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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需要的。”同上书，第26—27页。
“一五”计划时期，周恩来在阐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时，多次强调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人才的作用。1953年9月8日，他说：“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2页。一年后，他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我国工业中原有的技术力量很弱。我们现有的高等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在数量上、门类上和质量上都还不能在短时期内满足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必须更加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和提高现有的技术人才，加强技术组织工作和在企业中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同上书，第185页。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全面、深入地阐述了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
首先，周恩来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与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关系。他说：“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160页。他举例指出，地质工作要先行，就得有一批地质专家，带上大批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到各处的荒山僻野去进行测量、普查、详查和钻探。我们要建设矿山、工厂、铁路和水利工程，就得有一批工程师和一大批技术员来勘测、设计、建筑和安装。工厂要生产，从产品设计到成品检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的技术力量。工业和商业的管理，愈来愈需要各种专门的知识。对于农业，他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农业发展纲要40条，关系到知识分子工作的有26条。其中有与科学研究方面有关系的，有与工程技术方面有关系的，有与卫生方面有关系的。单是农业发展纲要需要我们知识分子出力、动脑筋、动手的就有这么多的项目。总起来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页。
第二，周恩来根据对当时我国知识界面貌的分析，认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上书，第162页。他说：“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同上书，第164—165页。他指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和麻痹迁就两种倾向。特别是宗派主义倾向，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提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使这种改造、扩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规模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同上书，第167页。
第三，怎样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其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同上书，第168页。知识分子是国家建设中最宝贵的人才资源，必须十分珍爱、合理配置、才尽其用，消灭人才闲置或学非所用的浪费现象。其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同上书，第169页。其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同上书，第170页。要让他们能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5/6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业务上，为他们解决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适当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消除对知识分子政治生活的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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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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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结论是：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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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民主党派和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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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派关系，1950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指出：“这里包含参加党派的和无党派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2页。“一五”计划时期，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周恩来多次提出民主党派也要发挥积极作用。1953年3月1日，他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说：“各党派要动员自己的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保证完成国家的建设任务，要他们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共产党领导下一道前进。”同上书，第243页。6月4日，他在招待中国民主同盟七中全会代表的茶话会上说：“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国家建设了。民盟的成员很多是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岗位上工作的，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地参加建设。”同上书，第250页。
关于正确处理国营经济与私人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调动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问题，周恩来主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国民经济。1952年10月25日，周恩来同若干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时说：“当前中国经济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共同发展。五种经济成分犹如人手的五指。”《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22页。对于民族资本家，他认为“全国解放后，在三年来的合作中，是和我们共过患难的，特别是在维持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改造旧的社会经济方面，尽过一定的力量，对国家建设也有一份贡献”。同上书，第123页。在“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仍要发挥民族资本家的积极作用。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阐述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在谈到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时，同时强调不能忽视私人工商业的作用，“要发挥它们的作用”。同上书，第173页。一年后，他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要求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结合起来，其目的也在于发挥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他说：“一方面，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使它们最后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思想，尽可能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同上书，第193页。
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发展时，有人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有没有积极性一面”的疑问，有人甚至发表文章说资产阶级积极性的一面早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敲了丧钟。对此，1955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有它的积极性一面，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加生产、活跃市场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到底还有没有呢？应该肯定地说是有的。”“他们的企业还在生产。在商业零售方面私营虽然只占四分之一，但在城乡商品流通中还起着一部分作用。”同上书，第224页。他们的积极作用应该继续加以利用。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如何对待资方人员呢？对此，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以后，我们应该培养和提拔优秀的职工参加企业领导，同时还要吸收原来的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担负一部分经营管理工作或者领导工作。公股代表应该同这些资方人员很好地合作，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积极性。他说：“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几十万资方人员，绝大多数都有一些生产技术或者经营管理经验，其中有一些人有相当高的生产技术和相当多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于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必须充分加以利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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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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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十分重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1949年12月，他把上下关系作为必须正确解决的新中国经济的六种关系之一。如何正确解决？他认为既不能片面追求集中、统一，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既不要犯本位主义，也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他指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③同上书，第34页。他还从打仗谈到建设，“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③1951年1月12日，在第6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水利工作时，周恩来强调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统一性与积极性的关系。他说：“苏联专家对中国建设工作的要求有高度的统一。要求统一和要求有计划性，是对的，但这要有个过程，要有时间和步骤。现在地方的积极性很高，对工作又熟悉，若不顾地方的积极性，把中央不熟悉的工作骤然集中到中央来，就会把工作搞乱。集中与分散，统一性与积极性要恰当注意才好。因统一而妨害积极性是不好的。”同上书，第88页。几个月后，他在全国秘书长会议上作报告，当谈到财政问题时指出，要继续巩固财经统一，但不应妨碍地方积极性。他说：“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应留给大行政区、省以至县以因地制宜的权力。中央如此，地方亦应如此。过分统一的倾向是不对的，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让地方分管，有计划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周恩来经济文选》第93页。
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过授权地方、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周恩来不仅为此进行了阐述，而且为此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但那时还在进行民主改革，尚未能在建设的主题上讨论并解决分权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开始时，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财经会议以后的高饶事件，强调了集中。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时，已断断续续地提出了一些看法。在这之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再次讲十大关系问题。
周恩来在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前后，多次传达并阐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1956年4月20日，周恩来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