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小开间里，吃午饭，看一会电视剧。就这样，两个人平平淡淡地相互依偎着，长跑了很多年。
大学时有一次过年，我去找秋生哥吃烤串，那时候梅姐刚调到一个卫生站当护士，医院离家远，我和秋生哥一起去接梅姐下班。刚进卫生站就看见梅姐在前台值班，一只手按着电脑，一只手拿着手机打电话，和朋友眉飞色舞地聊着什么。
看见我和秋生哥过来，她挑了挑眉毛和我打招呼，我挥了挥手，她似乎根本没看见秋生哥，和我打完招呼继续自顾自地打电话。而秋生哥就这么走过去，熟练地把她桌面上的东西整理好，把她常用的东西收进手包。再帮她把白袍换下，披上羽绒服，拉上拉锁，围好围巾，牵着她从工作间里走出来。
这期间，梅姐一直在打电话，我看见秋生哥的轻车熟路和她的逆来顺受，突然特别感动。
我忽然明白，他们早就把自己活进了对方的习惯里，真正地成为了彼此的一部分。
虽然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有给过我玫瑰花和浪漫的烛光晚餐。可是我们活得像一个人一样，记得对方的生活细节，了解彼此的怪癖习惯，给对方的爱既不可或缺，又习以为常，表达的方式虽然简单，但爱的分量却丝毫不减，足金足两。
在与对方共同生活的当中，我们把自己的感情与疼爱，用最朴素的生活能力沉着冷静地表达出来。这也许就是大家追求的平淡吧。
当爱情过了保鲜没了激情，那促使我们继续依偎前行的，恐怕就是这份默契了。
吃烤串的时候，趁着梅姐去厕所的间隙，我问秋生哥打算啥时候娶梅姐。
秋生哥吧嗒吧嗒嘴，比划着想转移话题，我不依，硬着问。
秋生哥比划说他怕，我问怕什么？他说怕以后结婚了，孩子也像他一样。
我没追着聊，两人安静了一会，我顺手拿手机查了一下遗传的问题，翻了好几页答案才知道原来导致患病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秋生妈也有家族病史，携带了致病基因，隐性遗传到了秋生身上体现了出来，而妹妹是显性，所以没有事。还有可能是怀孕期间的母体受到了病毒感染或耳毒性药物的影响，导致秋生的听觉系统受损等等。所以只要女方不是病患并且没有携带治病基因，女方家里也没有这种病史，怀孕期间再稍加注意，胎儿就可以保证基本没事。
我把这个信息捋顺了告诉他，只要梅姐没事，她家里人也没有病史，就可以放心结婚，不是外因导致，孩子几乎可以确定是正常的。
他听着似懂非懂有点迷糊，比划着问我，网上的那些话能信么？
我说要不你跟我去趟医院嘛，大夫的话你信不信？
秋生哥还是满脸疑虑，摆了摆手，继续吃串。心里不知道盘算着什么。
梅姐回来，我不好多说什么。
秋生哥给梅姐加了一点调料，我们当什么都没有说过继续吃着。
第二天秋生哥和梅姐去了一趟医院，随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谢谢。
我回了两个字：加油。
一个月后两个人领证，半年后，秋生哥和梅姐大婚。
办喜酒那一天，秋生哥的嘴咧到了耳朵根，那天他喝酒特别痛快，只要有人敬他就喝，有时候没人敬，自己一边傻笑一边喝。
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他一屁股坐在我身边，喘着粗气。
我大声问他，高兴不？
他鸡啄米一样地点头。
我逗他说：“你们俩结婚证都领那么久了，才反应过来高兴啊？”
秋生掏出手机，开始在手机上按字，他一边按我一边看。
他说：“有一样东西啊，你从来都不觉得它是你的，即使它每天都在你身边，你都觉得这东西是借的，是迟早要还的，自己也提醒自己，配不上这么好的东西。可有天，别人告诉你，它是你的了，也不知道要咋个高兴才好。”
我鼻子一酸，他继续按。
“以前她对我好的时候，我也不敢想娶她，就寻思以后她会嫁个啥样的人，要是对她不好该咋办。我还总觉着，别人也许不太看好我俩。今天这么多人祝福我俩，我才真的觉着，她是我媳妇了，长这么大，今天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是真切地活着。”
两个喝得面红耳赤的男人，紧握着一个手机，指着对方的发红的眼睛，互相拥抱，彼此嘲笑。
有一样东西啊，你握在手里也不觉得它真实，你认为总有一天她会离你而去。因为你并不相信你自己能有给她幸福的能力。老天爷和你开过一个玩笑，好在它派了这么一个人，给你这么一场梦。秋生以为梦终究会醒，但好在这场梦，我们可以一直睡到头。
去年过年放假，去探望秋生哥和已经怀孕的梅姐。我刚到他家楼下的时候正好撞见秋生哥买菜回来，比划着说是要给梅姐熬粥喝。
梅姐妊娠反应特别严重，闻见吃的就吐，什么也咽不下，熬点粥勉强能喝一点，但是这粥再好喝也有喝腻的时候，秋生哥急得没招儿，全家人一起想辙，南北稀饭，中西名粥。翻过来调过去不重样地做。
孕期综合征的女人不好惹，刚见面梅姐就拽着我话东家长聊西家短，把两人婚后生活里的嬉笑怒骂从头到尾唠叨了一遍。
其实有些事我也好奇，先天条件不允许，他们两口子没办法吵架，但是过日子哪有锅边不碰碗沿的时候。我逗梅姐：“你们平时闹别扭不？”
梅姐打开话匣子一样娓娓倾诉。秋生哥看得懂唇语，梅姐也能看得懂手语，这么多年过来了，两人交流起来根本没有障碍，可是一旦闹了别扭要吵架，他们就各自使用“母语”，自顾自地表达。
秋生哥太老实，平时少和别人聊天，怎么可能“吵”得过梅姐，有时候两人杠上自己没词了，秋生哥就乱比划一通，梅姐看不懂，就问比划的是什么意思，秋生哥就是不告诉她，看梅姐急得团团转，心中暗爽。后来两人和好了才知道，秋生哥那一套莫名其妙的“张牙舞爪”，其实就是胡说八道。
梅姐自然也就学会了，有时候故意找茬说些乱七八糟的话，搞得秋生哥满头雾水，更多时候都是梅姐笑场，吵着吵着自己憋不住笑，笑得花枝乱颤最后瘫倒在秋生哥怀里，而后的许多次“吵架”，都以怒目而视开始，以打情骂俏结束。
梅姐说：“连吵个架都这么喜感，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在家没事的时候，梅姐还是会像很多年前一样喊：“秋生啊，干啥呢。”
我好奇问梅姐，这么多年了，明知道秋生哥听不见，为什么还是喜欢这样叫。
梅姐摸摸肚子，笑开了一朵花，说：“过日子吧就是问题叠着问题，一个坑接着一个坑。人刚从自己的坑里爬出来，就得进孩子这个坑，孩子这个坑也爬得不多了，父母又到岁数了。但好在坑再深，你知道坑底下都有这么一个人，他张开双手在坑底下等着接你，所以坑再深你也不怕，我喊一声他，就是喊我这一生的踏实啊。”
我从他们家走的时候梅姐还是吐，秋生哥一边用袋子接着一边给梅姐擦嘴，顶着大大的黑眼圈，一点也不敢怠慢。
回家的那一路，我都觉得很幸福。
你看，生活很难，每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过后，都要回归到现实里的柴米油盐。岁月面前，人人从命。但我知道你会在一次次的翻山越岭的马失前蹄中，将我接住。前路虽远，还好有你总是张开双臂护着我，给我穿衣，陪我取暖。
后来听梅姐报喜，她生了个大胖小子，眼睛大得像灯泡，头发多得像野草。从此梅姐的朋友圈里全是秋小生的吃喝拉撒。
今年我家又搬了，过年放假我们全家一直待在姑姑那里，也没见到秋生哥和梅姐。
前几天下班的时候，我坐在回家的地铁里百无聊赖地听音乐，秋生哥突然打电话过来，我诧异得很，平时有事都是发短信，以为是他按错了，可还是按了接听。自己按住另外一边耳朵，尽量屏蔽掉旁边熙熙攘攘的嘈杂，努力辨别着手机那一端的声音。开始一直没有人吭声，隐隐约约听见了梅姐在说话，却听不清说什么。
就在我以为是秋生哥拨错了要挂断的时候，一个娇滴滴般奶声奶气的声音叫道：“麻麻，麻麻……”
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在充满疲惫与麻木的荒芜列车里，我无法抑制地哭出声来。
刘墨闻，设计师，青年作者。@刘墨闻
w w w。 xiao shuotxt。 co m
VOL。707 艺术家老王
t/xt。小/说。天＋堂
作者/破罐
一
我现在上班的地方在昌平郊区一个基地，三面环山，天气好的时候山石草木看得一清二楚。蓝天白云下群山一下子变得低矮，房屋村落更是渺小，人就是一粒微尘，在偌大的北京飘浮不定。
我有一个同事，是北京人，身材高大魁梧，下巴留着浓密乌黑的胡子。刚来的时候，觉得好玩，按说在这种单位，如此有“艺术”气息的装扮会显得格格不入。我说他长得像宋冬野，他问我，宋冬野是谁？我有点惊讶，说，就是唱《董小姐》的宋冬野啊。他说不知道。
我说，你应该去当个艺术家。他顿了顿，拿腔作势说，我们不就是艺术家吗？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仔细一想，谁说不是呢，我们是搞先进装备的艺术家。我自己也禁不住笑了笑。
恰巧我最近在看沈从文的文章，有一篇标题就叫《艺术家》，写的是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哑巴，会在墙上画画……于是我想起了我爸爸，老王。
老王不是艺术家，却有过一段艺术家生涯。那是一段隐蔽的生活状态，除了我，谁也不知道。我妈妈不知道，姐姐也不知道，甚至我爸爸他自己都忘了。
2001年，我读初三，爸爸突然被政府裁减了。当时，他在城镇建设办公室工作，已经49岁了。这对我们家庭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妈妈之前因为生育二胎，也就是我，被开除了公职，副镇长，在家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而爸爸被留党察看五年后，最后找关系，总算保住了一份公职工作，从供销社书记调到一个屁大的、闲得蛋疼的部门，城建办。
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坐在办公室看《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黄冈日报》，跷着二郎腿喝茶。镇上有建设，他就反剪着双手在一旁指挥工人挖沟渠、修路、栽树，大旱引水，发大水防洪，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
能保住这个轻松的工作，是因为爸爸年轻时自学了土木工程，考了一个成人大专文凭。他会画建筑工程图纸，我小学的教学楼就是他设计的。那时他呆在办公室，足不出户，每天拿着铅笔、板尺和橡皮在图纸上绘图。那种蓝色的图纸，各种尺子，大的小的，塑胶的，木板的，还有一块正方形的大平板。绘图室里那种神圣的气息让我无比着迷，发誓长大以后也要去学土木。
图纸一张又一张，有成形的，还有废弃的，杂乱地摆放在工作室里。爸爸就像一个专心钻研的科学家，构思、建造他伟大的蓝图。几天下来，留着深深的黑眼圈，胡子也没剃，一直到大功告成，像悟出天道、修炼成功的大师，一脸喜悦地出关，仿佛阴雨之后天放晴了。
现在他没有了工作，坐在家里帮妈妈看店，手上的烟一根接着一根。有时妈妈叫他去送货，他一撇头，把烟扔在地上，使劲踩了踩，粗声粗气地喊道：“小波，送一箱酒去财政局。”小波就是我，我能说什么，只得踩着三轮车去送货。
妈妈向他唠叨，我上高中的学费怎么办，他一言不发，反剪着双手出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