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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彪：当时我就是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艺术人生》给整浪漫了。她那么多年相夫教子，双方的老人都她管，很不容易。她是个好演员，而且直到今天舞台戏我也演不过她，她是应该出来拍戏的，所以就有了《恩情》和《妻子》这两个戏。
朱军：大家都看过了吧？我希望今后还会看到更多的戏。
张秋芳：谢谢，谢谢。
朱军：对傅彪还有什么希望吗？
张秋芳：希望他别好了伤疤忘了疼。他这个人是一个工作狂，我就觉得还是要珍惜自己，把健康放在首位，把事业放在仅次于健康的位置。
朱军：那把家庭放在哪儿？
张秋芳：有了健康才能谈到家庭，没有了健康，这个家庭就是不完美的、不幸福的、不快乐的，一切都以健康为基础。
朱军：听见了吗？
傅彪：听见了。
朱军：不想辩白吗？
傅彪：不想。没用。现在都听她的呀。
朱军：傅彪也说说希望吧。
傅彪：我就特别希望她的身体一直这么好。
朱军：还有吗？
傅彪：因为她的身体好了，全家就都好了，有人管我们了。（掌声）
朱军：说到这儿，还有一“福”，我想所有观众都应该想到了。这一福就叫“后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掌声）
傅彪：这是吉言哪。
朱军：过年了，给电视机前的千家万户说点什么吧。
傅彪：如果我能享这个后福的话，我愿意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共享。（掌声）
朱军：说好了，过完春节，过完十五，我会准时打电话给你，邀请你来现场。
傅彪：好，十六我等你电话。
朱军：就这么说定了。最后代表《艺术人生》的所有观众，送给你一个新年的祝福，祝你们的生活，祝你们的身体，都“OK”！
傅彪夫妻：谢谢，谢谢。
《艺术人生》 第二部分傅彪绝对幕后
绝对幕后
在我们的书即将定稿的上午，我去参加了傅彪的追悼会，以致于下面文字中的美好祝愿注定成为不可实现的言语，上一次还是说的“再见”，没想到成了永别，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一张合影，因为我们约好了下次倚着“艺术人生”的粉墙留影，没有想到，一向诚信的傅彪终于还是食言……
那天忽然看见了傅彪再次换肝脏的消息。不知不觉开始在网上搜索着所有关于他的消息。傅彪在节目中留下的笑脸还历历在目，他却再一次经受着生命的考验。面对挑战的不仅是他，还有他的妻子张秋芳以及没有见过面的傅彪那十几岁的儿子，还有大夫、护士和一些珍视生命与健康的好心人。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在这个时候说傅彪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那些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歌颂似乎都有拿人说事的嫌疑，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真实的人生劫难，而不是一个演绎的精彩故事。还谨记着黄宗江老人的赠言，“不打扰便是最大的尊重……”尤其是对于我们媒体而言。
于是，在那次春节特别节目录制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给傅彪和张秋芳打过电话。得知傅彪再度住院的时候，很多媒体的朋友来询问张秋芳的电话，虽然我相信朋友们是善意的关注，但我还是将那个号码封存在电话本的底端，没有传出去。这样做既得罪朋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这也许就是我们能为他做的惟一一点事情吧。
下面的字是我在春节的时候写的，写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还记得那天白岩松的《新闻会客厅》也采访了傅彪，光头的彪哥也说得格外高兴。我想借下面的文字再次感受那天的喜悦，以此表达我的祝福：
傅彪是节目中一个最意外的嘉宾。邀请大病初愈的人作客节目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因为节目总是带有娱乐的成分，一个刚刚康复的人不应该承担这样的义务。但是，当我们的外联在演播室的外面意外地见到录制《走进电视》的傅彪夫妇时，还是忍不住发出了一个善意的邀请。做节目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傅彪的电话号码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拨打。我老觉得一旦采访开始，就难以抑制对他死里逃生的那种痛苦记忆的回顾……
曾经在很久之前，我因为一件小事采访过傅彪。在顺义一个简单的旅馆里面，傅彪沏好了功夫茶等着我们。他还像场工一样忙碌地帮着支灯架子、摆弄设备，精心地斟酌三句半的采访。临走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收拾东西，见到一个黑颜色的男士背包，以为是我们摄像康康的，顺手就拿起来背在了肩膀上。没有想到这个包是傅彪的，他见我兴高采烈地背着包要出门，在我说了三次“留步”之后还依依不舍地跟着，又不好意思直说我错拿了他的包，于是用他那特有的幽默语气说：“这个包您要是喜欢就拿走，但您把身份证给我留下行吗？”那一阵狂笑似乎还在耳边回响，我们又要再次合作了。虽与他并非莫逆之交，但也颇多感慨和顾虑……
电话顺利地接通，语音语调一如既往。我开心地预言，我们的合作又将是“Ok，ok”。在傅彪的引见下，当天下午我来到了北京武警总医院，寻找在医院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医高人。沈中洋教授是中国肝脏移植的第一把刀，我来的时候，又一个病人在他的妙手下起死回生。据说这里每月最多有33个肝移植病人成功移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开始意识到“救死扶伤”四个字的意义的了。
不巧那天有军区司令的慰问晚宴，傅彪手术专家组的组长郑敬臣副院长忙得不亦乐乎。我在苦苦地等待了沈中洋教授和郑院长三个小时后，被带到了医院的手术室。换鞋之后，见到了一身绿色手术服、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沈教授。原以为他是正襟危坐的老教授，没有想到是个刚过不惑的“年轻人”，善谈幽默，些许的东北口音，恰似是傅彪戏里的搭档，怪不得医生在节目中一再地说起和傅彪的“默契”。原来，面对生死考验的时候，也可以喜笑颜开。而那位郑敬臣副院长是印尼海啸中国救援医疗队的首席医疗官，被热带考验过的肤色还没有退去，挂在脸上和嘴边的却是朗朗的笑声。两位专家让我敬畏的心情换了一种表达方式。移植到体内的不仅仅是一颗健康的肝脏，更是一种新的思维，乐观和笑声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我恍然大悟。
于是在节目的现场，我们一改隐藏在潜意识里面的“悲壮”，将“五福临门”赠予傅彪。第一福，事业有成，同时热播的三部电视剧可以佐证；第二福，乐观至上，无须赘述；第三福，有贵人相助，记得沈中洋教授和郑敬臣副院长出场的时候不仅仅有掌声，还有此起彼伏的叫好声；第四福，“艳福”，相濡以沫的妻子张秋芳是最好的例证；这最后一福，中间有个我们忌讳的字眼儿，朱军故意读轻了那个音，傅彪却喜笑颜开地说那是人间的吉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在做节目后期的时候，彪哥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问我：“咱的节目行吗？我说得行吗？我没招观众烦吧……”
音容犹在，彪哥却已远去
那天八宝山的门口，数万的人挤在烈日下远送这个老是笑着的人，这一年，傅彪的一家经历了人生中最无常的故事，原来膀大腰圆的他消瘦了很多，看着他的遗容简直就不相信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傅彪，秋芳带着家属站在一边向大家鞠躬致谢，冯小刚、徐帆、韩红、李少红等一干朋友在帝边边张罗着……站在这里感受到的一种温暖的苍凉，临走的时候能被这样的怀念也是在人间的一种造化吧。那天，傅彪走了的消息成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头条，不知掌管天堂的人看不看报纸，但愿这些生者怀念的悼词成为他天堂里面的档案吧，至少，在人间，他曾经是负责的男人，负责的丈夫和父亲，更是个负责任的演员，至少他带走的和留下的都值得我们深深的怀念，这样的人生，除了过于短暂之外，其实是美好和没有遗憾的……
（本期导演马宁）
《艺术人生》 第二部分欧阳奋强激情现场
1983年11月份，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中央电视台决定拍摄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100多人的命运也就在那一刻因此而改变了。1983年的冬天，从全国各地层层挑选上来的演员们汇聚北京，走入了“大观园”，开始了近3年的长期学习和拍摄。
20年后，当这部电视连续剧再次掀起人们的怀旧热情时，大家不禁在想，曾经的“宝黛钗凤”、“金陵十二钗”如今身在何处？20年里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变迁？2003年的冬天，《艺术人生》栏目组开始在国内外寻觅他们的下落……
激情现场
朱军：今天这个聚会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为了这次聚会，我们《艺术人生》节目组准备了半年。20年前，《红楼梦》剧组的所有人付出很多艰辛，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把这部巨著搬到屏幕上跟大家见面，作为通俗的影视作品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请到了《红楼梦》剧组当中许许多多的朋友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
宝玉：欧阳奋强
朱军：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叫你欧阳奋强了。什么时候开始做导演的？
欧阳奋强：24岁吧。我原来在峨嵋电影制片厂，拍完《红楼梦》以后，广电部还有中央电视台的领导问我们最想做什么，他们可以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毕竟3年了，都很有感情，很多演员提出来想留在北京。当时我觉得我留在北京不太合适。
朱军：为什么不合适？
欧阳奋强：北京遍地都是星星。
朱军：你当时是最耀眼的一颗星星。
欧阳奋强：我怕这颗星星一下子就消失了。我想算了吧，我还是改行别做演员了。而且拍了《红楼梦》这么大一个戏，在这戏里面演了男主角贾宝玉这么重的角色以后，我觉得演别的任何角色都不太过瘾，都不会有超越了，很难超越，所以改行好像是明智一些。再加上自己的这种外形，做演员不太有发展前途。
朱军：于是你从峨嵋电影制片厂调到了电视台。
欧阳奋强：对。当时还是中央电视台的老领导写信推荐我到四川电视台去的。四川电视台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做导演，还有想去大学深造两年，拿个文凭。后来四川电视台就把我送到了深圳大学。
朱军：我听说欧阳奋强在组里头就是一个特别用功的孩子。拍戏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过深造或者改行的打算？
欧阳奋强：对，有这种打算。因为我原来在峨嵋电影制片厂做了6年演员，我这种条件不太容易演到戏，是演员剧团的留守人员。那些导演说，“让你演青年吧，你好像长了一副娃娃脸，不太适合，显得小了点。演小孩吧，觉得你又显得大了点。”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我14岁就在电影制片厂做演员，经常眼巴巴地看着其他演员一个戏接着一个戏，我很羡慕他们，觉得自己很孤独。早上他们不想到团里去报到签名，就说：“欧阳，你帮我们画个勾吧。”剧团的办公室脏了，没人打扫，我肯定是跑在前面的，帮着擦、打扫，我不像剧团的演员，更像一个勤杂工。
朱军：当他们让你演宝玉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态？你知道宝玉是什么样的人物吗？
欧阳奋强：知道，太知道了，我看过这个小说。我就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那么自卑的一个人，在剧团也没人用我，怎么可能有导演让我演贾宝玉？当时我在拍一个部队题材的电视剧，在里面演那种大龙套，镜头之内焦距之外的大龙套。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爸给我一张条子，是邓婕写给我的。《红楼梦》剧组的王扶林导演到成都来选演员，让我第二天早上到302或者305房间——房间号我也忘了——找王扶林导演。看了这张条子以后，我还是决定第二天早上跟着那个剧组出外景。我爸跟我说：“你还是去一趟吧，不管选得上选不上。”因为第二天要走，所以我骑着自行车当天晚上就去了。当时王导他们三个人主要是来采景的，有人推荐了我，就顺便看一眼。导演说：“我们要在北京大观园试一次镜头，你还是争取来一次吧。”我说我在拍戏来不了，而且坐火车来去起码6天，剧组肯定不会放我。实际上我是不想去，去了没选上特别没面子。王导的一句话救了我，“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