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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饮一口，一线清凉直贯胸臆。我以为，自己的身，越过了语，直会了意。
然后，我们去到巴塘乡的重建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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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感动与敬意，从巴塘乡重建工地出来，已是六点多钟，夕阳西下。
高原的大地在这样的光线下更显得渺远深广。那些耸峙在宽广草原尽头的岩石峰峦都在闪闪发光。
忍受着强烈高原反应一起采访的朋友该回去休息了。我对主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去看看草原上的鲜花。
三四年了吧，我一直在追寻高原花草的芳踪，高原植物学成为我一门业余功课。是四年前某一天，川藏线上，站在一座雪山垭口，对着身边那些摇摆在风中的种种花朵，我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些严酷自然环境中的美丽生灵一无所知，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甚至叫不上它们的名字。我突然因此感到惭愧。说自己如何热爱这块土地，却对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事物一无所知。这个时代，爱成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轻易脱口而出的词语，同时，却对于倾吐热爱的对象茫然无知。
爱一个国，不了解其地理。
爱一个族，不了解其历史。
爱一块土地，却不了解大地集中所有精华奉献出的生命之花。
因此，一个伟大庄重的词终于泛滥成一个不包含任何承诺，也不用兑现的情感空洞。
我意识到了这种热爱因为缺乏对于对象的认知而变成了一种情感空洞。
我决定不再容忍自己身上的这种荒唐的情感。
从此，当我在青藏高原这片我视为自己的精神高地上漫游时，吸引我的不再只是其历史，其文化，以及由历史与文化所塑造的今天的族群的情感与精神秘密。我也要关注这土地上生长的每一种植物。从此，不止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每一种生命都成为我领受这片土地深刻教益的学习对象。
所以，我现在要去拜会那些在这个短暂的美好季节里竞相盛放的花朵。
我很高兴，新结识的当地朋友乐意陪伴我。我们调转车头，向草原深处驶去。
我很高兴能把一种种自己认识的草木指示给这些比我年轻的朋友。
在这个高度上，已经没有了树木生长。于是，总是用藤蔓缠绕与攀爬的铁线莲失去了上到高处的依凭，在公路两边的砾石中四处铺展，同时奋力高擎起铃铛般的黄色花。
而一层层叶片堆叠而上，奇迹般长成一座座浅黄色宝塔的名叫苞叶筋骨草。一枚枚精巧的唇形花就悄然开放在在层叠而上的苞叶下面。
当我们停下车来，草原上细密的白色小花从面前铺展开去，直到视线尽头山峰浓重的阴影中间。那是白花刺参。带刺的叶片间坚立起一根带棱的长茎，顶端举着数朵一簇的象牙白的唇形花。我趴在草地上，从镜头中注视这些花朵如何反射黄昏将临时那最变幻迷离的光线。我用微距镜头表现它们的细部特征，再换上一只广角镜头，表现这些美丽生灵的广布与纵深。
直到夕阳西下，最后的一片光线紫红的阳光消失时，仿佛听见六弦琴一声响亮的拨弦后余音悠远。
晚上，在没有桌子的板房中，趴在床边在电脑上整理这些照片，竟忘记约了那位为我演唱过《格萨尔王传》的民间艺人来谈话。他也不来打搅我，竟在院子中等到半夜三点！
在玉树，那么多美好的印象应接不暇。最令人难忘的，还是这些真诚朴质的老朋友与新朋友们带给内心的温暖。正是如此醇厚的温暖让这回短暂的走访显得更加短暂。
怀揣着那么多的感动，真的要离开了。
玉树，在此之前，我曾经拜访过它西北部的平旷荒野，也曾经游历过它偏南方向横断山区最北端的高山与深谷。现在，我又来到了它的心脏结古镇。
来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有酒，有歌。送别的时候，也是一样。可以说这是一场送别的盛宴吗？食物其实非常简单：现煮的牛肉和羊肉、油炸馓子、酸奶、青稞酒。但的确是一席盛宴。地点经过精心安排。开满了紫菀与毛茛的草滩上，一座美丽的白布帐篷，四壁挂着当地的摄影爱好者们精美的作品。还有那么美妙的歌声与敬酒。这些是灾民也是重建者的人们用他们的豁达与乐观让我们领受一种文化的伟大力量。
这是最难分手的时候，我却再次要求几个朋友提前出发，再去看看机场路沿途那些前些天不及细看的花草。
我记得那一丛丛紫色的鼠尾草。
我的家乡距此将近两千公里。但那几位当地的朋友也和我一样，曾在童年时，把这些漂亮的管状花从花萼中拔出来，从尾部细细啜吸花朵中蕴藏的花蜜。现在，这些花一丛丛开放得那么茂盛，在强劲的高原风中不停摇晃。
我拍下了它们美丽的身姿，在流云如浪花翻拂的高原的蓝空下面。我加大相机的景深，把丛丛蓝色花背后的河谷中通向深远的路，和一段高耸的曾经的陡峭河岸纳入背景。
几分钟后，我就将从这条路上去往机场。
我不想说再见。我对这些新朋友说，我还要再来，一个人来。我说出一个又一个的地名，都是玉树这片雄阔高原上，我从未到过的地方。还有一些，是去过了，但还想再去的地方。
我们正日渐廓清文化的来路，却还并不清楚文化去向未来的路径与方向。
我相信，这个答案，只能从民间新生活中那些自然的萌芽中得到启发。能够找到吗？我不肯定。我唯一知道的只是，我们不能因此放弃了寻找。
（阿来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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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无人看见的生活（1）
李存刚
午后的时间，我通常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办公室两侧便是病房。这个时候我的患者们正躺在那里，他们大多表情安静，少部分痛苦而扭曲。那些表情痛苦而扭曲的人，差不多都是刚刚入住进来的。他们还不习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午后的时光，他们一定是想到了即将接踵而至的陌生日子，加上身体里不时肆虐的疼痛，让他们一时承受不了。早些时候我去查房，他们张着痛苦得扭曲的脸看着我，嘴里不时发出嗯嗯啊啊的叫声。我查看他们患病的身体，和他们说话，我从他们眼中清楚地看到了痛苦和无声的祈求。那时候我想，随着时光慢慢流逝，隐藏在他们身体的病痛将会渐渐减弱，直到有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到那时，他们就将和其他人一样安静下来，表情轻松，神情自若了。我和他们一样期待着这一天早一些、再早一些到来。
办公室的窗外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林子里的那些树种对我来说从来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它们中有一些四季常青，有一些到了秋天就经不住渐渐变凉的秋风，纷纷褪去了碧绿的叶片。还有永远生长在低处、四处攀爬的杂草和藤蔓，它们肆意绽放的绿色构成了林子最基本的色调。累了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抬起头来，最初的起因便是因了那片树林绽放的绿色——对于疲劳的双眼，绿色的诱惑是巨大的。而我陌生的，则是我无一例外地叫不出那些树木和杂草的名字，我想如果我稍稍花一点心思，用不了多大工夫就可以弄清楚，但我一直没有去做，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要去弄清楚；更何况，它们叫什么名字对于它们按照自己的规则荣枯和生长，并没有丝毫的影响，更不会影响我在感觉累了的时候抬起头，对它们进行浮光掠影的观赏。
值得一提的还有林子中不时传出的鸟鸣。麻雀、红嘴相思鸟、画眉……这些乡村里寻常的鸟类，曾经是我儿时的弹弓攻击的目标，说不定它们中的一些还在我用簸箕设置的简易陷阱里觅过食，因而险些落在我的手掌，至今惊魂未定呢。它们在不同的季节里飞抵林子，在林子里筑巢、歇息、嬉戏，不时鸣叫。有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林子上空翻飞的身影。
久而久之，我闭上眼也能想象出它们的外貌，它们的叫声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模仿出来。有好多次，当我被它们的鸣叫声吸引，抬起头来打量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林子时，我就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作一首世上绝无仅有的诗，或者学着它们的样子，忘情地鸣叫。
相比而言，左侧的窗外就显得单调和沉闷得多了。长长的过道，昼夜不灭的顶灯。和右边比起来，有一种不易觉察的晦暗和阴郁。是的，晦暗。当我坐在办公室的位子上，抬头看过窗外的林子再转身注视过道时，这样的感觉尤其强烈和真切。更多的时候，我站在过道上，或者从过道经过，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对比或差别无疑是一直存在的，但肯定是被我忽略了。
过道的中间是一阙明显的扩大部，容纳着通往高处的电梯和办公室凸出来的那一部分，以及宾馆接待部一样的护士工作站。如果我站起身，走到玻璃窗前，对面的护士工作站就会顺利地进入我的视野；一同进入视野的，还有正好路过、往返于电梯高处的行人。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惊醒，明白这是在办公室，我是个医生。
王玉和她八个月大的孩子是在病员入住的最高峰时住进来的。病房里人满为患。王玉和她的孩子就被安排在了过道临时加设的两张病床上，和我的办公室一窗之隔的地方。那之前一天，王玉带着孩子回了一趟娘家，返身的时候经过一个算不上陡峭的斜坡，她和孩子一起摔倒了。等她准备重新抱起不停哭闹的孩子时，却发现自己的手臂变弯了，怎么也抱不动孩子了。那天下午被送进这里以后，她一手怀抱不住哭闹的孩子（摔倒的时候，她的手臂压住了孩子的腿，孩子的腿也骨折了），一边哭，一边告诉我受伤的经过。
她大睁着双眼，细细的泪水从眼角滴滴答答地滑落下来。说着，她就掀开自己的上衣，捏着软塌塌的乳房，很费力地往孩子的嘴里送。终于成功了，孩子吸了两下，就把自己的嘴躲开了，继续不停地哭。
第二天早上，我从走道经过时，孩子躺在床上，发着细细的鼾声。王玉歪斜着身子坐在床沿，胖嘟嘟的脸和小巧的双眼里满是泪水。我走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扣上工作服的纽扣，王玉嚎啕的哭声就在玻璃窗外的过道上响起来了，听上去像发自某架老旧不堪的收音机，或者某个蹩脚演员的表演，干瘪瘪的，叫人感觉不出其中蕴含的到底是痛苦还是感伤，抑或是要告诉人们：
她在那里，她在哭泣。
好奇的人们一个个睡眼惺忪地从病房里跑出来，纠集在狭长的过道上。
老人、青年人、小孩，他们大多是病人的家属，有一些是可以自由行走的病人。他们无意中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围圈，王玉和她的孩子被密不透风地围在了最中间，一双双眼睛中了邪似的，聚焦在王玉和她的孩子身上。焦点当然是王玉一直哭个不停的孩子，大约也有她干瘪瘪的乳房。即便是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后面，我也能感觉到人们在七嘴八舌，并且清楚地看到那些男人们热辣辣的目光和似笑非笑的脸庞。站在最外围的那几个，因为视线被挡，不停地踮着脚尖，以暂时拔高自己矮小的身躯，以便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王玉和孩子身上。
可王玉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边蚊蝇一样越聚越多的人群，依然旁若无人地释放着她的哭声，仿佛她来医院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哭泣，然后博取人们并不确切的同情和怜悯。可她似乎又对人们的同情没有丝毫兴趣，否则当人们围拢在她身边，将自己的同情和怜悯喷洒在她和孩子身上的时候，她怎么会那么无动于衷，只知道哭？
我一定要做些什么的想法就是在那一瞬间冒出来的，一经冒出，就被我即刻付诸实际行动——我不由分说就赶走了一个住了很久似乎还将一直住下去的病人，腾出床位，将王玉和她的孩子转进了病房——这和同情和怜悯无关，我只是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人们热辣辣的目光，忍受不了蚊蝇一样刚刚赶走又聚集起来的人潮。
从此，办公室外就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我就又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安安静静地记录和书写了。任何时候，只要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户后面，一抬眼我就可以看见那两张临时加设的床位。王玉和她的孩子搬走以后，那两张床位就一直空着，静静地横卧在那里，像一个安静的舞台，无声地等待着它的下一位入住者。
窗外的那片树林总是春来返青，秋来落叶。我坐在办公室里目睹着这一切静静地发生。我的工作是没有四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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