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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一个 文章合集_韩寒-第1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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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诗人,疯子,这些看上去有趣的物种,一旦成为隔壁邻居,又是两码事。等我忧心忡忡回到院子,发现房东已经溜之大吉。女人呢,忽然开始骂骂咧咧: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是啊,第二天就跑了,这能是什么好东西?然而我对房东还有一点同情心,你想想,本来是一个感情失败的男人,独自在远方小镇养着伤,没想到又招惹上一位看上去实在不好惹的祖宗。他除了逃,还能怎样?



 



房东一逃就逃了两个礼拜,有人说他回了北京,有人说他去了更遥远的西藏,女人听到时总是会冷笑一声:不是回去找老婆复婚了吧?她清醒的时候,照旧绣着花,说着以后再也不喝了。但没等多久,院子里就会出现一个烂醉如泥的女人,喝到不省人事开始呜咽:我是喜欢他的,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



 



我想起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她本来可以像那些上世纪欧洲的女人一样,忍住所有迫不及待想爆发的情感,只留下一段永远伤心的故事。但是酒精让这些感情成千上百倍喷洒出来,整个小镇都知道了我们院子里有个女酒鬼,下午开始有些看上去极度鬼怪的男人,陆续过来窜门。



 



有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编剧,只抽绿盒子的爱喜,他不喝酒,但是似乎很喜欢喝酒的女人,热衷于在太阳下眯缝着绿豆眼,观察女酒鬼。还有个从来不穿鞋的街头艺人,一头打结的长发,一身近乎褴褛的衣服,等目光落到那双趾甲很长的脚时,我忍不住赶紧看到别的地方。但有了酒精的作用,女人一点不在乎这些。就像天才和疯子做得那样,他们一点不需要理会世俗人的眼光。



 



某天我在院子里晒衣服,女酒鬼笑嘻嘻说,她已经看过街头艺人身上所有的纹身。



 



后来在她清醒的时候,又多了一件可以担心的事,有没有怀上孩子?



 



我想起表姐怀孕时看过一点书,上面写酒精对胎儿有致畸作用,不禁也开始担心起来,要是真怀了那谁知道会生出来什么玩意?



 



房东回来的那天,照旧阳光灿烂,小镇已经很久没下过雨,空气干脆得叫人口干舌燥。他新理了个光头,看上去神采奕奕,穿了一身洗得有点褪色的布衣布裤,见到女酒鬼时,打了个招呼。那时候她没喝酒,却有了一点不知所措的醉意。我想女酒鬼肯定不希望别人在场,于是走出门,到对门咖啡馆叫了一杯冰冻柠檬水。



 



老板娘照旧八卦,你们房东回来了?我点头。她说:是好把这个女人赶走了。



 



女人是下午走的,跟来的时候一样,听说她走得颇不情愿,又听说房东退了所有的房钱。等她走了我才想起来,我的裙子,她一直都没还给我。房东呢,再也没看过那本《亲密关系》,大概他觉得女人这东西实在不是书本可以解释清楚的。



 



她去了哪里现在在干嘛,我一无所知,但偏偏这么多年,她是我唯一认识的一只女酒鬼,每次喝酒时,仿佛她的脸和那条一瘸一拐的腿,都会从酒瓶上浮现出来。托她的福,我从来没喝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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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60 不要我的我不要之数学算法

t/xt。小/说。天+堂

作者/小庄



 



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换的过程当中,人类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出现了婚姻市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它都堪称一个吊诡的市场——在这里做买卖的所谓智人们,浮沉无度,雨打飘零,无非逃不脱两大烦恼:没得选择的烦恼和无从选择的烦恼。



 



没得选择的案例不胜枚举。来自西方的著名代表有维特,他与绿蒂女士那番惊天地泣鬼神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最后以一枚子弹悲壮地了结;东方的代表更是真实存在的人物,金岳霖遇见的林徽因当时已经是梁夫人,虽说他立刻撇下了美国女友苦苦追求,奈何林徽因没有脑子进水去迎合,于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郁郁而终。



 



无从选择的案例则是唐璜、卡萨瓦诺和阿尔菲之流。虽说世间流传的故事多么旖旎香艳,我却是在少年时代就从拜伦的长诗《唐璜》里读出过苦楚。公主王妃孤女强盗女……一双双香掌中轮转徘徊,这名浪子活得也很辛苦好不好!末了只落得吟出一段厌世的感慨:



我谈情的日子完了。无论多迷人:



少女也好,夫人也好,更别提寡妇,



已不能象昔日似地令我痴迷——



总之,我过去的生命已不能重复。



 



以上,在文学家的笔下被诠释为迷人的错乱和未解之谜,然而换到数学家看来,可一并归入没有选择正确算法所引发的系统崩溃。对于婚姻市场来说,稳定的秩序很重要,一切有可能导致失稳出现的因素都需要想办法避免和调解,不管维特还是唐璜,倘若有机会让懂数学的人给上上课,结果一定会好许多。 “稳定婚姻问题”(stable marriage problem 或 stable matching problem,简称smp)一直是博弈论高手们琢磨的重大课题。



 



2012年10月,新一届诺贝尔奖开盘,15日揭晓的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人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和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获奖理由是他们将数学中的“匹配机制”引入到了现实问题的解决当中。这项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沙普利教授对市场如何进行最优化的组织做出了理论角度的研究,而罗斯教授则在近些年将前者得到的方法加以应用,拿来对付两性婚配、医学生择校和肾脏移植配对等现实中非常突出的需求矛盾。



 



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1962年沙普利教授和合作者盖尔(david gale)发表在《美国数学月刊》(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上的著名论文《大学录取和婚姻稳定》(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是如何描述的吧。



 



论文把婚姻市场简化为n对n的相亲局,也就是在n个适龄男性和n个适龄女性之间做搭配。对于这么个局来说,其最优的配对结果是要让每对牵手的男女都选到了对自己来说是可选对象中最好的那一个。这句话如何解释呢,换而言之,就是除婚配对象之外的其他异性要么就是“我爱ta但ta不(够)爱我”,要么就是“ta爱我但我不(够)爱ta”。那么可想而知,倘若这个局里的人都有一定道德和理性,就不会出现出轨偷腥现象了。虽说听上去有点too simple了,但逻辑上没问题……



 



如何做到?其实并不难。



数学家们提出方案如下:让男人们在心目中为这些女人打分,从最喜欢、次喜欢、次次喜欢一直到最不喜欢。然后他们集体去做第一轮求婚,显然,都是直奔最喜欢的女人。收到求婚的女人可以选择求婚对象中自己最喜欢的男人,答应下来,暂时成为伴侣。注意,只是暂时。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求婚,那些没有被接受的男人集体向次喜欢的女人求婚,先不用担心她有没有未婚夫了,因为即便她第一轮已经答应了一个男人,但只要第二轮求婚的人当中有她更喜欢的,就可以更换。



 



如此循环往复,男人们按照喜欢程度的递减依次求婚,女人们始终选择那一轮求婚者中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没有人求的壁花也不要绝望,因为男女人数相等,怎么着还是会轮到的。则若干轮下来,最后达到的匹配一定是这样的:男人在没有拒绝过自己的女人中找到了最喜欢的,女人在选择了自己的男人中找到了最喜欢的。皆大欢喜。



 



在以上原则下,维特金岳霖们即便被拒也得心甘情愿地接受,因为绿蒂林徽因绝对不是因为礼教之类狗屁原因不要你,她不要你,仅仅是因为她选择了自己更喜欢的,而唐璜们也要牢牢记住自己到底最爱哪一个,第二爱哪一个,不是姐姐妹妹们都一样心肝宝贝的。



 



人生若能活出此等意境,该是多么清爽通透。



这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被发现的机制叫做gale…shapley算法,虽说受各种客观条件所限,还没真正用到男女搭配中去(除了少部分娱乐相亲节目),但在一些西方地区的公立学校招生录取中却已然发挥了极大威力,沙普利他们能获奖便因这一点。不知道随着未来世界信息透明度增高,是不是能切实有效地大放异彩,改变人类已混乱得一塌糊涂的婚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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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61 在外地看电影

[t。xt^小。说。天)堂)

作者/老王子



 



w市是我见过最糟的城市之一。



它的火车站低矮,黯淡,仿佛刚刚修好就旧了。墙上的广告牌也是乌七八糟,有汽车经销商投放的豪车广告,有五星级酒店的广告,其余要么是广告公司自己的广告,要么就是在招租——这说明当地贫富差距严重,除了给富人们享受的那些,已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留下了。



事实上走出站来,你仍旧可感受到这一点。我一直觉得,能坐动车的人,总归都是有点钱的人,但此刻仿佛整个动车上最穷的人,都在w市站下车了。大冷天不知为何还在流汗的、面色黝黑的男子,矮小的,挑着一副扁担的中年女人,年轻人们都露出早衰的表情,身上穿着粗糙破旧的运动装,其中有一些还眼睛四下转,让你担心他会突然冲上来夺你的包。我不禁加快了脚步想要快些从这人群中摆脱。但前面一个背着巨大包袱的老人挡住了我,穿制服的人在不远处慢吞吞地检票,我只好低着头,希望这一刻能快点过去。



我注意到在接客大厅的周围有些栏杆,而这些栏杆也破旧得有些夸张。有些地方竟然已经弯了。很难想象这里的栏杆究竟是怎么弯的,人群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只能解释为有不小心的司机刹车失败,一直从外面的广场上冲到了此地,然后生生将其击弯。栏杆上的漆已经剥落了不少,而未剥落的部分看起来还很新。很显然,这也是当地政府腐败造成的,因这些栏杆制成的时间不会超过2年,但刷的漆过于低廉,很快就掉了。这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马路边上的护栏,其上的漆也能耐受5年以上,若受破坏,市政也会尽快修缮,不可能任其如此。此地室内的栏杆能堂而皇之地糟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叹服。



出了接客大厅,来到外面的广场上,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外面果然一派萧条与破败,无数小个子的当地人紧紧跟着我,有的说老板坐车吗,有的说老板住店吗,有的看我不理竟已恨恨地开始自我表演:你走吧你走吧!你往前走!前面已经没车了!然后停步,顿足捶胸3秒,再次猛扑上来,老板上车吧,上车吗?马上就走!



我不得已冲进站口的一间烟杂店假装买东西,才算是暂时摆脱了他们。我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林总,我小赵啊,我到了。晚上在威斯汀是吧?我怎么过去?”



“小赵啊,我也在路上,现在派不出车,你自己过来威斯汀吧。六点半,大堂门口见。”



我挂了电话,看到烟杂店的女老板盯着我看,才发现店里只有我一个人。她的眼神没有表情,仿佛一只上了岸的鳄鱼。我想了想,没有马上出去,说,给我一包软中华。



她没说话,马上弯下身子,在背后的柜子里掏了起来。她掏得非常慢,起先是弯着腰,接着竟蹲了下来。我感觉她不是在拿烟,而是在挖坟,最后她终于在一堆纸盒子里挖到了我要的软中华。拿了烟,我又拿了几颗茶叶蛋,然后丢给她一张一百块。



她在钱箱里翻了翻,突然露出了笑容——这笑容灿烂的像是一个不会笑的人第一次学会笑,你有没有1块钱的硬币?



我递了一块钱给她。她找好零之后,径自坐回椅子上看电视。我一边把零钱往钱袋里塞,一边打量她。她已瞬间回复了之前的那种鳄鱼表情。



出了烟杂店,广场上空了一些。前一班和我一起下车的人已经走了,后面的车还没到。运气还不错,在这样一个出租交班的当口,我很快打到了车。但上了车我就发现自己忘记买回程票了。于是试着对那个后颈黝黑的本地司机说,你肯不肯等我一会儿?你可以打着表等我,我去买张票。我一会儿去威斯汀,离这里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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