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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反逆好莱坞传统的电影观念，语言文法，和电影形式。第二、它以原动的创造力，和对于人的热情关注，拒绝在机械化僵硬了的电影工业体制中。第三、它蕴含充沛的原创性。因此第四、它有别于欧美的电影传统——不论是好莱坞及其同类型电影的庸俗消费传统，或者是具有个人风格与强烈创作意图电影的艺术欣赏传统——它正在累积一种包括台湾和大陆在内的、中国新电影的传统。
是的，另外一种电影。今年我们还看到了杨德昌的“恐怖分子”，柯一正的“淡水最后列车”……
四年前，台湾新电影可以说是半自然发生的，至今，它那种写实的影像形式，和对于台湾三十年来成长经验的重新审阅跟反省，已做到相当程度的累积。如何在这些累积上耕犁翻新，愈见茁长，是必须经过一次电影的自觉运动。此自觉首先是来自于电影作者们，他们创造成品让我们看见。然后自觉要来自于评论界和媒体，他们造成共识跟风气。自觉要来自于电影政策的治理单位，他们积极有效率的推动、支持开拍好片。当然电影要来自于更多观众的自觉，他们才是在看电影的人。
原来出版电影剧本的一个简单的念头，如今却演绎成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刻它正在呼吁着：“给另外一种电影一个生存的空间吧。”
没有想到，是这个，成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了。
7
一九八六·十二·廿五景美
陈雨航打电话来，说想把我的小说拍成电影的结集为一本书，征求同意，我暗叫一声惭愧。
这些拍成电影的小说，我自认不及电影远甚。若把它们分类归档，理应放在远流出版社属下的电影馆，权充电影的附注、补释、索隐、或白话翻译本之列。然而也许是主编的慧眼亦有错识的时候，竟把此书纳入小说馆，令孤骡与群马并竞，使我惶急万分。因此以下的说明和描述，力图在辨晰它们，与其说是小说，毋宁更靠近电影。换言之，这组经计划串联在一块的小说，怎么看，都更像一匹骡罢了。
首篇“小毕的故事”，是民国七十一年参加联合报“爱的故事”征文比赛得到佳作，十月二十日刊出，五天后陈坤厚即来电话，商谈购买电影版权的可能性。十月二十八日我与陈坤厚侯孝贤初次见面，次年一月二十九日此片上映。历时短短三个月包括接洽沟通、写剧本、拍摄、完工、宣传，清楚反映出八年前的台湾电影环境是如何的布满着赌性和草寇作风。
此片大爆冷门卖座后，惯例是要打原班人马乘胜追击的牌，这回轮到侯孝贤执导。一堆题材，无所适从。比较成形的有三个，一是暖暖国中女老师的故事：“柯那一班”，一是“安安的假期”，一是角头黑社会定名为“视死如归”。三月初某日去暖暖国中探人沿滨海公路勘景回来，在兄弟饭店饮茶，大家做了三个阄让我抓，抓到哪个决定就拍哪个，我抓到“视死如归”。
“视死如归”有许多片断是侯孝贤少年时代的诸般混迹。然而引动他的起爆点的却是某年冬天去澎湖看王菊金拍“地狱天堂”，一人闲逛至风柜，下了车在站牌前的杂货店看到一群年轻人撞球，他便坐在那里看了一个钟头。于是大家打算去澎湖走走，看那家小小杂货店和那张小小撞球■是否无恙。两天后星期六的下午，阴晴雨不定中飞机惊险万分抵达马公。我头次见识到干电影的人的行动力。下了机即租车去风柜，玩玩讲讲的，讲出了“风柜来的人”这句话，日后遂延用做为片名。
饶是这样，四天后在参加学苑影展的高雄松柏饭店里，大家开会决定今年只拍一又三分之一部电影。三分之一部是“儿子的大玩偶”第一段，一部是“安安的假期”，赶暑假档。由我先把“安安的假期”写成个故事大纲，侯孝贤希望我就照自己最顺手的小说方式自由去写。
小说写完后，四月下旬开始写剧本，月底完成，马上也拿到了编剧费。六月底却又说赶不上暑假档所以不拍假期片了，赶十月光复节档，改拍“风柜来的人”，叫我先写出一篇故事供侯孝贤编剧用。如此七月底我把小说写完，而侯孝贤老神在在到八月中依然无动静，原来是使的拖字诀，最终剧本也我写吧。八月二十日开写，陈坤厚侯孝贤即去澎湖决定拍摄场景，随找演员定装，二十四日我交出剧本，二十八日大队人马赴澎湖就开镜拍了。至院线上映，前后才两个月，比“小毕的故事”还更是赌寇出草。
此片自是早已远离了角头黑社会的拍摄原意，上片一星期下档。初尝败绩，改弦易帜，计划拍喜剧片，轮到陈坤厚执导。十月三十一日侯孝贤出示一叠只写了开头若干场的残本，其中有人，毕宝亮与廖香妹，那是数年前他们想做的一个题材。毕宝亮——正如其名他的皮鞋永远擦得剥儿亮——毕宝亮的小鼻小眼、小奸小坏，从他们平时既爱又恨的言谈中，我已耳熟能详，当初侯孝贤是照陈友的外型来设计的。依前例，仍由我写成小说，再据此讨论剧本的分场和发展。这样就迫在眉睫马上写出来了“最想念的季节”。
当然，游击仗的变幻机动，临阵陈坤厚却另选择了改编朱天心的小说，发誓拍一部清纯浪漫爱情，即一九八四年暑假第一档的“小爸爸的天空”。那年八月侯孝贤才拍“安安的假期”，并且为了琅琅上口而把安安易名为冬冬。年底陈坤厚拍“最想念的季节”。
一九八五年春末侯孝贤开拍“童年往事”。八七年仲春拍“尼罗河女儿”，这两部都是直接写成剧本，小说则是后来再写的。
回首前尘，对照今日。“悲情城市”搞了一年半，至今一载有余还在做“戏梦人生”的分场剧本。我多么怀念从前那个赌寇年代，五天写一部剧本的骠悍纵横。打从招降收安变为影展公务员之后，也胆小了，也谨慎了，好不寂聊。
那么这本书或者就还有一点点存在的价值，亦即是，原谅它的粗草，笑赏它的狂稚吧——那个年代的产物。
8
一九九·十一·廿日
第一问侯孝贤是摇钱树·
是的，对不起，他是。
侯孝贤是摇钱树，这句完全违反常识的大胆预言，不是我说的，是詹宏志早在一九八六年所说。称它作预言，因为不仅是它说得简直太早，早在开放探亲党禁报禁解除之前那时候孝贤正是当红的票房毒药，并且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能看见的，侯孝贤但求作为一棵保本树，那已经是他最好的状况。
一九八六年《恋恋风尘》与一九八七年《尼罗河女儿》的拍摄期间，为了请詹宏志策划宣传有数次见面谈话的机会，我后来才发现，詹宏志对单次单部影片的宣传其实爱好不高。他的想法很大，大到出资老板不免也对他觉得同情。他的许多看似险招奇术，事实上是吾道一以贯之。要用，就要彻彻底底连他的背景和基础一起用，押全部，赢大的。詹宏志洞悉这一切，一边却也婉转尽意地陪耗了不少时间，结果亦如他所料，大脚穿小鞋，三折五扣绕一大圈后究竟还是回到原来安全的老路上。对于他的创意，不能用，不敢用，也不会用。就是在那段时期，我恭逢其盛，耳闻他谈话之中谬语肆出。譬如他说，侯孝贤是摇钱树。
他说，我谈的是生意，不是文化。
他说，这是一个没有风险的生意。
他说，卖电影可以像卖书。
他说，侯孝贤下部片子的首映应当在国外，巴黎，纽约，或东京。
他说，把侯孝贤当西片做。
他说……他说过很多。我感到荣幸，在爆发那些似偈似颂的结论的一刻，我是现场目击者。詹宏志经常是“结论在先，证实于后”。关于以上所说，尚未见他演证于文字，那么可否暂时让我以现场目击者的亢奋心情，先来夹议夹叙地芜讲一遍。
第二问艺术与商业兼顾吗·
错了，为什么要兼顾。
侯孝贤之所以仍有赚钱的一点希望，乃是因为他的艺术，而非他的商业。
是这样的。一般产品的市场策略，可以寻求“大众市场”，也可以寻求“非凡区隔市场”。如唱片，一张古典音乐唱片在台湾也许只有数千张的市场，但它会在全世界都有一部分区隔市场，集合起来就是惊人的规模。同样，影片除了好莱坞的“大型公司”能真正出品把握全世界的大众市场以外，其他在国际市场活跃的电影出品国都采用了非凡区隔市场的策略，尤其是法国。法国目前乃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国，凭借的并非大众通俗作品，而是调子偏高的艺术创作。
录影带市场崛起之后，使电影市场的“卖埠”有了全新的面貌，区隔化的程度愈高，各类影片互贩的机会愈大，过去亚洲人影片难打进欧美市场的情形已有新的改变。录影带亦改变了电影的收益结构，它进入一种可称之为“劝募式”的收益方式，即电影开拍时，实际上已卖出了有线电视和录影带的版权，最后再加上戏院的租金。戏院不再是电影收益的惟一来源，它只是一部分。
所以一方面经营台湾的中高水准观众市场，一方面争取欧美其他地区的艺术电影市场和小众市场，如此包括国内、海外和影视录影带各项权益总和，才是评估一部影片的盈亏实绩。
欧美市场的卖埠交易回收较慢，约需一年至一年半，电影公司必须有较长期的投资计划，和较为健全的财务能力。此不同于以往国片的市场计算观念，带给我们莫大福音，之一，感谢老天，至少不必每部片子都被迫驱入一场毫无选择的赌博中——在台北地区首映的一翻两瞪眼掀牌之后，三天以内马上定生死。而不论是短命的三天一周，长命的两星期，或成龙超长命的三星期，片子演完就完了。短线进出，便是台湾一般片商经营电影的惟一方式，根深蒂固，箍制了多少想象力与发展。
现在，新的市场策略，使得国片在台湾上映也将有革命性的变化，好比采用西片发行方式，意指上片时的戏院数目较少，映期更长，票价较高，寻找精英观众为诉求。它使得更多种少数人看的电影成为可能，电影的类型更加多元，不再那么集权。它使得电影寿命是可以因着对品质的要求而获得延长，其长期持续性的各种权益回收，是可以到十年二十年后仍然在进账。卖电影像卖书。詹宏志说，我谈的是生意，不是文化。
此迥异于国片向来的运作系统，是本来就在那里的，以往我们并没有足够条件进入这个系统。而今国片有产品能以其数年来影展累积的成果，转为商业上的实质收益的时候，就当充分发挥产品其不可被取代的非凡性，去开发这个市场的无比潜力。
于是作为我们思考的空间和时间的场景，不一样了。以全世界的卖埠为对象，以五年十年作单位来营运，想想，我们可以做出多么不一样的事情来。
让朱延平做的归朱延平，让星马市场的归星马，让美加华埠的归华埠，让侯孝贤拍他要拍的。拜托他不要梦想去做史蒂芬司匹柏，那是不可能。拜托他也别以为他可以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诸如《金色的池塘》或《日瓦戈医生》。他只能拍他所能拍的，此若得以充分实践的话，他才有机会变成“只此一家，别无仅有”，而这个，就成为他的商业。
假如有一天他的片子不小心大卖了，对不起，那绝对是一个意外。
第三问台湾电影被他们玩完了·
你说呢·
不妨参阅《自立晚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艺文组策划吴肇文执笔的“侯孝贤杨德昌为国片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内有附表，具体列出了卖埠地区和收入。那样的成绩，不过是靠朋友们兼差做做，毫无经营可言的情况下获得的。若有识货者善加经营，詹宏志谬言曰，投资侯孝贤要比投资成龙还少风险。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间或闻道大笑之的也很多，这样两年过去。要到一九八八年，年代影视公司以它多年买卖影片录影带版权的经验，足以想象詹宏志所描绘出的漂亮乌托邦，邱复生决定下海投资了。
十一月廿五日，《悲情城市》在金瓜石一处老式理发屋内开镜，拍梁朝伟扮演的老四焕清在修底片。八角形屋子，前厅有两张粗笨如坦克的理发椅，后厅改装成照相馆，梁朝伟默默工作时，前面是市人，洗头的，剪发的。
以上，我说明了《悲情城市》是在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