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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一个好作家会是热中于交际和谈话的人。据我所知，最好的作家都是一些交际和谈 话的节俭者，他们为了写作而吝于交际，为了文字而节省谈话。他们懂得孕育的神圣，在作 品写出之前，忌讳向人谈论酝酿中的作品。凡是可以写进作品的东西，他们不愿把它们变成 言谈而白白流失。维斯瓦娃说她一生只做过三次演讲，每次都倍受折磨。海明威在诺贝尔授 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仅一千字，其结尾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已经讲得太多了。作家应当 把自己要说的话写下来，而不是讲出来。”福克纳拒绝与人讨论自己的作品，因为：
“毫无 必要。我写出来的东西要自己中意才行，既然自己中意了，就无须再讨论，自己不中意，讨 论也无济于事。”相反，那些喜欢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学、谈论自己的写作打算的人，多半是 文学上的低能儿和失败者。
好的作家是作品至上主义者，就像福楼拜所说，他们是一些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后面的人。 他们最不愿看到的情景就是自己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作品却遭到遗忘。因此，他们大多都 反感别人给自己写传。海明威讥讽热中于为名作家写传的人是“联邦调查局的小角色”，他 建议一心要写他的传记的菲力普·扬去研究死去的作家，而让他“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写作” 。福克纳告诉他的传记作者马尔科姆·考利：“作为一个不愿抛头露面的人，我的雄心是要 退出历史舞台，从历史上销声匿迹，死后除了发表的作品外，不留下一点废物。”昆德拉认 为，卡夫卡在临死前之所以要求毁掉信件，是耻于死后成为客体。可惜的是，卡夫卡的研究 者们纷纷把注意力放在他的生平细节上，而不是他的小说艺术上，昆德拉对此评论道：“当 卡夫卡比约瑟夫·k更引人注目时，卡夫卡即将死亡的进程便开始了。”
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时，历来有作家生平本位和作品本位之争。十九世纪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是 前者的代表，他认为作家生平是作品形成的内在依据，因此不可将作品同人分开，必须收集 有关作家的一切可能的资料，包括家族史、早期教育、书信、知情人的回忆等等。在自己生 前未发表的笔记中，普鲁斯特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这种观点作了精彩的反驳。他指出，作品 是作家的“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这个“自我”不仅有别于作家表现在社会上的外在自我， 而且惟有排除了那个外在自我，才能显身并进入写作状态。圣伯夫把文学创作与谈话混为一 谈，热中于打听一个作家发表过一些什么见解，而其实文学创作是在孤独中、在一切谈话都 沉寂下来时进行的。一个作家在对别人谈话时只不过是一个上流社会人士，只有当他仅仅面 对自己、全力倾听和表达内心真实的声音之时，亦即只有当他写作之时，他才是一个作家。 因此，作家的真正的自我仅仅表现在作品中，而圣伯夫的方法无非是要求人们去研究与这个 真正的自我毫不相干的一切方面。不管后来的文艺理论家们如何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得失，一 个显著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第一流的作家都本能地站在普鲁斯特一边。海明威简洁地说：“ 只要是文学，就不用去管谁是作者。”昆德拉则告诉读者，应该在小说中寻找存在中、而非 作者生活中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对于一个严肃的作家来说，他生命中最严肃的事情便是 写作，他把他最好的东西都放到了作品里，其余的一切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因此，毫不奇怪 ，他绝不愿意作品之外的任何东西来转移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注意，反而把他的作品看作可有 可无，宛如——借用昆德拉的表达——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
然而，在今天，作家中还有几人仍能保持着这种迂腐的严肃？将近两个世纪前，歌德已经抱 怨新闻对文学的侵犯：“报纸把每个人正在做的或者正在思考的都公之于众，甚至连他的打 算也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其结果是使任何事物都无法成熟，每一时刻都被下一时刻所消耗 ，根本无积累可言。歌德倘若知道今天的情况，他该知足才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点是文学 向新闻的蜕变，传媒的宣传和炒作几乎成了文学成就的惟一标志，作家们不但不以为耻，反 而争相与传媒调情。新闻记者成了指导人们阅读的权威，一个作家如果未在传媒上亮相，他 的作品就必定默默无闻。文学批评家也只是在做着新闻记者的工作，如同昆德拉所说，在他 们手中，批评不再以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及其价值所在为己任，而是变成了“简单而匆忙 的关于文学时事的信息”。其中更有哗众取宠之辈，专以危言耸听、制造文坛新闻事件为能 事。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文学的安静已是过时的陋习，或者——但愿我不是过于乐观… …只成了少数不怕过时的作家的特权。
九 结构的自由和游戏精神
关于小说的形式，昆德拉最推崇的是拉伯雷的传统，他把这一传统归纳为结构的自由和游戏 精神。他认为，当代小说家的任务是将拉伯雷式的自由与结构的要求重新结合，既把握真正 的世界，同时又自由地游戏。在这方面，卡夫卡和托马斯·曼堪为楷模。作为一个外行，我 无意多加发挥，仅限于转述他所提及的以下要点：
1主题——关于存在的提问——而非故事情节成为结构的线索。不必构造故事。人物无姓 名，没有一本户口簿。
2主题多元，一切都成为主题，不存在主题与桥、前景与背景的区别，诸主题在无主题性 的广阔背景前展开。背景消失，只有前景，如立体画。无须桥和填充，不必为了满足形式及 其强制性而离开小说家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3游戏精神，非现实主义。小说家有离题的权利，可以自由地写使自己入迷的一切，从多 角度开掘某个关于存在的问题。提倡将文论式思索并入小说的艺术。
为了证明小说形式方面的上述探索方向的现代性，我再转抄一位法国作家和一位中国作家的 证词。这些证词是我偶然读到的，它们与昆德拉的文论肯定没有直接的联系，因而更具证明 的效力。
法国作家玛格里特·杜拉：“写作并不是叙述故事。是叙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时叙述一切。 是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又叙述这个故事的空无所有。是叙述由于一个故事不在而展开的故事。 “
中国作家韩东：我不喜欢把假事写真，即小说习惯的那种编故事的方式，而喜欢把真事写假 。出发点是事实和个人经验，但那不是目的。”我的目的是假，假的部分即越出新闻真实的 部分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附带说一句，读到韩东这一小段话时我感到了一种惊喜，并且立即信任了他，相信他是一个 好的小说家，——我所说的”好“，不限于、但肯定包括艺术上严肃的含义。也就是说，不 管他的小说怎样貌似玩世不恭，我相信他是一个严肃的小说艺术家。
19978
孤独的价值
一
我很有兴味地读完了英国医生安东尼·斯托尔所著的《孤独》一书。在我的概念中，孤独是 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体验，为哲学家、诗人所乐于探究或描述。我曾担心，一 个医生研究孤独，会不会有职业偏见，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病态呢？令我满意的是，作者是一 位有着相当人文修养的精神科医生，善于把开阔的人文视野和精到的专业眼光结合起
来，因 此不但没有抹杀、反而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孤独在人生中的价值，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疗 作用。
事实上，精神科医学的传统的确是把孤独仅仅视为一种病态的。按照这一传统的见解，亲密 的人际关系是精神健全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生意义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惟一源泉。反之， 一个成人倘若缺乏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便表明他的精神成熟进程受阻，亦即存在着 某种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疗。斯托尔写这本书的主旨正是要反对这种偏颇性，在自己的专 业领域内为孤独”正名“。他在肯定人际关系的价值的同时，着重论证了孤独也是人生意义 的重要源泉，对于具有创造天赋的人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源泉。
其实，对孤独的贬损并不限于今天的精神科医学领域。早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把无 家无邦的人斥为自然的弃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据以发挥，断言人是最合群的 动物，接着说出了一句名言：“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话本身说得很漂亮， 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开来大做文章，压根儿不再提后半句。后来培根引用这话时， 干脆说只有前半句是真理，后半句纯属邪说。既然连某些大哲学家也对孤独抱有成见，我就 很愿意结合着读斯托尔的书的心得，来说一说我对孤独的价值的认识。
二
交往和独处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两种方式，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 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罢了。由于性格的差异，有的人更爱交往，有的人更喜独处。人们往往把 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 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 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惟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 ，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 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斯托尔引用 温尼考特的见解指出，那种缺乏独处能力的人只具有“虚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顺从、而不 是体验外部世界，世界对于他仅是某种必须适应的对象，而不是可以满足他的主观性的场所 ，这样的人生当然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不管你与 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 ，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据有的心理学家推测，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 做梦则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个例子是居丧。对丧亲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 情和劝慰，而是在独处中顺变。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私密，因为事 关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也不能分享。”居丧的本质是 面对亡灵时“一个人内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如果人为地压抑这个哀伤过程，则 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关于孤独对于心理健康的价值，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谈论。例如，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是动 物的本能，“不反应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觉过剩”的祸害并不亚于“感 觉剥夺”。总之，我们不能一头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际关系里，而放弃了对内在世界的整合。 斯托尔的结论是：内在的心理经验是最奥妙、最有疗效的。容格后期专门治疗中年病人，他 发现，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很能适应社会，且有杰出的成就，“中年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缺少 内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缺乏个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觉人生的空虚。他试图通过一种 所谓“个性化过程”的方案加以治疗，使这些病人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怀疑这 个方案是否当真有效，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通过心理治疗而获得他本来所没有的个性。 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即个性以及基本的孤独体验乃是人生意义问题之思考的前提 。
三
人类精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我们 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抑或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