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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事情，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性情。出于利益做的事情，当然就不必太在乎是否愉快 。我常常看见名利场上的健将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依然奋斗不止，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我 并不认为他们的叫苦是假，因为我知道利益是一种强制力量，而就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性质来 说，利益的确比愉快更加重要。相反，凡是出于性情做的事情，亦即仅仅为了满足心灵而做 的事情，愉快就都是基本的标准。属于此列的不仅有读书，还包括写作、艺术创作、艺术欣 赏、交友、恋爱、行善等等，简言之，一切精神活动。如果在做这些事情时不感到愉快，我 们就必须怀疑是否有利益的强制在其中起着作用，使它们由性情生活蜕变成了功利行为。
读书惟求愉快，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关于这种境界，陶渊明做了最好的表述：“好读书， 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在《五柳先生传》中，这句话 前面的一句话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可见要做到出于性情而读书，其前提是必须有 真性情。那些躁动不安、事事都想发表议论的人，那些渴慕荣利的人，一心以求解的本领和 真理在握的姿态夸耀于人，哪里肯甘心于自个儿会意的境界。
以愉快为基本标准，这也是在读书上的一种诚实的态度。无论什么书，只有你读时感到了愉 快，使你发生了共鸣和获得了享受，你才应该承认它对于你是一本好书。在这一点上，毛姆 说得好：“你才是你所读的书对于你的价值的最后评定者。”尤其是文学作品，本身并无实 用，惟能使你的生活充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你喜欢读。没有人有义务必须读诗、小 说、散文。哪怕是专家们同声赞扬的名著，如果你不感兴趣，便与你无干。不感兴趣而硬读 ，其结果只能是不懂装懂，人云亦云。相反，据我所见，凡是真正把读书当作享受的人，往 往能够直抒己见。譬如说，蒙田就敢于指责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西塞罗的著作冗长拖沓，坦然 承认自己欣赏不了，赫尔博斯甚至把弥尔顿的《复乐园》和歌德的《浮士德》称做最著名的 引起厌倦的方式，宣布乔伊斯作品的费解是作者的失败。这两位都是学者型的作家，他们的 博学无人能够怀疑。我们当然不必赞同他们对于那些具体作品的意见，我只是想藉此说明， 以读书为乐的人必有自己鲜明的好恶，而且对此心中坦荡，不屑讳言。
我不否认，读书未必只是为了愉快，出于利益的读书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例如学生的做功课 和学者的做学问。但是，同时我也相信，在好的学生和好的学者那里，愉快的读书必定占据 着更大的比重。我还相信，与灌输知识相比，保护和培育读书的愉快是教育的更重要的任务 。所以，如果一种教育使学生不能体会和享受读书的乐趣，反而视读书为完全的苦事，我们 便可以有把握地判断它是失败了。
19986
另一个韩愈
去年某月，到孟县参加一个笔会。孟县是韩愈的故乡，于是随身携带了一本他的 集子，作为旅途消遣的读物。小时候就读过韩文，也知道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 但是印象里他是儒家道统的卫道士，又耳濡目染“五四”以来文人学者对他的贬斥，便一直 没有多读的兴趣。未曾想到，这次在旅途上随手翻翻，竟放不下了，仿佛发现了 ，一个深通人情、明察世态的韩愈。
譬如说那篇《原毁》，最早是上中学时在语文课本里读到的，当时还背了下来。可是，这次 重读，才真正感觉到，他把毁谤的根源归结为懒惰和嫉妒，因为懒惰而自己不能优秀，因为 嫉妒而怕别人优秀，这是多么准确。最有趣的是他谈到自己常常做一种试验，方式有二。其 一是当众夸不在场的某人，结果发现，表示赞同的只有那人的朋党、与那人没有利害竞争的 人以及惧怕那人的人，其余的一概不高兴。其二是当众贬不在场的某人，结果发现，不表赞 同的也不外上述三种人，其余的一概兴高采烈。韩愈有这种恶作剧的心思和举动，我真觉得 他是一个聪明可爱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人联想起自己的类似经验，发出会心的一笑 。
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分兵坚守睢阳，一年后兵尽粮绝，城破殉难。由于城是先从许远所 守的位置被攻破的，许远便多遭诟骂，几被目为罪人。韩愈在谈及这段史实时替许远不平， 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之将死，其器官必有先得病的，因此而责怪这先得病的器官，也 未免太不明事理了。接着叹道：“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这个小例子表明 韩愈的心态何其正常平和，与那些好唱高调整人的假道学不可同日而语。
在《与崔群书》中，韩愈有一段话论人生知己之难得，也是说得坦率而又沉痛。他说他平生 交往的朋友不算少，浅者不去说，深者也无非是因为同事、老相识、某方面兴趣相同之类表 层的原因，还有的是因为一开始不了解而来往已经密切，后来不管喜欢不喜欢也只好保持下 去了。我很佩服韩愈的勇气，居然这么清醒地解剖自己的朋友关系。扪心自问，我们恐怕都 不能否认，世上真正心心相印的朋友是少而又少的。
至于那篇为自己的童年手足、与自己年龄相近却早逝的侄儿十二郎写的祭文，我难以描述读 它时的感觉。诚如苏东坡所言，“其惨痛悲切，皆出于至情之中”，读了不掉泪是不可能的 。最崇拜他的欧阳修则好像不太喜欢他的这类文字，批评他“其心欢戚，无异庸人”。可是 ，在我看来，常人的真情达于极致正是伟大的征兆之一。这样一个内心有至情、又能冷眼看 世相人心的韩愈，虽然一生挣扎于宦海，却同时向往着“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 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的隐逸生活，我对此是丝毫不感到奇怪的。可惜的是，在实际 上，他忧患了一生，死后仍摆脱不了无尽的毁誉。在孟县时，我曾到韩愈墓凭吊，墓前有两 棵枝叶苍翠的古柏，我站在树下默想：韩愈的在天之灵一定像这些古柏一样，淡然观望着他 身后的一切毁誉吧。
19986
树下的老人
十年前，刘彦把他的好几幅油画带到我家里，像举办一个小型画展似的摆开。他 让我从中挑选一幅。我站在这幅画前面挪不开脚步了。从此以后，这幅画就始终伴随着我， 我相信它将一直伴随我走完人生的旅程。
我对这幅画情有独钟，不仅仅是因为它画得好。刘彦的风景画都画得非常好。可是看见这幅 画，我仿佛看见了一种启示，知道了我的人生之路正在通往何处，因此而感到踏实。
画面上是一小片树林，那些树是无名的，看不出它们的种属，也许只是一些普通的树吧。在 树木之间，可以看见若干木屋、木篱笆、小土路，也都很普通。画的左下方，一个人坐在树 下，他的身影与一截木篱笆以及木篱笆前的那一丛灌木几乎融为一体。所有的植物都充满着 动感，好像能够看见生命的液汁在其中喷涌、流淌、沸腾，使人不由得想到凡·高的画风。 然而，与凡·高不同的是，画的整体效果却显示为一种肃穆的宁静。刘彦似乎在用这幅画向 我们证明，生命的热烈与自然的静谧并不矛盾，让一切生命按照自己的节律自由地生长，结 果便是和平。
树下的那个人是谁？他微低着头，一顶小小的圆檐帽遮住了他的脸，而他身上的那件长袍朴 素如农装，宽大如古希腊服。那么，他是一个农夫，抑或是一位哲人？也许两者都是，是一 个思考着世界之底蕴的农夫，一个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哲人？他坐在那里是在做什么，沉思， 回忆，休憩，或者只是在打瞌睡？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便是他置身在尘嚣之外，那尘嚣或 者从未到来，或者已被他永远抛在了身后。
后来刘彦告诉我，他的这幅画有一个标题，叫做“树下的老人”。这就对了，一个老人，不 过这个老人不像别的老人那样因为行将死亡而格外恋世或厌世，不，他与那个被人恋或厌的 世界不再有关系了，他的老境已经自成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尘世的辛劳都已经消 逝，一切超验的追问也都已经平息。他走过了许多沧桑，走到了一棵树下，自己也成了一棵 树。现在他只是和周围的那些树一样，回到了单纯的生命。他不再言说但也不是沉默，他的 语言和沉默都汇入了树叶的簌簌声。不错，他是孤独的，看来不像有亲人的陪伴，但这孤独 已经无须倾诉。一棵树是用不着向别的树倾诉孤独的。如果说他的孤独曾经被切割、搅扰和 剥夺，那么现在是完整地收复了，这完整的孤独是充实和圆满，是了无牵挂的归宿。他因此 而空灵了，难怪衣帽下空空如也，整个儿只是一种气息，一种流转在万物之中的气息。所以 ，这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老年。
也许我的解读完全是误读，那有什么要紧呢？我只是想让刘彦知道，他的风景油画是多么耐 人寻味。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艺术，他的内在的激情在其中找到 了庇护，得以完好无损地呈现为思想，呈现为超越思想的宁静。风景油画属于他的创作的早 期阶段，但我不无理由地相信，他迟早将回到这里，犹如那个老人回到树下，犹如一个被迫 出外谋生的游子回到自己朝思暮念的家园。
19986
勇气证明信仰
在尼采挑明“上帝死了”这个事实以后，信仰如何可能？这始终是困扰着现代关注 灵魂生活的人们的一个难题。德裔美国哲学家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1952）一书便试图解 开这个难题。他的方法是改变以往用信仰解释勇气的思路，而用勇气来解释信仰。我把他的 新思路概括成一句最直白的话，便是：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并不证明有勇气，相反，有精神追 求的勇气却证明了有信仰。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被信仰问题困扰——这当然只能发生 在有精神追求的勇气的人身上——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
蒂利希从分析现代人的焦虑着手。他所说的焦虑指存在性焦虑，而非精神分析学家们所津津 乐道的那种病理性焦虑。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这意味着人在自身中始终包含着非存在， 而焦虑就是意识到非存在的威胁时的状态。根据非存在威胁人的存在的方式，蒂利希把焦虑 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非存在威胁人的本体上的存在，表现为对死亡和命运的焦虑。此种焦虑 在古代末期占上风。二是非存在威胁人的道德上的存在，表现为对谴责和罪过的焦虑。此种 焦虑在中世纪末期占上风。三是非存在威胁人在精神上的存在，表现为对无意义和空虚的焦 虑。蒂利希认为，在现代占主导地位的焦虑即这一类型。
如果说焦虑是自我面对非存在的威胁时的状态，那么，存在的勇气就是自我不顾非存在的威 胁而仍然肯定自己的存在。因此，勇气与焦虑是属于同一个自我的。现在的问题是，自我凭 借什么敢于“不顾”，它肯定自己的存在的力量从何而来？
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主义的回答是，力量就来自自我，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自我是绝 对自由的，又是绝对孤独的，因而能够也只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肯定自己。蒂利希认为这个 回答站不住脚，因为人是有限存在物，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力量。这个力量必定另有来源，蒂 利希称之为“存在本身”。是“存在本身”在通过我们肯定着它自己，反过来说，也是我们 在通过自我肯定这一有勇气的行为肯定着“存在本身”之力，而“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到了这 个力”。在此意义上，存在的勇气即是信仰的表现，不过这个信仰不再是某种神学观念，而 是一种被“存在本身”的力量所支配时的状态了。蒂利希把这种信仰称做“绝对信仰”，并 认为它已经超越了关于上帝的有神论观点。
乍看起来，蒂利希的整个论证相当枯燥且有玩弄逻辑之嫌。“存在本身”当然不包含一丝一 毫的非存在，否则就不成其为“存在本身”了。因此，惟有“存在本身”才具备对抗非存在 的绝对力量。也因此，这种绝对力量无非来自这个概念的绝对抽象性质罢了。我们甚至可以 把整个论证归结为一个简单的语言游戏：某物肯定自己的存在等于存在通过某物肯定自己。 然而，在这个语言游戏之下好像还是隐藏着一点真正的内容。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