怎么差别那么大？”
“因为它是草茎的，而且长在水里，长在水里的植物一剪枝，活的时间都是很短的，人也是一样，不得其志就活不长了。”
农人和我蹲在花田谈了半天，一直到天完全亮了。我要向他买一束马蹄兰，他说：“我送给你吧！难得有人开车经过特别停下来看我的花田。”
我抱着一大把马蹄兰，它刚剪下来的茎还滴着生命的水珠，可是我知道，它的生命已经大部分被剪断了。它愈是显得那么娇艳清新，我的心愈是往下沉落。
朋友的告别式非常庄严隆重，到处摆满大大小小的白菊花，仍是沉默。我把一束马蹄兰轻轻放在遗照下面，就告别了出来，马蹄兰的幽静无语使我想起一段古话：“旋岗偃狱而常静，江河竞泣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而生命呢？在沉静中却慢慢的往远处走去。它有时飞得不见踪影，像一只鼓风而去的风筝，有时又默默的被裁剪，像一朵在流着生命汁液的马蹄兰。
朋友，你走远了，我还能听到你的蹄声，在孤独的小径里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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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喇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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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寒凉的街心，挖遇见一位喇叭手。
那时月亮很明，冷冷的月芒斜落在他的身躯上，他的影子诡异地往街边拉长出去。街很空旷，我自街口走去，他从望不见底的街头走来，我们原也会像路人一般擦身而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条大街竟被他孤单凉寞的井子紧紧塞满，容不得我们擦身。
霎时间，我觉得非常神秘，为什么一个平常人的影子在凌晨时仿佛一张网，塞得街都满了，我惊奇地不由自主地站定，定定看着他缓缓步来，他的脚步零乱颠踬，像是有点醉了，他手中提的好像是一瓶酒，他一步一步逼近，在 清冷的月光中我看清，他手中提的原来是不把伸缩喇叭。
我触电般一惊，他手中的伸缩喇叭的造型像极了一条被刺伤而惊怒的眼镜蛇，它的身躯盘卷扭曲，它充满了悲愤的两颊扁平地亢张，好像随时要吐出fu—fu—的声音。
喇叭精亮的色泽也颓落成蛇身花纹一般，斑驳锈黄色的音管因为有许多伤痕凹凹扭扭，缘着喇叭上去是握着喇叭的手血管纠结，缘着手上去我便明白地看见了塞满整条街的老人的脸。他两鬓的白在路灯下反射成点点星光，穿着一袭宝蓝色滚白边的制服，大盖帽也缩皱地没贴在他的头上，帽徽是一只振翅欲飞的老鹰棗他真像一个打完仗的兵士，曳着一把流过许多血的军刀。
突然一阵汽车喇叭的声音，汽车从我的背后来，强猛的光使老人不得不举起喇叭护着眼睛。他放下喇叭时才看见站在路边的我，从干瘪的唇边迸出一丝善意的笑。
在凌晨的夜的小街，我们便那样相逢。
老人吐着冲天的酒气告诉我，他今天下午送完葬分到两百元，忍不住跑到小摊去灌了几瓶老酒，他说：“几天没喝酒，骨头都软了。”他翻来翻去从裤口袋中找到一张百元大钞，“再去喝两杯，老弟！”他的语句中有一种神奇的口令似的魔力，我为了争取请那一场酒费了很大的力气，最后，老人粗声地欣然地答应：“就这么说定，俺陪你喝两杯，我吹首歌送你。”
我们走了很长的黑夜的道路，才找到隐没在街角的小摊，他把喇叭倒盖起来，喇叭贴粘在油污的桌子上，肥胖浑圆的店主人操一口广东口音，与老人的清瘦形成很强烈的对比。老人豪气地说：“广东、山东，俺们是半个老乡哩！”店主惊奇笑问，老人说：“都有个东字哩！”我在六十烛光的灯泡下笔直地注视老人，不知道为什么，竟在他平整的双眉跳脱出来几根特别灰白的长眉毛上，看出一点忧郁了。
十余年来，老人干上送葬的行列，用骊歌为永眠的人铺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他用的是同一把伸缩喇叭，喇叭凹了，锈了，而在喇叭的凹锈中，不知道有多少生命被吹送了出去。老人诉说着不同的种种送葬仪式，他说到在案披麻衣的人群里每个人竟会有完全不同的情绪时，不觉笑了：“人到底免不了一死，喇叭一响，英雄豪杰都一样。”
我告诉老人，在我们乡下，送葬的喇叭手人称“罗汗脚”，他们时常蹲聚在榕树下磕牙，等待人死的讯息，老人点点头：“能抓住罗汗的脚也不错。”然后老人感喟地人为在中国，送葬是一式一样的，大部分人一辈子没有听过音乐演奏，一直到死时才赢得一生努力的荣光，听一场音乐会。“有一天我也会死，我可是听多了。”
借着几分酒意，我和老人谈起他飘零的过去。
老人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里，家里有一片望不到边的大豆田，他年幼的时代便在大豆田中放风筝，捉田鼠，看春风吹来时，田边奔放出嫩油油的黄色小野花，天永远蓝得不偿失透明，风雪来时，他们围在温暖的小火炉边取暖，听着戴毡帽的老祖父一遍又一遍说着永无休止的故事。他的童年里有故事、有风声、有雪色、有贴在门楣上等待新年的红纸，有数不完的在三合屋围成的庭院中追逐不尽的笑语……
“二十四岁那年，俺在田里工作回家，一部军用卡车停在路边，两个中年汗子把我抓到车上，连锄头都来不及放下，俺害怕地哭着，车子往不知名的路上开走……他奶奶的！”老人在车的小窗中看他的故乡远去，远远地去了，那部车丢下他的童年，他的大豆田，还有他老祖父终于休止的故事。他的眼泪落在车板上，四周的人漠然地看着他，一直到他的眼泪流干；下了车，竟是一片大漠黄沙不复记忆。
他辗转地到了海岛，天仍是蓝的，稻子从绿油油的茎中吐出他故乡嫩黄野花的金黄，他穿上戎装，荷枪东奔西走，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俺是想着故乡的啦！”渐渐地，连故乡都不敢想了，有时梦里活蹦乱跳地跳出故乡，他正在房间里要掀开新娘的盖头，锣声响鼓声闹，“俺以为这一回一定是真的，睁开眼睛还是假的，常常流一身冷汗。”
老人的故乡在酒杯里转来转去，他端起杯来一口仰尽一杯高梁。三十年过去了，“俺的儿子说不定娶媳妇了。”老人走的时候，他的妻正怀着六个月的身孕，烧好晚餐倚在门上等待他回家，他连一声再见都来不及对她说。老人酗酒的习惯便是在想念他的妻到不能自拔的时候弄成的。三十年的戎马真是倥偬，故乡在枪眼中成为一个名不词，那个名词简单，简单到没有任何一本书能说完，老人的书才掀开一页，一转身，书不见了，到处都是烽烟，泪眼苍茫。
当我告诉老人，我们是同乡时，他几乎泼翻凑在口上的酒汁，几乎是发疯一般地抓紧我的手，问到故乡的种种情状，“我连大豆田都没有看过。”老人松开手，长叹一声，因为醉酒，眼都红了。
“故乡真不是好东西，发愁不是好东西。”我说。
退伍的时候，老人想要找一个工作，他识不得字，只好到处大零工，有一个朋友告诉他，“去吹喇叭吧，很轻松，每天都有人死。”他于是每天拿只喇叭在乐队装着个样子，装着，装着，竟也会吹起一些离别伤愁的曲子。在连续不断的骊歌里，老人颤音的乡愁反而被消磨得尽了。每天陪不同的人走进墓地，究竟是什么样一种滋味呢？老人说是酒的滋味，醉酒吐了一地的滋味，我不敢想。
我们都有些醉了，老人一路上吹着他的喇叭回家，那是凌晨三点至静的台北，偶尔有一辆急驶的汽车呼呼驰过，老人吹奏的骊歌变得特别悠长凄楚，喇叭哇哇的长音在空中流荡，流向一些不知道的虚空，声音在这时是多么无力，很快地被四面八方的夜风吹散，总有一丝要流到故乡去的吧！我想着。 向老人借过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