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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即可以选择承受 苦难的方式。一个人不放弃他的这种“最后的内在自由”，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种方 式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 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不能将它剥夺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受难者如同伟大的创造者一样受到世世代代的 敬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只担心一件事 ，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我无意颂扬苦难。如果允许选择，我宁要平安的生活，得以自由自在地创造和享受。但是， 我赞同弗兰克的见解，相信苦难的确是人生的必含内容，一旦遭遇，它也的确提供了一种机 会。人性的某些特质，惟有藉此机会才能得到考验和提高。一个人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 神价值是一笔特殊的财富，由于它来之不易，就决不会轻易丧失。而且我相信，当他带着这 笔财富继续生活时，他的创造和体验都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底蕴。
199610
名人和明星
名人和明星
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个盛产名人的时代。这当然要归功于传媒的发达，尤其是 电视的普及，使得随便哪个人的名字和面孔很容易让公众熟悉。风气所染，从前在寒窗下苦 读的书生们终于也按捺不住，纷纷破窗而出。人们仿佛已经羞于默默无闻，争相吸引传媒的 注意，以增大知名度为荣。古希腊晚期的一位喜剧家在缅怀早期的七智者时曾说：“从前世 界上只有七个智者，而如今要找七个自认不是智者的人也不容易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从 前几十年才出一个文化名人，而如今要在文化界找一个自认不是名人的人也不容易了。
一个人不拘通过什么方式或因为什么原因出了名，他便可以被称作名人，这好像也没有大错 。不过，我总觉得应该在名人和新闻人物之间做一区分。譬如说，挂着主编的头衔剽窃别人 的成果，以批评的名义诽谤有成就的作家，这类行径固然可以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但若因 此便以著名学者或著名批评家自居，到处赴宴会，出风头，就未免滑稽。当然，新闻人物并 非贬称，也有光彩的新闻人物，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明星。在我的概念中，名人是写出了名 著或者立下了别的卓越功绩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历史，明星则是在公众面前 频频露面因而为公众所熟悉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公众，这是两者的界限。明晰了这个界限， 我们就不至于犯那种把明星写的书当作名著的可笑错误了。
不过，应当承认，做明星是一件很有诱惑力的事情。诚如杜甫所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 后事。”做明星却能够现世兑现，活着时就名利双收，写出的书虽非名著（何必是名著！）但 一定畅销。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学者身份的人现在热中于在电视屏幕上亮相。学 者通过做电视明星而成为著名学者，与电视明星通过写书而成为畅销作家，乃是我们时代两 个相辅相成的有趣现象。人物走红与商品走俏遵循着同样的机制，都依靠重复来强化公众的 直观印象从而占领市场，在这方面电视无疑是一条捷径。每天晚上有几亿人守在电视机前， 电视的力量当然不可低估。据说这种通过电视推销自己的做法有了一个科学的名称，叫做“ 文化行为的社会有效性”。以有效为文化的目标，又以在公众面前的出现率为有效的手段和 标准，这诚然是对文化的新理解。但是，我看不出被如此理解的文化与广告有何区别。我也 想像不出，像托尔斯泰、卡夫卡这样的文化伟人，倘若成为电视明星——或者，考虑到他们 的时代尚无电视，成为流行报刊的明星——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姑且承认，凡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均可称作名人。那么，最后我要说一说我在这方面的趣 味。我的确感到，无论是见名人，尤其是名人意识强烈的名人，还是被人当作名人见，都是 最不舒服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形下，我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胁。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有才无闻的 普通人。世上多徒有其名的名人，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呢？没有，一个也没有。名声永远是走 样的，它总是不合身，非宽即窄，而且永远那么花哨，真正的好人永远比他的名声质朴。
19971
在黑暗中并肩行走
人们常常说，人与人之间，尤其相爱的人之间，应该互相了解和理解，最好做到彼 此透明，心心相印。史怀泽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中译文见陈泽环译《敬畏生命》一书） 中说，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任何人也无权对别人提出这种要求。“不仅存在着肉体上 的羞耻，而且还存在着精神上的羞耻，我们应该尊重它。心灵也有其外衣，我们不应脱掉它 。”如同对于上帝的神秘一样，对于他人灵魂的神秘，我们同样不能像看一本属于自己的书 那样去阅读和认识，而只能给予爱和信任。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我们应该顺
应这个事实。相爱的人们也只是“在黑暗中并肩行走”，所能做到的仅是各自努力追求心中 的光明，并互相感受到这种努力，互相鼓励，而“不需要注视别人的脸和探视别人的心灵” 。
读着这些精彩无比的议论，我无言而折服，它们使我瞥见了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的 深度。凡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心生活的人，必然会深知一切精神事物的神秘性并对之充满 敬畏之情，史怀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看来，一切生命现象都是世界某种神秘的精神本 质的显现，由此他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主张。在一切生命现象中，尤以人的心灵生活最接 近世界的这种精神本质。因而，他认为对于敬畏世界之神秘本质的人来说，“敬畏他人的精 神本质”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以互相理解为人际关系为鹄的，其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人的心灵生活的神秘性。按照这一思路 ，人们一方面非常看重别人是否理解自己，甚至公开索取理解。至少在性爱中，索取理解似 乎成了一种最正当的行为，而指责对方不理解自己则成了最严厉的谴责，有时候还被用作破 裂前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人们又非常踊跃地要求理解别人，甚至以此名义强迫别人袒露 内心的一切，一旦遭到拒绝，便斥以缺乏信任。在爱情中，在亲情中，在其他较亲密的交往 中，这种因强求理解和被理解而造成的有声或无声的战争，我们见得还少吗？可是，仔细想 想，我们对自己又真正理解了多少？一个人懂得了自己理解自己之困难，他就不会强求别人 完全理解自己，也不会奢望自己完全理解别人了。
在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爱并不能消除这种孤独，但正因为由己及 人地领悟到了别人的孤独，我们内心才会对别人充满最诚挚的爱。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 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无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个圣地，因为我们无法向别人甚至向自己说 清心中的圣地究竟是怎样的。然而，同样的朝圣热情使我们相信，也许存在着同一个圣地。 作为有灵魂的存在物，人的伟大和悲壮尽在于此了。
19973
侯 家 路
春节回上海，家人在闲谈中说起，那一带的地皮已被香港影视圈买下，要盖 演艺中心，房子都拆了。我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从记事起，我就住在侯家路的一座老房子 里，直到小学毕业，那里藏着我的全部童年记忆。离上海后，每次回去探亲，我总要独自到 侯家路那条狭窄的卵石路上走走，如同探望一位久远的亲人一样也探望一下我的故宅。那么 ，从今以后，这个对于我很宝贵的仪式只好一笔勾销了。
侯家路是紧挨城隍庙的一条很老也很窄的路，那一带的路都很老也很窄，纵横交错，路面用 很大的卵石铺成。从前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置身在其中，你会觉得不像在大上海，仿佛是在 江南的某个小镇。房屋多为木结构，矮小而且拥挤。走进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 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便到了我家。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上海人 称做亭子间。现在回想起来，那间屋子可真是小呵，放一张大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空余之地 了，但当时我并不觉得。爸爸一定觉得了，所以他自己动手，在旁边拼接了一间更小的屋子 。逢年过节，他就用纸糊一只走马灯，挂在这间更小的屋子的窗口。窗口正对着天井上方的 小木桥，我站在小木桥上，看透着烛光的走马灯不停地旋转，心中惊奇不已。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爸爸妈妈可真是年轻呵，正享受着人生的美好时光，但当时我并不觉得。他们一定 觉得了，所以爸爸要兴高采烈地做走马灯，妈妈的脸上总是漾着明朗的笑容。
也许人要到不再年轻的年龄，才会仿佛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父母也曾经年轻过。这一发现令 我倍感岁月的无奈。想想曾经多么年轻的他们已经老了或死了，便觉得摆在不再年轻的我面 前的路缩短了许多。妈妈不久前度过了八十寿辰，但她把寿宴推迟到了春节举办，好让我们 一家有个团聚的机会，我就是为此赶回上海来的。我还到苏州凭吊了爸爸的坟墓，自从他七 年前去世后，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上坟。对于我来说，侯家路是一个更值得流连的地方，因为 那里珍藏着我的童年岁月，而在我的童年岁月中，我的父母永不会衰老和死亡。
我终于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那一带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一个巨大 的工地。遭到覆灭命运的不只是侯家路，还有许多别的路，它们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当然，从城市建设的眼光看，这些破旧房屋早就该拆除了，毫不足惜。不久后，这里将屹立 起气派十足的豪华建筑，令一切感伤的回忆寒酸得无地自容。所以，我赶快拿起笔来，为侯 家路也为自己保留一点私人的纪念。
19973
临终的苏格拉底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著名的情节：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 ，众人猜说纷纭而均不合其意。惟有他的老婆赵氏明白，他是为灯盏里点了两茎灯草放心不 下，恐费了油，忙走去挑掉一茎。严监生果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奇怪的是，我由这个情节忽然联想到了苏格拉底临终前的一个情节。据柏拉图的《斐多篇》 记载，苏格拉底在狱中遵照判决饮了毒鸩，仰面躺下静等死亡，死前的一刹那突然揭开
脸上 的遮盖物，对守在他身边的最亲近的弟子说：“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 千万别忘了。”这句话成了这位西方第一大哲的最后遗言。包括克里托在内，当时在场的有 十多人，只怕没有一个人猜得中这句话的含意，一如赵氏之善解严监生的那两个指头。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苏格拉底过得几乎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他仍然那样诲人不倦，与来探 望他的年轻人从容谈论哲学，只是由于自知大限在即，谈话的中心便围绕着死亡问题。《斐 多篇》通过当时在场的斐多之口，详细记录了他在这一天的谈话。谈话从清晨延续到黄昏， 他反复论证着哲学家之所以不但不怕死、而且乐于赴死的道理。这道理归结起来便是：哲学 所追求的目标是使灵魂摆脱肉体而获得自由，而死亡无非就是灵魂彻底摆脱了肉体，因而正 是哲学所要寻求的那种理想境界。一个人如果在有生之年就努力使自己淡然于肉体的快乐， 专注于灵魂的生活，他的灵魂就会适合于启程前往另一个世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活动 ，也是把哲学称做“预习死亡”的原因所在。
这一番论证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灵魂不死。苏格拉底对此好像是深信不疑的。在一般人看 来，天鹅的绝唱表达了临终的悲哀，苏格拉底却给了它一个诗意的解释，说它是因为预见到 死后另一个世界的美好而唱出的幸福之歌。可是，诗意归诗意，他终于还是承认，所谓灵魂 不死只是一个“值得为之冒险的信念”。
凡活着的人的确都无法参透死后的神秘。依我之见，哲人之为哲人，倒也不在于相信灵魂不 死，而在于不管灵魂是否不死，都依然把灵魂生活当作人生中惟一永恒的价值看待，据此来 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对过眼云烟的尘世生活持一种超脱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