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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要使人明白真象，故草切的写这封信。不知先生还肯登载贵刊之末否？即颂著安！
弟赵荫棠上。八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京报》《妇女周刊》第二十二期。
一二八战后作
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
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
七月十一日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午后为山本初枝女士书一笺，云：‘战云暂敛残春在……。’即托内山书店寄去。”山本初枝（１８９８—１９６６），日本歌人，曾写过一些不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短歌。
一个“罪犯”的自述
《民众文艺》虽说是民众文艺，但到现在印行的为止，却没有真的民众的作品，执笔的都还是所谓“读书人”。民众不识字的多，怎会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乐，都带到黄泉里去了。
但我竟有了介绍这一类难得的文艺的光荣。这是一个被获的“抢犯”做的；我无庸说出他的姓名，也不想借此发什么议论。总之，那篇的开首是说不识字之苦，但怕未必是真话，因为那文章是说给教他识字的先生看的；其次，是说社会如何欺侮他，使他生计如何失败；其次，似乎说他的儿子也未必能比他更有多大的希望。但关于抢劫的事，却一字不提。
原文本有圈点，今都仍旧；错字也不少，则将猜测出来的本字用括弧注在下面。
四月七日，附记于没有雅号的屋子里。
我们不认识字的。吃了好多苦。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我进京来。卖猪。走平字们（则门）外。我说大庙堂们口（门口）。多坐一下。大家都见我笑。人家说我事（是）个王八但（蛋）。我就不之到（知道）。人上头写折（着）。清真里白四（礼拜寺）。我就不之到（知道）。人打骂。后来我就打猪。白（把）猪都打。不吃东西了。西城郭九猪店。家里。人家给。一百八十大洋元。不卖。我说进京来卖。后来卖了。一百四十元钱。家里都说我不好。后来我的。曰（岳）母。他只有一个女。他没有学生（案谓儿子）。他就给我钱。给我一百五十大洋元。他的女。就说买地。买了十一母（亩）地。（原注：一个六母一个五母洪县元年十。三月二十四日）白（把）六个母地文曰（又白？）丢了。后来他又给钱。给了二百大洋。我万（同？）他说。做个小买卖。（原注：他说好我也说好。你就给钱。）他就（案脱一字）了一百大洋元。我上集买卖（麦）子。买了十石（担）。我就卖白面（麦丐）。长新店。有个小买卖。他吃白面。吃来吃去吃了。一千四百三十七斤。（原注：中华民国六年卖白面）算一算。五十二元七毛。到了年下。一个钱也没有。长新店。人家后来。白都给了。露娇。张十石头。他吃的。白面钱。他没有给钱。三十六元五毛。他的女说。你白（把）钱都丢了。你一个字也不认的。他说我没有处（？）后来。我们家里的。他说等到。他的儿子大了。你看一看。我的学生大了。九岁。上学。他就万（同？）我一个样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十期。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当屠格纳夫，柴霍夫（２）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
这原因，现在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导师（３），却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言语——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而这先见，现在已经由事实来确证了。
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文字又这么不容易，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者，一时恐怕是很困难的。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４）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
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以作者的伟大，译者的诚实，就正是这一种范本。而且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
这结果，将来也会有事实来确证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鲁迅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能发表。
高尔基参看本卷第１９７页注（３８）。《一月九日》，是他描写一九○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冬宫广场沙皇残酷镇压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的特写，一九三一年曹靖华译成中文，苏联中央出版局出版。这篇小引原为这一译本在国内重印而作，后因故未能出版。（２）屠格纳夫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１９３页注（２）。柴霍夫，通译契诃夫，参看本卷第２０９页注（１５３）。（３）革命的导师指列宁。他在一九○七年称赞高尔基的《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引自高尔基：《列宁》）一九一○年，又在《政治家的短评》中说：“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做出更多贡献。”（４）无祖国的文学《共产党宣言》中有“工人没有祖国”的话，所以也有人称无产阶级文学为无祖国的文学。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２），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但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注意，虽然很被有些批评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３）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短篇小说选集》，是鲁迅应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之约而编选的玻病场安皇恫恢车壑颉薄∮锛妒璯大雅·皇矣》。（３）邯郸学步的故事，见《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庾又杏诤τ耄*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又是“古已有之”
太炎先生（２）忽然在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讲坛上“劝治史学”以“保存国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３）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将多用惊叹符号应该治罪的话，当作一个“幽默”。其意盖若曰，如此责罚，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但记得宋朝大闹党人（４）的时候，也许是禁止元祐学术的时候罢，因为党人中很有几个是有名的诗人，便迁怒到诗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条命令，不准大家做诗，违者笞二百！（５）而且我们应该注意，这是连内容的悲观和乐观都不问的，即使乐观，也仍然答一百！
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６）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７）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衣萍先生所拟的区区打几百关几年，未免过于从轻发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个很宽大的“民之父母”（８），只是想学心理学是不很相宜的（９）。
然而做诗又怎么开了禁呢？听说是因为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动手做起来了。
可惜中国已没有皇帝了，只有并不缩小的炮弹在天空里飞，那有谁来用这还未放大的炮弹呢？
呵呀！还有皇帝的诸大帝国皇帝陛下呀，你做几首诗，用些惊叹符号，使敝国的诗人不至于受罪罢！唉！！！这是奴隶的声音，我防爱国者要这样说。
诚然，这是对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国性还保存着，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为我是不甚相信历史的进化的，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旧性是总要流露的，现在有几位上海的青年批评家，不是已经在那里主张“取缔文人”，不许用“花呀”“吾爱呀”了么？但还没有定出“笞令”来。
倘说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进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臣不胜屏营欣忭之至！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太炎章炳麟，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６）。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作《劝治史学及论史学利病》的讲演，其中说：“生为一国之民，不治本国史学，直谓之无国家无国民性之人可也，聚几万万无国民性之人以立国，则国魂已失。”教育改进社，全称“中华教育改进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于济南。主要成员有熊希龄、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３）衣萍章鸿熙（１９００—１９４７），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针对张耀翔的所谓多用感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的论调、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提出“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４）宋朝大闹党人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实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形成新党与旧党之争。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他们的政治学术思想被称为元祐学术。后来宋徽宗打击旧党，严禁元祐学术传播。《宋史·徽宗纪》*兀撼缒晔辉拢兆谙纶骸耙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并将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
（５）关于宋朝禁诗的事，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