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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必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依靠本国资源，但不放弃争取外援。同时需要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关门建设是错误的。“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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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三大改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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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三改”是“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的整体目标。周恩来不赞成撇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孤立地谈实现工业化的目标。1953年6月28日，他在给毛泽东并转高岗的信上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36页。即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体小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每次阐述“一五”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既强调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也要求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是不同性质的私有制（前者以个体劳动者自己及其家庭的劳动为基础，后者以雇佣劳动者的雇佣劳动为基础），而且在生产的手段、规模和社会化的程度上也是不同的。有鉴于此，周恩来说：“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需要用不同的形式和速度。农业和手工业是走合作化的道路，私营工商业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从改造过程的长短和程度的难易来看，他认为个体农业、手工业是两个汪洋大海，要做很多的工作。“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只要把问题说通了，还是比较容易的，更繁重的还是农业和手工业问题”。《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0—141页。
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充分论述了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原则、步骤。
为了防止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两极分化，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断增长的需要，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必须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我国的农业在土地改革以后有了新的发展，1952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但是农业的发展显然还赶不上人民和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需要。为了使农业能够更快地和更有计划地发展，必须逐步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上书，第187页。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走合作化道路的历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中，就大量地出现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个别地区已经产生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生产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是愿意走合作化道路的。可是，“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逐步地由低级到高级，不能性急。”④《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65页。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就能够证明给农民和手工业者看：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不如集体；个体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合作不如集体农庄。”④只要能这样证明给农民和手工业者看，那么，他们就会走上集体化、合作化的道路。如果合作化的产量、技术水平、经营状况不如单干，农民、手工业者看不到合作化的优越性，强迫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那么就会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关键在于做好工作，发挥合作化的优越性。周恩来关于合作化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理解，体现了他的求实精神。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实现这个改造的必经之路。
1949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后，基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1953年9月7日，毛泽东提出，现在应明确“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进一步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方法。现在进入计划建设时期，应该将这个方针和办法进一步明确化并具体化。”《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5页。
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周恩来把它表述为“是一种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资本主义”。⑤同上书，第154页。凡是和国营经济联系合作的私营企业，就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目的基本上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上书，第148页。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而不是目标，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取消资本主义所有制，它只是有限制的资本主义，还需要继续改造和提高”。⑤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逐步进行，使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可盲目冒进。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周恩来指出，在工业方面，低级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购买，由私人进行生产，国家收购其产品的大部分，私人还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销。中级的形式是加工订货，即原料由国家供给，产品由国家收购，由私人进行生产，私人不能到自由市场去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了。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即企业中有公股参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处于领导地位，私人所有制是被承认的，但已经受到限制。在商业方面也有代批发、代购代销、公私合营等由低级到高级的具体形式。周恩来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需要摸索经验，总结提高，需要到实践中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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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三大改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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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盈利怎么分法？周恩来阐述了“四马分肥”的分配原则。第一是国家收的所得税，第二是工人得的福利金，第三是工厂保留的准备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第四是资方的红利。当时一般情况是，国家所得税占35％，工人福利金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周恩来认为资本家所得的少了一些，可以使资本家分得的利润多一些，不是20％，而是25％，甚至比25％还多一点，这样可以影响资本家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决不允许资本家独占盈利或者劳资分肥、损害国家的做法。
周恩来认为我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是自由泛滥、自由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垄断，垄断就出危机，危机就出战争，战争就出贫困和死亡，这是资本主义循环的规律”。“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69页。为了限制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有必要逐步地把私人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列宁曾经设想在俄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但没有实现。为什么中国能够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周恩来认为，其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我们有过合作的历史”，同上书，第227页。有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其二，“我国政治上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工人阶级，经济上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同上书，第153页。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国营经济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产值比重已由1949年的公四私六，发展到1952年底的公六私四，私营工商业已经同国营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三，“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以国营企业为最高，公私合营的次之，加工订货的又次之，这说明国营工业的优势和优越性”。《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8—149页。另外，私人资本主义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国营合作，利润比自产自销的大。这使私人工商业者感到“只有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对他们自己也有利”。同上书，第167页。
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反过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则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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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和两翼同时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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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三改”的目标是一个变革生产关系、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相互结合、有机统一的目标，是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目标。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就必须改变我国的经济落后面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但是，中国近代史证明，中国实现不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企图在君主立宪制下实现“定为工国”的理想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中国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实现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只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周恩来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所以要着重提出经济改造，“因为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不得到改造，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从发展生产力和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看，“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总起来说：“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51页。“一化”和“三改”同时并举，决不是说在“一化三改”的矛盾统一体中毫无主次之分。“一化”，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处于主导的地位，最终起决定作用。周恩来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深刻地指出“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同上书，第152页。“三改”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三改”能否顺利进行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去推动。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也只有由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去检验。周恩来说：“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同上书，第253页。“不要事情还没有做，一听到风传，来一个破坏生产，那就很不好了。农业合作化不是要防止‘三叫’吗，不要人叫、牛叫、猪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当然不能用这‘三叫’了，但是如果弄得人叫，机器不叫，企业停产、减产，就对我们不利了”。同上书，第231页。周恩来的这些话既风趣、幽默，又精辟、透彻，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三改”与“一化”，“三改”与生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