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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Ｇｅｎｅｖａ湖日内瓦湖。在瑞士。Ｓｔ．Ｌｅｇｅｒ，圣·莱格玻*９）浮士德《浮士德与城》的主要人物。他幻想建立“自由的城”，但对人民实行专制，遭到反对，退出王位。结尾写他终于悔悟，投靠人民，并且作为“自由的城”的开创者在人民的歌颂中死去。
《何典》题记
《何典》的出世，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有光绪五年的《申报馆书目续集》（２）可证。我知道那名目，却只在前两三年，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３）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只是必须写一点序，却正如阿Ｑ之画圆圈，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虽然老朋友的事，也还是不会捧场，写出洋洋大文，俾于书，于店，于人，有什么涓埃之助。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４），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的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够了。并非博士般角色（５），何敢开头？难违旧友的面情，又该动手。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只作短文，庶无大过云尔。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谨撰。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的《何典》。《何典》，一部运用方言俗谚写成的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上海申报馆出版。编著者“过路人”，原名张南庄，清代上海人；评者“缠夹二先生”，原名陈得仁，清未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２）《申报馆书目续集》一八七九年上海申报馆印行，其中有关于《何典》一书的提要。
（３）半农刘复（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号半农，江苏江阴人。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著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半农杂文》等。（４）《何典》标点本出版时，刘半农将书中一些内容粗俗的文字删去，代以空格。后来此书再版时恢复了原样，因此刘半农在《关于〈何典〉的再版》中说：“‘空格令人气闷’这句话，现在已成过去”。（５）博士般角色指胡适。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以黄天霸（２）之流自居，头打英雄结，身穿夜行衣靠，插着马口铁的单刀，向市镇村落横冲直撞，去除恶霸，打不平，是一定被人哗笑的，决定他是一个疯子或昏人，然而还有一些可怕。倘使他非常孱弱，总是反而被打，那就只是一个可笑的疯子或昏人了，人们警戒之心全失，于是倒爱看起来。西班牙的文豪西万提斯（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１５４７—１６１６）所作《堂吉诃德传》（Ｖｉｄａｙｈｅｃｈｏｓｄｅｌｉｎｇｅｎｉｏｓｏｈｉｄａｌｇｏ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ｄｅｌａＭａｎｃｈａ）（３）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时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侠之道，执迷不悟，终于困苦而死的资格，赢得许多读者的开心，因而爱读，传布的。
但我们试问：十六十七世纪时的西班牙社会上可有不平存在呢？我想，恐怕总不能不答道：有。那么，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４）的。他惩罚了毒打徒弟的师傅，自以为立过“功绩”，扬长而去了，但他一走，徒弟却更加吃苦，便是一个好例。
但嘲笑吉诃德的旁观者，有时也嘲笑得未必得当。他们笑他本非英雄，却以英雄自命，不识时务，终于赢得颠连困苦；由这嘲笑，自拔于“非英雄”之上，得到优越感；然而对于社会上的不平，却并无更好的战法，甚至于连不平也未曾觉到。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
这一个剧本，就将吉诃德拉上舞台来，极明白的指出了吉诃德主义的缺点，甚至于毒害。在第一场上，他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精神上是胜利的；而实际上也得了胜利，革命终于起来，专制者入了牢狱；可是这位人道主义者，这时忽又认国公们为被压迫者了，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他虽不为人们所信仰，——连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却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帮着使世界留在黑暗中。
国公，傀儡而已；专制魔王的化身是伯爵谟尔却（ＧｒａｆＭｕｒｚｉｏ）和侍医巴坡的帕波（ＰａｐｐｏｄｅｌＢａｂｂｏ）。谟尔却曾称吉诃德的幻想为“牛羊式的平等幸福”，而说出他们所要实现的“野兽的幸福来”，道——“Ｏ！堂吉诃德，你不知道我们野兽。粗暴的野兽，咬着小鹿儿的脑袋，啃断它的喉咙，慢慢的喝它的热血，感觉到自己爪牙底下它的小腿儿在抖动，渐渐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细腻的野兽。统治着，过着奢华的生活，强迫人家对着你祷告，对着你恐惧而鞠躬，而卑躬屈节。幸福就在于感觉到几百万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里，都无条件的交给了你，他们像奴隶，而你像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罗马皇帝，我们的国公能够像复活的尼罗一样，至少也要和赫里沃哈巴尔一样。可是，我们的宫庭很小，离这个还远哩。
毁坏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着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别人打出新的锁链出来！权力！这个字眼里面包含一切：这是个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权力的程度来量它。谁没有权力，他就是个死尸。”（第二场）
这个秘密，平常是很不肯明说的，谟尔却诚不愧为“小鬼头”，他说出来了，但也许因为看得吉诃德“老实”的缘故。吉诃德当时虽曾说牛羊应当自己防御，但当革命之际，他又忘却了，倒说“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于是德里戈（ＤｒｉｇｏＰａｚｚ）说——
“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第六场）
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然而吉诃德还是没有觉悟，终于去掘坟（５）；他掘坟，他也“准备”着自己担负一切的责任。但是，正如巴勒塔萨（ＤｏｎＢａｌｔｈａｚａｒ）所说：这种决心有什么用处呢？
而巴勒塔萨始终还爱着吉诃德，愿意给他去担保，硬要做他的朋友，这是因为巴勒塔萨出身知识阶级的缘故。但是终于改变他不得。到这里，就不能不承认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这和一般的旁观者的嘲笑之类是不同的。
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Ｍｅｒｅｚｈｋｏｖｓｋｙ），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６），爱因斯坦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７）。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但这种的辩解和豫测，人们是未必相信的，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豫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
而更加证明了这剧本在十年前所豫测的真实的是今年的德国。在中国，虽然已有几本叙述希特拉（８）的生平和勋业的书，国内情形，却介绍得很少，现在抄几段巴黎《时事周报》“Ｖｕ”的记载（９）（素琴译，见《大陆杂志》十月号）在下面——
“‘请允许我不要说你已经见到过我，请你不要对别人泄露我讲的话。……我们都被监视了。……老实告诉你罢，这简直是一座地狱。’对我们讲话的这一位是并无政治经历的人，他是一位科学家。……对于人类命运，他达到了几个模糊而大度的概念，这就是他的得罪之由。……”
“‘倔强的人是一开始就给铲除了的，’在慕尼锡我们底向导者已经告诉过我们，……但是别的国社党人则将情形更推进了一步。‘那种方法是古典的。我们叫他们到军营那边去取东西回来，于是，就打他们一靶。打起官话来，这叫作：图逃格杀。’”
“难道德国公民底生命或者财产对于危险的统治是有敌意的么？……爱因斯坦底财产被没收了没有呢？那些连德国报纸也承认的几乎每天都可在空地或城外森林中发现的胸穿数弹身负伤痕的死尸，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难道这些也是共产党底挑激所致么？这种解释似乎太容易一点了吧？……”
但是，十二年前，作者却早借谟尔却的嘴给过解释了。另外，再抄一段法国的《世界》周刊的记事（１０）（博心译，见《中外书报新闻》第三号）在这里——“许多工人政党领袖都受着类似的严刑酷法。在哥伦，社会民主党员沙罗曼所受的真是更其超人想像了！最初，沙罗曼被人轮流殴击了好几个钟头。随后，人家竟用火把烧他的脚。同时又以冷水淋他的身，晕去则停刑，醒来又遭殃。流血的面孔上又受他们许多次数的便溺。最后，人家以为他已死了，把他抛弃在一个地窖里。他的朋友才把他救出偷偷运过法国来，现在还在一个医院里。这个社会民主党右派沙罗曼对于德文《民声报》编辑主任的探问，曾有这样的声明：‘三月九日，我了解法西主义比读什么书都透彻。谁以为可以在知识言论上制胜法西主义，那必定是痴人说梦。我们现在已到了英勇的战斗的社会主义时代了。’”
这也就是这部书的极透彻的解释，极确切的实证，比罗曼罗兰和爱因斯坦因的转向，更加晓畅，并且显示了作者的描写反革命的凶残，实在并非夸大，倒是还未淋漓尽致的了。
是的，反革命者的野兽性，革命者倒是会很难推想的。
一九二五年的德国，和现在稍不同，这戏剧曾在国民剧场开演，并且印行了戈支（Ｉ．Ｇｏｔｚ）的译本。不久，日译本也出现了，收在《社会文艺丛书》里；还听说也曾开演于东京。三年前，我曾根据二译本，翻了一幕，载《北斗》杂志中。靖华兄知道我在译这部书，便寄给我一本很美丽的原本。我虽然不能读原文，但对比之后，知道德译本是很有删节的，几句几行的不必说了，第四场上吉诃德吟了这许多工夫诗，也删得毫无踪影。这或者是因为开演，嫌它累坠的缘故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