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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雪少女时代的家人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便构成《悲情城市》的上集。现在，上集远比下集吸引我们多多了。下集已成遥忽记忆，只剩最初的原型阿花与阿发，偶然在那里烙烧一下。
下集遂自动消失。上集扶正为本片，悲情城市。
第八问事件怎么编排的·
要从建立人物而来。
事件既不能开头就去想它，也不能单独去想，它永远是跟着人走的。
当然也可以从一个现象或意念出发，而终究要面对是如何把它说出来，说得好，这个残酷的事实。残酷，是因为再伟大的理念，碰到创作这件非得具象造形的东西时，往往却不知何处下手起，没辙。当然也可以用诸如象征手法，隐喻暗喻，反讽对照，平行排比，等等一大堆，但是拜托这些在作品完成之后让人家去说吧。事件的选择与安排，顶好莫搬出这些宝贝来。
直接进入人，面对物事本身。当人物皆一一建立起来撼他不动时，结果虽可能只是采用了他的吉光片羽，那都是坚固的。显现的部分让我们看见，隐藏的部分让我们想象。那么环绕他现在未来衍生的任何状况都是有机的，与别人有时重叠，有时交叉，有时老死不相往来。剩下的工作，便如何把他们织拢在一起而已。
我看出侯孝贤编剧时的一招，取片断。事件来龙去脉像一条长河，不能件件从头说起，则抽刀断水，取一瓢饮。侯孝贤说，择取事件，最差的一种就是只为了介绍或说明。即使有，侯孝贤总要隐形变貌。事件被择取的片断，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存在的魅力，而非为了环扣或起承转合。他取片断时，像自始以来就在事件的核心之中，核心到已经完全被浸染透了，以至理直气壮认为他根本无需向谁解释。他的爱好经常就放在酣畅呈现这种浸染透了的片断，忘其所以。
《悲情城市》的时代背景是一九四五年光复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之间。初时看书，忘路之远近，上溯到清末台湾五大家族，叶荣钟的《台湾民族运动史》写史像写他的切身之事。材料的丰富浩瀚把人诱入其中无法自拔，什么都想装进来，什么都难装进来。这个过程，我鲁钝才学到，编剧其实也是一种如何兼备理智和豪爽去割爱裁剪的过程。侯孝贤灵敏得多，他很快走进状态，丢开所有资料，素手空拳直接面对创制。
一切的开始从具象来，一切的尽头亦还原始具象。
第九问■剧本等不等于电影·
大不等于。
根本是：编剧的思路与导演的思路已经不同。从一件事足以看出来，吴念真的剧本可读性极高，一般读者当成文学作品阅览都很有乐趣。杨德昌的剧本则像施工蓝图，除了工作人员必须看，电影系学生研究看，及电影发烧友为非凡兴味看，旁人来读总之要花点苦功的。
编剧的思路是场次相联结的思路，导演的思路是镜头跳跃的思路。
编剧拿场次为单位来表现时，借对白以驰骋。导演不是，他的单位是镜头。不论他或者用单一镜头里的处理，或者用一组镜头的剪接，会令他感到过瘾的只有一个，画面魅力与光影。
什么样的思路必然决定了什么样的结构。一路以场次对白，一路以镜头光影，其实是判别了两种不同的形式风格。侯孝贤曾说过，念真应该去当导演了。因为念真强悍的编剧思路已足成一家之言，若去当导演，他的会是另一种有趣的类型吧。还有一位编剧也应该去当导演，丁亚民是也，他的又会是另一种类型。
所以拿《悲情城市》的剧本去看《悲情城市》的电影，是灾难呢·是惊异呢·它们是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然又何其之不像。非但不像，简直两样。
第十问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理由啦，剧本，不可能也不会，等于电影。
今年坎城影展有人问温德斯他自己的电影最满足是哪一部，他说在脑子里。而且我想，将是永远在脑子里。
剧本构思完成时，绝对是电影全部的工作期间最快乐的一刻。那时你觉得啊这片子铁定把全世界打挂！你踌躇满志，意兴风发到神经兮兮的地步，如此持续好几天。再来，你必须开始执行这部旷世巨作了。于是你必然碰到千古以来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理想如何落地于现实中。然后你开始生气，挫折，沮丧，在芝麻俗务里消磨殆尽。没有夸张，电影拍摄的过程，最后就是一场不断打折扣的过程。
这样说来，只有宿命论的份了·那倒又不是。
譬如演员，因为台湾缺乏像好莱坞那样普遍整洁的专业演员，大量用非职业演员演出时，首先你很难把镜头切得太近，他们没有任何表演练习足以支撑个人暴露在特写底下，你只好多以中景远景。既无法依靠演员达到戏里的要求，你只好在场景里营造出一种气氛让他活动，因此你会非凡注重选择场景，借重环境的特异味道烘托出人。非职业演员素涩无华的节奏，亦逼迫你非得更接近于真实世界中的面貌配合其节奏。你非得将摄影、造型、画面光影、所有细节，乃至说故事的方式，皆统一于这个节奏里。当这些全部合起来作为成品时，就是你的形式亦即内容了——那种在长镜头的单一画面里用场面调度来说故事的写实拍法。
始初这样拍摄，实在是不得不如此，有其迫切性，故有其力气。此从行动当中出来的美学，倒是避除开学院或理论可能负载的造作倾向，而趋吉于自然。最终，它却变成了别人所难以取代的特质。
不同环境产生不同成品。第三世界美学意识，在开头，往往是为了克服器材和技术上的困难，想尽办法而发明出来的一种表现方式。它当然不是欧美先进电影工业国家需要去用那种方式拍摄的。创作态度这样被动缺少自觉·但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事实。成品在先，自觉倒在之后。凡以为怀抱第三世界美学意识即可拍出第三世界电影的人，果然也都是不知拍电影为何物的人。
自觉并非在拍片当下要如何做、做什么，对不起，那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自觉是在了解你的作品何以是目前这个样子，变成你这个样子的原因与结果是什么，明白这一层，你先已解脱了宿命论。你可以把不利的环境转为自己所用，创制出属于这个环境才会有的形式风格。
然后你会明白，作品一旦累积到成为一种风格，是风格同时也是限制了。再来的难度，才真正难。你不仅要足够聪明到看出这个限制，也要足够勇气到去打破这个风格。勇气，因为若你一时半会儿还搞不出什么新玩意的话，极可能便赶紧回去那个熟悉又保险的风格里。也许躲一阵子，或一辈子——只要不会受良心谴责——惟视个人造化而定。
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譬如《悲情城市》。四十年代台湾的生活，拍中间经常是道具也缺，陈设也无，结果只好用光影的比例设法把那些颓败处遮掉，明暗层次，障眼法造出一种油画的感觉。如此究竟能变生新物出来吗·看看吧。
十一问演员与非演员怎么调和·
仍然是：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这个问题。
《悲情城市》在剧本讨论期间已十分肯定，这回，非用专业演员不可了。理由是需要搭景，外景又难找，不能拍环境，只好走戏。不能依靠服装道具的考究堆积出场面，只好靠饱足的戏感支撑，让人忘掉其余之不足。侯孝贤且思考过以舞台化的形式，一切背景布置用光影取代，采夸张的舞台打光，盯住演员，抓牢对手戏。为统合其非写实的色调，势必一变写实拍法，以荒谬的戏剧性来驭控。
期间侯孝贤正好看到法斯宾德一部十小时的影集《亚历山大广场》，虽只看了开头两卷，已够印证自己的想法。法斯宾德是舞台编导出身，有一批出色绝伦的演员班底，他熟知这批演员的潜力和性向。因为现前有这些人，他会因着要如何运用这些人而生发出一种构想。他能想象他们会给出什么东西，便依着这个东西去琢磨把它捏塑成形，由此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亚历山大广场》讲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边缘小人物的各种遭遇，即不大管场景的时代感，而以戏取胜，戏又依于演员去捏，好几场微妙的荒谬场面，全是靠有那样的人才有那样的处理法。
侯孝贤想归想，到底没有那样一批班底，做到那样彻底。只有男主角想找梁朝伟。大哥原来找柯俊雄，后来是陈松勇。可是梁朝伟不会说台语，国语又破，令编剧中胶着久久不得出路。忽然有一天侯孝贤说，他妈的让阿四哑巴算了。
开玩笑！
然而正是这句玩笑话，一语惊醒梦中人，打开僵局势如破竹直下。
它及时平衡住陈松勇那一脉过重倾斜的线索。因为那边是激烈的生意斗争，这边梁朝伟既不能硬碰硬也拿事件之激动来与之抗平，该拿什么呢·找到了。不但是聋哑此事本身所可能辐染出来的许多新状况，而且将非凡倚重梁朝伟以眼神、肢体语言，甚至以凝悍的无声世界之表达法，好比直接用默片的字幕插片。现在，豁然出现一片未垦植过的空白地，你兴奋透了装备大种特种各种希奇东西，其实最后你不过还是只能种一些绿色植物罢了，但这个发现的当初真是快乐的。
说出来荒唐，创作态度这样轻率·对不起，却是事实呢。
当然也并非凭空而来。侯孝贤有一个老本家侯聪慧，熟悉一位前辈陈庭诗先生，有时谈起陈先生的为人，也在明星咖啡屋前匆匆照过面，印象深刻。陈先生八岁时从树上摔下来，跌坏中耳，自此不能听不能说，与人都用笔谈。透过侯聪慧联络到陈先生约见。陈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五月画会”重要的一位画家，至今我们家还保存有他的一本版画集，一九六七年国立艺术馆出版，全部英文介绍，印刷设计在今天看也绝对是上品。没想到陈先生还记得我小时候，说以前见到我们姐妹这么小，现在都长大了。笔谈一整晚，好多材料后来都放进了剧本里。
开镜五天，梁朝伟心晃晃的，反映给侯孝贤，遂趁一天休息，连女主角辛树芬和演哥哥的吴义芳，一伙开小巴士去台中拜访陈先生。
陈先生一人住，钥匙寄在对面的邻居家，电话也由邻居转。带我们参观楼上楼下，全是他收集的奇石，称自己是石痴。我们就在那成山成谷的墨画雕塑和石头里腾出一块桌面笔谈，陈先生还烧了水泡茶，又启开可乐和芭乐汁给男生喝。他总是体恤的为免沟通繁乱而把决定先做了，再知会对方，不由推辞，他便带大家去街上一家湖南馆吃晚饭。他给那家店写过一幅字，现去讨还人情，自然是要哄我们安心的说辞。一边吃他即笔谈知会，嘱我们吃完可上车走，不必绕路送他，他自己坐车几分钟就到家。是这样怕增加人家麻烦的人，他也不学手语，因早年曾见公车上聋哑人比手画脚交谈聒噪的样子，故决意不学，宁可笔谈。梁朝伟听了动容，说陈先生好sensitive。
侯孝贤与摄影陈怀恩皆赞叹梁朝伟的集中专注，但看过头几日拍的毛片，侯孝贤说，梁朝伟太精准了。他的精准、细微之层次，侯孝贤说，太精致干净了，显得他鹤立鸡群，跟其他人产生差距，需要调整。所以当晚从陈先生处赶回台北，便请梁朝伟看一些毛片，主要是日前所拍詹宏志、吴念真、张大春随吴义芳从市场走进照相馆的一段。这批文艺界的非演员，银幕上看时感觉很真实，很素。侯孝贤希望梁朝伟能够放粗糙些，直接些，溶入那些人的质感中。
梁朝伟，我最记得他的，是小巴士车上他跟陈怀恩叽喳一堆，谈音乐。陈怀恩取出一卷卡带推荐他听，曲叫theskyiscrying。梁朝伟一听好激动，说他就是想学吹这种小口琴，没学会，很country，有没有，像妈妈在厨房煎饼，灯亮了，黄昏草长长，坐在那里吹口琴的味道……
陈松勇，工作人员给他取了一个外号“悲情猩猩”。与他演对手戏的如太保、文帅、雷鸣等，都是老牌演员，这回可拼上了，演技大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