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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原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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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悲观地预测，地球上宝贵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等不能再生的能源，有可能在几十年到一二百年内被人类耗费殆尽。这种预测的准确性尚待考究，但能源逐年衰竭的现实是人所共知的。有没有解决能源危机的途径？有！和平利用原子能就是解决能源危机的途径之一。
周恩来在运筹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时，自一开始就指出：“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当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先后试验成功之后，发展核动力成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一方面，核潜艇的研制进程加快了。另一方面，周恩来提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以外，还要搞核电站。
核动力装置是研制核潜艇的关键项目。我国在核动力装置上艇之前，建造了陆上模拟潜艇核动力装置反应堆（简称陆上模式堆）。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周恩来派专机接有关人员进京汇报。7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讨论了模式堆启动提升功率问题。会上，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安全。他要求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指示二机部要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会议决定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会后立即去现场，与那里的领导同志一起跟班工作，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启动运行试验期间，周恩来还作了两次电话指示，要求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要加强检查，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朱光亚：《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后》，《不尽的思念》第310页。参试人员在15昼夜艰苦、紧张的试验中，对反应堆各系统进行了调试，并对堆物理、热工、水力、化学、屏蔽、剂量、应力、振动、噪音等131个项目进行了测试，取得了全部数据，为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试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0年，周恩来先后三次提出我国要搞核电站。1970年2月8日，他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指出，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这就是著名的“728”指示，秦山核电站工程也因此以“728”为代号。1970年7月，在审议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1970年12月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底层小会议室听取了上海“728”工程汇报。当时北京清华大学也有发展核动力的初步设想方案。周恩来请国防科委、二机部、清华大学和上海的有关专家参加花两天时间论证一下。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二机部的专家准备了关于国外核电站发展情况的资料，包括有多少类型、功率多大、特点如何、发展前景等，并在会上作了汇报。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他解释道：第一是安全，无论多好，出事故、伤人不行，安全第一。第二是适用，要有发展前途，不能将来搞起来不能用。第三是经济，如果为了安全，开始为了试验，费用多些是可以的。
1971年9月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728”工程的汇报。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氛围中，核电建设空想一步登天，因此提出搞熔盐堆核电站。熔盐堆是一种液体燃料堆型，以燃化的氟盐混合物为燃料，石墨为慢化剂，理论证明它生产过程中能实现燃料增殖，节省昂贵的燃料元件的制造经费。然而这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在实践中还无法应用。当汇报人谈到熔盐堆的种种优点时，周恩来以极其冷静的头脑和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不要想得太美了。要实事求是。”“搞科研是相当复杂的事，不管别人怎么催，没有把握不要轻易上。”会后，经过专家们两年的调查论证，核电站的堆型改为适用、可靠、安全的压水堆，功率也由2。5万千瓦改为30万千瓦。葛洪升：《浙江电力建设的奠基人》，《周恩来与浙江》第18、 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恩来生前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审查代号为“728工程”的核电站建设方案。那时周恩来已重病在身，他跟叶剑英元帅一起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周恩来要求核电站建设绝对安全可靠。他指示：有关部门要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指派专人抓这件事；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从体制上整顿被林彪一伙搞乱了的尖端科研队伍。他一再叮嘱：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必须长远考虑，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要想到21、 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1983年6月1日，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在秦山拉开帷幕；1991年12月15日，并网发电，实现了周恩来发展核电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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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淌泪，心中滴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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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央专委自成立到1974年4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60多次会议，对原子弹、氢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的发展，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
有人说：“自从1962年，刘少奇同志提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核武器试验，至他去世，据不完全统计，总理主持或参加了大大小小约500次有关会议。500次！一个惊人的数字。每一次都留下一个故事！第一流的故事。”
60多次与500次，二者并无矛盾之处。60多次，是指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会；500次是指周恩来主持或参加的与中央专委会工作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两个数字反映了同一个事实：周恩来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付出了巨量劳动，花费了大量心血。
“一月八，眼泪难擦”。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中国的科学家们，邓稼先、王淦昌、姜圣阶、钱学森这些“两弹一星”的大师们，无不从心里千百次地呼喊着“周总理”！
那一天，邓稼先为奔赴现场进行又一次核试验正坐在西行的列车上。当他从车厢播音器听到周总理逝世的讣告，一下子痛哭失声。他久久地没有说一句话，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邓稼先想到了初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在一次核试验前，他去向周总理汇报，有点紧张，说起话来有点哆嗦。周总理笑了，和蔼地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听了这话，邓稼先马上就放松下来，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轻快了。葛康同、邓仲先、邓槜先、许鹿希著：《两弹元勋邓稼先》第11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邓稼先想到了每次到周总理那里去汇报，夜深了，总理总是让人端碗东西出来，或者是一碗面条，或者是一盘包子。有一次是一盘小笼包子。邓稼先一口一个，很快就把自己面前的那盘吃光了。周总理见了，赶忙把他面前的那盘推过来请邓稼先吃。每次汇报中，周总理给邓稼先特别深刻的印象是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许多按常情周总理不熟悉的问题他也很在行。对这个发现邓稼先曾仔细想过，邓认为是处事认真和谨慎从事使得周总理的知识面特别宽。周总理无形中在这方面对邓稼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葛康同、邓仲先、邓槜先、许鹿希著：《两弹元勋邓稼先》第11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邓稼先想到了1971年夏天与他阔别了22年的老朋友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访问，周总理召他回北京见客。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之前曾问邓稼先：“是不是美国人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邓稼先说：“你先上飞机，我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邓稼先向上级汇报，周总理得知后马上指示：让邓稼先如实地告诉杨振宁，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邓稼先听后非常激动，当即按周总理的指示写了封短信给杨振宁。杨振宁接到这封信时正坐在上海市革委会举办的欢迎宴会的主宾席上。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杨振宁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这位世界超一流的物理学家最清楚，中国在当时的国内外条件下，取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真是太难了。他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元勋邓稼先感到骄傲而流泪！他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感到自豪而流泪！
邓稼先想到了最后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的情景。周总理穿着一条松紧带的睡裤，好像不能系裤带，脸色也不好。邓稼先心里非常难过，他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邓稼先最清楚，周总理作为中央专委的负责人，给我国的核事业注入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智慧、勇气、忠诚与力量，使得在封锁、禁运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下，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那一天，王淦昌——这位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著名科学家，同往常一样很早起床，锻炼身体。然后，他伏在案头给研究所的一位同志写信。突然，广播里传来了哀乐。他放下钢笔，再也举不起手来这时有一位同志走进来，看到王淦昌跌坐在沙发上，喃喃地说：“总理去世了，怎么办？怎么办？”“那天总理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当时只回答了两个，还有一个本想以后再告诉他，可是，他却去世了，怎么办？”邵一海：《在核科学技术高地上——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核科学家的足迹》第11页。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版。
那一天，姜圣阶听到周总理逝世这一悲痛的消息，他沉默了很久很久。姜圣阶最难忘的是1969年7月，林彪以战备为借口，不顾强烈放射性的危害和中断生产的严重后果，擅自决定搬迁酒泉、包头的核燃料工厂。在一次会议上，姜圣阶不怕泰山压顶，用充分的事实和准确的科学论据，代表相当一部分人阐述了不能搬迁的理由。而林彪党羽竟恼羞成怒，蛮横地说：“就是用炸药炸，也得搬！”危难关头，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支持了姜圣阶等科学家的意见，作出了这两个工厂不能搬，核燃料要继续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的决定，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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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淌泪，心中滴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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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钱学森心绪不宁，无法做别的事，周总理的形象一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是周总理通过外交努力，使钱学森这位被美国人看成“抵得上五个师”的科学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夙愿。
是周总理启发钱学森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了组织发展航空、导弹研究机构的初步设想。
是周总理任命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后来为打破同苏联谈判的障碍，周总理又提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文革”期间，是周总理对钱学森进行了特殊的保护。1969年8月9日下午1时至4时45分，周总理亲自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使七机部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开手脚工作，突破工程技术难关，周总理当众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军管会保证了钱学森和其他专家的安全。那时，杨国宇还开列了一份需要有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开始是几十人，后来上升到几百人。杨国宇把名单呈报上去，却又担心上面派不出那么多的卫兵而不能批准。没想到周总理很快就表示同意，并表扬了这种做法。周总理说：“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在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很快就出了大成果。杨国宇：《为了东方“巨龙”早日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