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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文学评论家）：日子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日子，也是大家的日子；因为有了大家，自己的日子才变得更精彩。我想，这正是倪萍的《日子》的可取之处吧。在《日子》里，倪萍不像有些明星或名人那样，絮絮叨叨地说些身边的琐事，或大言不惭地炫耀自己的非凡，或惊世骇俗地倾倒一些龌龊的隐私。倪萍只是很本真地告诉读者，她的日子里有大家，她的日子里也少不了大家。大家既包括了赵忠祥、袁伟民，也包括了儿时的伙伴水晨哥；既包括了姥姥、母亲，也包括了爱听她“天气预报”的普通观众小海风……倪萍记得大家身上那些最感人的东西，她像自己做主持人一样，以说家常话的方式把这些感人的东西传达给了读者，于是读者就通过《日子》琢磨到有关做人的道理。
吴秉杰（文学评论家）：老百姓把生活叫作“过日子”，“过日子”推广到无人称或泛人称便是岁月流逝，再上升到某种“宏大叙事”就是历史演变。这一切都并不神秘和统统可以包含在倪萍的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名人的书，“名人”的产生与消逝本身已是历史演变所留下的印迹、标记或界面。这也是一本关于女人的书，“女人”的生活与遭际又是一个时代与社会最内层的与牵连广泛的说明。把书命名为《日子》就是下决心与读者作一次具体而又周详、诚恳而又实在的对话，一下子拉近了和众人的距离。
我感到，这本书的特色并不在于通常的名人传记，一种凭藉了职业便利、职业优势的写作。虽然我相信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会喜欢阅读书中倪萍根据自己的主持人经历而提供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容的。更何况提供这些内容的主持人还是有个性倾向的，有灵性眼光的，有情性流露的。但更主要的和富于文学意味的部分却属于书中自我内心的发掘，灵魂的袒露，情感的倾诉，“日子”的品味，它开辟了一条每一个人都能进入的最广大的心灵的通道。这才进入了文学的范畴。
我最喜欢的是《日子》的前一百页和后一百页。最好的东西常能最自然地衔接起来。要探寻“成长”的秘密吗？对于倪萍来说，成长的秘密也许早在她十几岁在水门口时就已全部包孕在其生命之中了。要寻求人生的答案吗？答案便在名人与普通人往复交织所构的生活的漩涡之中。从普通人变成“名人”是一种飞跃，一种时代所创造的机遇；从“名人”回归到普通人更是一种升华，一种人类朴素、真挚天性的流露。
首先倪萍文学写作的贡献是打破偶像，还一个全面、完整、真人的形象。于是，放弃主持人总是要“指引”别人的眼光，让一切的叙述，呢喃细语、忧思欢乐，都变成为心与心的交流、理解与共鸣。于是，“日子”转化为生命的燃烧。认识你自己，才能真正地认识别人；但了解别人，也帮助你认识自己。这就是进入另一个人的《日子》的价值。
世外美髯公
风光旖旎的采尔湖可谓人间仙境。湖边山上有一个神仙生活的地方，这地方有位奇人，叫做弗里茨。
弗里茨像童话里的人物。头大身短，膀肥腰圆，从又硬又宽的皮带上边鼓出一个啤酒肚，两条腿好似两根粗木桩，拳头大得像外边套了个拳套。最精彩的是他银色的大胡子，又大又松又软又密，如果一只小甲虫贪图舒服钻进去，保管一个小时爬不出来。大胡子是他的骄傲。他就凭着这大胡子，去年在意大利的国际美髯公比赛中抱得一个亮晃晃的大奖杯回来。
最吸引我的还不是他那绝世的胡子，而是这罕见的仙境，还有在这里他营造的伐木工人博物馆。
当我的向导弗莱第把车子开到他的山上时，我被这里的风景惊呆了。远处是蓝天、云彩和雪山，靠近一些是碧湖、白帆和小村庄，脚下是森林、草原和野花。鲜艳，纯洁，透明，宁静，也只有在童话或神话里才有这样的画面。弗里茨就站在这画面里，一握手就把我们拉了进去。
更奇异的景象展现在我面前———首先是几间粗糙的木屋。屋内屋外琳琅满目挂着各式各样的锯。最长的锯近三米，小的不过几公分。抬头一看，连屋内天花板上也全是锯。有锯树的，也有锯冰的，锯兽肉的。当弗里茨说他这里有1800多种锯，我感觉全世界的锯全在这儿了。在人们没有发明锯之前，就用斧头对付坚硬又粗大的木头。他收藏的一把堪称始祖的锯至少有1700年的锯龄，上边几乎看不见锯齿了。我想起我写过的一句话：锯最终被木头磨平。
这把锯叫我想到没有牙的老爷爷。
我问他究竟什么原因，使他去收集如此浩瀚的藏品？
原来他父亲整整一辈子在森林伐木，死后留下许多工具。但现在人们的生活形态改变了，原先使用的工具不要了。这就使他产生一个奇思妙想：把这些老东西收集起来，再像博物馆那样展示出来，别让祖先的生活消失了。想到这里，他就干起来。他不仅自己的劲头愈来愈大，来参观的老乡们也很有兴趣。主动把家中各种搁置不用的伐木工具，连伐木工人各种日常生活的用具也都拿来送给他。他就依照昔时在阿尔卑斯山上工作的伐木工人的生活方式，搭起一座三角形的小木屋。里边一切布置都严格地遵循生活的真实。连爬山鞋和冰鞋放在哪里，酒壶挂在什么地方，煮饭是何种方法，都一丝不苟地摆放出来。所有的物品没有一件仿制品，全是真家伙。我对其中一把木锁，一件在屋内干活的小型的自动锯和一个可以升降的锅架，很感兴趣。这些东西一下子就把古代山民们的智慧与文明十分生动地告诉我们。弗里茨看到我充满兴趣，他高兴极了，拉着我到屋外去看那些伐木工人使的大家伙。
一把一半断在木头里的巨型的锯是他藏品中的“宝贝”。这片断锯深深锯进树木，而且在折断之后又渐渐被蓬勃生长的木头紧紧包裹起来。这真是一个奇迹！他说这是在一千八百米山上的森林里发现的，至少有一千年！于是大自然的威严、森林的雄伟和伐木工人的艰辛，就令人震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时，弗里茨感到他使父亲、祖父以及这大山里祖先们的生活复活了。
历史的复原是一种复活。
他把父亲当年的老照片挂在这木屋里。他在小木屋中会感到，父亲也在屋里。
为了吸引人们来参观，他精心营造这一小片土地。他在草地上架上一块大树干，上边放一把两人拉的大锯，好让人们动手试试身手，感受一下伐木工人天天要付出的力量。他从山上木制的水槽引下清泉，注入一个水池中，水里养着许多鳟鱼，这也是唯有阿尔卑斯山上才能做到的事。他还在山崖边上放一张木桌，招待前来参观的客人一边饱览这里的湖光山色，一边吃肉喝酒，享受一下山民独有的风味。这里所吃到的熏肉、葡萄酒、白酒，还有加气的啤酒都是他自制的。他又拉着我去他住所的地下室，看他熏肉的厨房。告诉我怎样用锯末来熏肉。他很得意，因为只有伐木工人才更善于使用锯末。至于这里能喝到的冰镇的矿泉水则是纯天然的。山泉原本冰凉，泉水清冽沁人。人造的矿泉水怎么能与阿尔卑斯山的泉水相比？
他在房前屋后各处都栽满鲜花。此地山民的习惯是把各种颜色的花拼种一起，于是他所收藏的伐木工人的历史就绽放在这缤纷又芬芳的鲜花之中了。
健壮如牛的弗里茨原是一名开挖土机的工人。如今已经退休。他有些经济头脑。人们来到他这里参观是不收门票的，玩一玩和他照个相也一律免费。吃肉喝酒当然要付费。这些收入要作为他这个民间博物馆必不可少的经费。采尔湖是欧洲的旅游胜地，到这里来参观的游人也日日不绝。然而，山民朴实又豪爽，决不把客人付钱多少当作要紧的事。如今，他这个地方在采尔湖地区已经小有名气。不少人都知道，要想了解祖辈上伐木的故事，就得到弗里茨这儿来看一看，听一听。
弗里茨的美髯使他客串过一次电影。他给我看了一张剧照，很大一张的黑白照片上，一个蓄着飞瀑似的大胡须的老汉一脸严肃地站在森林里。我问他演的什么角色。他说是“森林保护神”。
他拿出一本纪念册，请我题词。我在他电影角色的称呼中加了两个字：“森林文化的保护神”。
谁救四堡
去往闽西，心中一个渴望是看望四堡。四堡是我们———人类印刷术发源之国如今仅存无多的雕版之乡。
虽然史籍上对四堡雕版的记载微乎其微。但它地处宋代几大雕版中心之一福建的腹地，距离中古时代的雕版重镇建安（今建瓯）也只有百里之遥。那时，它所印制的图书一定就是精美绝伦的“建本”吧。它的历史直通着我国雕版印刷清澈而隽永之源。于是走进它时，有一种将要进入时光隧道的美妙感觉。
然而，一入四堡却大失所望。
没有印书的书坊，没有卖书的书铺，一如普普通通内地的村镇。原来历史这般无情！别看它曾经那样的辉煌。当历史走过，竟然了无踪影；而当下四堡正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各种近些年冒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商店零乱而无序地挤在小镇街道的两边。
多亏当地政府和一些有心人，在四堡中心盖起一座具有闽西特色的小院，里边展示着四堡雕版的历史以及从四处收集来的古版古书，以及印书、裁纸和装订图书的种种工具，可是这里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展览也只是平面的展示，缺乏纵向的内涵。应该说他们能有这样的文化眼光，付出如此的辛苦已属不易。但他们毕竟不是专家。故而对这些古版确切的年代和特征也无从道来。使我惊讶的是这个具有千年历史的雕版之乡的收藏馆所保存的书版竟只有一部书是完整的！
至于四堡现存的明清以来宅院式的书坊，数量颇大，至少百座。而且建筑风格优美奇特，格局依然如旧，连当年贮墨的石盆也摆在原处。虽然这些书坊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大多已成了大杂院，到处堆满生活的杂物。房子太老，年久失修，正在听其自然地败落、霉坏、朽坏与坍塌，无人也无力量把它们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清理出来。
也许四堡的历史过于久远，早早就度过了它强势的盛年。
福建雕版印刷起始于唐。它真正的繁华却由于碰到了一次千年难逢的机遇———那便是汴京失落后，大宋的南迁，文化中心随之南移。负载着文字传播的印刷业，在福建西北部这一片南国纸张的产地如鱼得水般地遍地开花。明清两代五六百年，建安的图书覆盖着江南大地。连此地妇女的民间服装也与印书有关。她们的上衣“衫袖分开”。每每印书完毕，就摘去袖子，一如套袖那样。那时，虽然徽版与金陵版的图书非常走红，但建版的图书始终长盛不衰，一直承担着整个江南广大民间的文化传播的使命。因之，民间的纯朴与生动是建版图书的主要特征。可是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西方铅字印刷的传入，古老的雕版渐渐衰落。遗憾的是，在这种文化悄悄地退出历史舞台时，不但没有人把它作为珍贵的遗产保护下来，反而经历了文革的浩劫。许多古版被用于猪圈的护栏，就像天津芦台的乡村曾用年画古版当做洗衣的搓板。及至商品经济时代，这些具有收藏价值的古版又成了古董贩子们猎取的
对象。我在龙岩、泉州和厦门的古玩店里所见到的雕工美丽的书版不过二十元一块。在北京潘家园买一套完整的带图的“二十四孝”也不过一两千元。其中不少都是从四堡一带流失出来的！因为四堡民间一直私藏着大量雕版。可是即使四堡当地政府深信这些古版的十分宝贵和失不再来，也不能下令百姓不准出售呀。
于是，我想这责任还是在我们的身上———无论在欧洲还是日本与韩国，做这些民间调查和收集工作的都是专家学者。他们就像考古学者和生物专家，以及拍摄野生动物的影视工作者那样，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长期守候在寂寞的田野里，默默地把每一种文化都搞透搞全，整理得清清楚楚。他们甚至还用同样一种方式来调查我们的民间文化呢。近二十年，在我们闹着下海和与世界接轨时，不少日本、韩国和欧洲学者已经在我们广大的乡野调查与收集那些濒危的民间文化了。大量走失的雕版就是被他们从民间买走的。我们不必责怪别人。谁叫我们既没有民间文化保护法，也很少有人肯像他们那样付出辛苦。我想，如果我们有几位研究古代雕版与印刷的学者到四堡去工作两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