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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深受武侠小说之害，每遇冤屈，不喜欢对簿公堂，而是喜欢暗中报复。窦尔敦在《坐寨》中唱道：“大丈夫仇不报枉在世上，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一场！”于是，就仔细阅读这本怪书，希图搜剔出一二反动言论，把它一家伙告进衙门，给它个满门抄斩，嚓！嚓！何其快活乎哉也么哥！
然而一篇读罢，却发现这家伙并不值得报复。这本书号称是“融合了思辩、叙事和梦的诗体小说”，但我们革命人民都知道，“思辩”、“梦”，还有“诗”，都早已经定格成20世纪80年代的化石，用书里的话说，“被时代屙在边缘上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叙事”，紧握住时代的马尾巴，在20世纪90年代的戈壁上被拖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
《脆弱》的阅读过程，对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是充满忧伤的回忆。那种弥漫在宿舍楼道里的诗情画意的情欲，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高贵，那种对未来和理想的自信，还有那辽阔的蓝天，那草坪上的吉他，那无处不在的现代派……但如果对20世纪9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则可能就是一个傻冒的自伤自怜。一事无成还道貌岸然、自作自受还伪装先锋、秋天的知了冒充大尾巴狼、离美女20米就早泄愣夸口是“采花大虫”……所谓“脆弱”，就在这两个时代的对比中凸显了出来。
作者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他把80年代北大所赐予他的全部功夫都竭力演示在这里了：九死不悔的追求，敏锐的意象捕捉，对语言和生命的双重探索。如果出版在1989年以前，此书极有可能成为轰动的时代经典。然而在中华世纪坛巍然屹立的今日，任何思考和探索都已被当作消费形式之一种。业已被中产阶级学者野蛮霸占的大学校园，把橡子这样的“小资产阶级”诗人驱赶到了风沙扑面的大街上。曾经有一个时代，思想者被迫自己发现“我有罪”。现在，则是思想者主动承认“我脆弱”。在这样的心态下，《脆弱》的笔调颇有几分不自信，经常流露出由20世纪90年代处境所产生的自嘲。作者在书后的访谈中乐观地觉得：“当我说出脆弱的时候，我已经被拯救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80年代的思维表达。而我倒是从作者的脆弱中，看出了一份脆弱的反面——坚强。因为作者对于所谓的“脆弱”，显然并没有采取认同和欣赏的姿态。在交出了这份脆弱的自白之后，他留下了自己的底色，那就是，对初始信仰的毫不动摇。
金庸《天龙八部》里有个信仰坚定的年轻和尚虚竹，他在遭受暴力劫持的情况下，连破了荤戒、酒戒、色戒、杀戒，他对自己的“脆弱”很恼怒、很无奈，但他没有因为破了戒就动摇对佛的信仰，他仍然以一名优秀和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正是在这里，金庸写出了人性真正的坚强。《脆弱》的作者也是一样，80年代的戒律，他恐怕也有意无意破了不少了，所以他坦白了自己的脆弱。但是戒律本来就不是永恒的，戒律从来就不是目的。在一个只讲戒律、不讲信仰的时代，小心地收藏好自己的信仰，这虽然谈不上伟大，但这实在是一种坚强。
当然，坚强是没有必要炫耀的。找一座空山，吼几句疯语，就足够了。读到最后，忽然发现《脆弱》一书原来的名字叫做《近似深渊的无边蔚蓝》，这不就是“空山”的意思吗？好，橡子，你又欠我一回！
（本文颇受橡子当年同学好评）
更上一层天
一不留神，张天天已经长成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照俺们东北的习惯，这就算拳头上立人、肩膀上跑马的“大人”了。谁像北京人脸皮那么厚，三十五六了还脆生生地愣管自己叫“女孩儿”，吓得俺们东北老爷们儿成宿成宿做噩梦。可在我脑子里，张天天这丫头还是个没上初中的小破孩。其实我头一回见到张天天，她就已经初二了，跟着父母来北京做个电视节目。可我怎么瞅怎么觉得这孩子顶多小学四年级，瘦瘦小小，老实巴交，不疯不闹不时髦，父母说句话她乖乖地听，是个大人她就叫叔叔阿姨，这哪像个中学生啊？你瞧我们伟大首都的中学生，一个个都圆滚滚肥嘟嘟的，张口哇噻闭口丫挺，说句话父母就必须乖乖地听，是个大人他们就敢叫老不死的。我之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市井黑话，多一半是在公共汽车上跟这些胖弟肥妹学的。故此我一听说张天天因为写作受到媒体的伤害时，就特同情、特义愤。老夫也是从小就有几分写作歪才，也是因此从小就饱受打击摧残。幸亏那时候没写出《真心英雄》这样的名噪天下之作，否则那会儿还是“四人帮”时代，万一被什么“石一歌”、“丁学雷”之流咬两口，老夫可就没法接好革命先辈班，闪闪红星传万代了。
看张天天的《真心英雄》，是不能用我们这些专门吃文学饭的“老不死”的眼光去看的。北大的戴锦华教授说：咱们都是上不了天堂的，因为咱们看什么作品都是看人家的毛病。但是我想，我们看“老不死”的作品时不妨多看他们的毛病，因为这是文学研究者的职责。可当我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满腔的真诚写出的文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俺自己十几岁时，写得出这样的文字不？我们应该依据一个人达到了什么标准来评价他，还是依据他没有达到什么标准来评价他？假如我们发现鲁迅的手稿里有一个错别字，我们还承认不承认他是文学巨匠？假如我们得知爱因斯坦不会修理灯泡，我们还承认不承认他是物理大师？我们许多“老不死”的专家学者，自己年轻时，拼命鼓吹宽容，撒娇撒谎带撒泼，可爱极了。一朝成为“老不死的”，则对孩子们百般挑剔，万般压制，说是严格要求，规范管理，说穿了，不过是嫉贤妒能，借刀杀人。少年作家生活阅历少，也就是说看过和干过的缺德事不如我们大人多，这先天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出手就写出个《红楼梦》或《人间喜剧》来。所以我看他们的文字，第一看是不是真心，第二看是不是有才。是真心就等于路线对了头，是有才就说明孺子可教，其他问题时间自会解决。最近上海出了个名叫韩寒的少年作家，别人告诉我这后生骂了不少大小名人，连我也骂了。我在书店里翻了翻韩寒的书，觉得虽然是“小小黄雀才出窝，不骂几声不快活”，但第一是出自真心，没有宗派私见，第二文字流畅，开口一骂语成河，况且他为了骂得尽量有理，还真读了不少书。这样的后生就值得培养。我见过的少年作家已经有十来个，共同特点是有才，但由于心术各异，道路便也殊归。有的昙花一现，泯然众人矣；有的骄狂不可一世，结果连众人也不如。只有那些真心热爱文学而不是文学之外的虚名浮利者，才能去掉“少年”，还是“作家”。
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读张天天的《真心英雄》的。我当时还想，也许就是由于她的瘦小，她才拥有如此丰厚的想像力，还有她那会儿有一种后背很疼的什么病，不能经常到外面去疯跑，因此日以继夜地圈在斗室里，构建起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从那一行行带着热气儿的文字中，我感到张天天所代表的祖国的花朵们，对世界、对生活是何等的充满热望、纯情和挚爱。我们这些“老不死的”，虽然有责任告诉他们世界的“另一面”，但是我们能够面对他们所展示的“这一面”无动于衷吗？从那时起，小作家张天天就以一个瘦小、朴素、文静的东北小丫头抱着一本厚重、华美、热闹的大部头的形象定格在我的印象里。
未曾想隔了不到两年，张天天以一部《玛雅王朝》毅然走出了《真心英雄》所代表的卡通迷宫。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直接描写玛雅文明的长篇小说。多少文坛高手都未敢染指这一素材，不是他们笔力孱弱，而是他们的想像力不够浩大。张天天作为一个亚洲少女，选择了一个欧洲主人公的眼睛去凝视一个美洲的古老文明，她所搭建的这一叙事陷阱，即使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文学解剖师也不乏吸引力。书中体现出的作者对于玛雅文化资料的熟稔或许并不值得讶异——读书破万卷乃文人当行本色，没啥可吹嘘的——值得肯定的是作者驾御这些资料的游刃有余，使扑朔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与奇特的风俗、诱人的传说结合得水乳交融。尽管书中仍然闪烁着“少年写作”的影子，如主人公的理想化、人物性格的卡通化等，但比之于《真心英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天天已经“更上一层天”。确切地讲，她已经到达少年写作与成人写作的边境，她正在从童话的沙滩迈进历史的大海，而且很快即将在历史中披涛斩浪。我所希望的是，像张天天这样的“少年得志”者，在历史中不要忘记童话。从童话到历史固然是上了一层天，而没有丢弃童话的历史会让你们不断地“更上一层天”。玛雅文明本身便是童话与历史的交织，《玛雅王朝》的魅力便在于赋予这种交织以一个非常合身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断言，不论此前此后有多少关于玛雅文明的作品问世，张天天的这部《玛雅王朝》都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性。真心，终于诞生了英雄。
张天天不是以炮轰和批判成名的，她是如同精卫填海蚂蚁构巢般一点一滴建立起自己美妙的文学宫殿的。这样的人，成了名也会保持平常心，受了伤害也不会歇斯底里。因为恰恰是那些看似脆弱的童话，支撑起他们在正义的历史时空中的脊椎。有一天，张天天也会变成“老不死的”，不老不死的，是我们的童话，正如玛雅王朝的人都死了，而玛雅的13颗水晶头骨，却在茫茫宇宙间永生。
（本文作为张天天新作序言时，有所删节）
情深意切十九札
认识朱青生老师——也就是江湖上通称“老朱”的这位怪侠比较晚，虽然他的名头很早就在脑子里存了盘。好容易在一次会上认识了他，没想到他站起来发言第一个批评的就是我，以我的文章为例，批评中文系的文章文学性太强，不够理性。我当时心想，这位朱老师可真是书呆子，批评我们中文系的文章太文学性，这不是要砸俺们的饭碗吗？你怎么不批评数学系的文章数字符号太多呢？
后来几次与这位北大十佳教师的接触，加深了我对他的“书呆子”的印象。他长得清俊温和，微微透出一缕因勤奋博学而萌发的自负。操着一口文雅的南方普通话，一板一眼而又丝丝入扣地表述着他的独到见解。我注意到他特喜欢谈论“理性”问题，他以自己严谨的逻辑思维去评价那些逻辑性不够强的文字和理论。他非常善于梳理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比如你随便说一句：“我是色狼”，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色狼在古希腊文中意为彩色的狼，在拉丁文中意为红狼，在梵文中意为骗人的魔鬼，在爱斯基摩语中意为狐狸，在古代汉语中意为神色慌张，在现代汉语中意为在爱情上积极进取的勇士……当他沉浸在这种种范畴的条分缕析中时，你会发现他焕发出一种职业的兴奋。也就是说，老朱是以高度的热情来积极宣扬当今学界所普遍欠缺的理性精神的。
读到老朱以通信方式写成的学术规范指导《十九札》，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相见恨晚。在我18年前走入北大校门的时候，没有这样细致入微的治学指导。我稍稍有点嫉妒老朱这19封信的收信者——他的那些幸运的学生。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做学问的方法，比如怎样做读书卡片，怎样清理学术概念，我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至今也仍然处于笨拙的低效率状态。当时若有老朱这样系统的指导，该省去多少宝贵的时光。所以我说老朱这本小册子可谓“功德无量”，它能够使多少莘莘学子摆脱“刀耕火种”的蒙昧治学方式，迅速站在前人的肩头，顺利走上学术正轨。
老朱在《十九札》里，一本正经地谈方法、谈理性，我却读出了他冷静背后的一腔真情。他是怀着对学术的爱，对学生的爱，带着他那点书呆子气，用他全部的治学经验和生命体验，来写这十九封长信的。《十九札》使我想到许多该如何治学、如何为师的问题。北大不乏各领风骚的优秀教师，但能够将自己成功的经验以可传授、可操作的方法这样教给学生的，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