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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她的四根刺，她只有仅有的四根刺保护她对抗整个世界。“爱斯美”渴望与人交往，但单纯而敏感的心灵由于怕受伤害而显得小心翼翼。不过，这个形象仅仅是“爱斯美”的外壳。
为什么她的笑容“宛如微波在脸上荡漾，显得奇特。”？为什么在短暂的谈话后，分别之时，引起了“我”的惆怅和慌乱的感觉？显然，这才是“爱斯美”的内质。
她是一个人对于少年时代的回忆，是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的乌托邦。她是生活中那些一闪即逝的美好时光，是生命中那些微小的喜悦，像遥远的星星一样，在黑暗中燃烧着微弱的光芒。她就是“爱斯美”，是生命旅程行将结束时落在掌心中的桑葚，是地下丝绒的“sunday morning”，那显示家的方向的门槛上的光线。是the beatles柔和扫过的吉他弦，那心中永远的草莓地。当“我”能感觉到爱斯美的手指，就任什么也伤害不了“我”。
“我”与爱斯美的偶遇，就像爱斯美弟弟那个在文中反复出现的谜语：“这面墙对那面墙说什么？”答案是“墙角见！”
就这么简单，二人在这次交往前素不相识，在此之后又几乎失去联络。一个是涉世未深的十三岁小姑娘，另一个确实已经经历人生战斗的士兵。然而，这却恰恰是两人生命高峰的邂逅。
孩子因为战争而丧父，士兵则面临d日登陆。在胜利前夕，二人构成一个契合点，揭示了人生的全部感伤。不过，在这短暂的交往中，恐怕无论“我”还是爱斯美，都没有意识到这几十分钟的涵义。爱斯美甚至带着一个少女的浪漫不无惋惜地说：“我们没能在更为恶劣的情形下相识，这难道不是件遗憾事吗？”
然而当战争终于结束时，二人都在对方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经历了悲惨的生活后，“我”对着书上的题字：“敬爱的上帝啊，生活就是地狱。”不禁冲动地写下：“师长们，我考虑了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我坚决认为那是由于无力去爱而引起的痛苦。”绝望是俘获人心灵的一口深井。当一个人的信仰破灭，失去了爱的能力，这口深井就在他的身边露出它狰狞的面目来。
爱斯美有一块父亲留下的硕大手表。“我”开玩笑地说：“或许我该建议她把表戴在腰上。”这块表在文中先后出现了5次。在那“悲惨而动人的部分”之前，它无疑象征着爱斯美对父亲的怀念。然而，文末那由于转寄多次表蒙子已被弄碎的表，显然超越了这一意义。
它既是爱斯美的心，也是“我”的心。
爱斯美姐弟把对父亲的怀念转移到对“我”的想念上，虽然“我”只是一个陌生的士兵。但那表，也就是说，爱斯美的心，详细记录了他们在1944年4月30日下午3点45分到4点15分之间共度的时光。可由于战争辗转，苦难中的姐弟没有收到“我”的片言半语，表也可以说代表了整个小说的2/3，即那漫长而又短暂的回忆。
文末，无论是人们的心还是美好的回忆都在现实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他没有勇气上好弦看个究竟。”却又“感到一种近乎心醉神迷般的感觉。”“x军士”，这战后的“我”，无法正视回忆的破碎却又深深沉溺其中。而他在被战争剥夺殆尽后，能献给爱斯美的，惟有回忆。
奇怪的是，小说与其内涵相反，竟采用一种轻快幽默的节奏。这纯粹是salinger的独创，也是作家在技巧上的生命力所在。这正如梵高对高更所说：“促使庄稼向上长的田地，在深谷中奔流的水，葡萄的汁液和仿佛从一个男人身上流过的他的一生，这一切都是一回事，是同一种东西。生活中唯一的一致就在于节奏的一致。”不过梵高所表现的是痛苦的坚硬内核以及生命有力的喷薄，而salinger则侧重于表现由痛苦引起的外在情感变化及生命趋于静止时的悲哀。因为相应的，采用了他独有的，同时也是与万物一致的节奏。
文章多处设喻。如“那女孩用手指拈去了小男孩的帽子，就好像那是个实验室里的标本似的。”又如“他趴在桌子上，从头到脚都感到疼痛，好像所有的痛苦都相互关联着。他好像是一棵圣诞树，只要有一个灯泡出现故障，它上面所有的灯和电线都会跟着出问题。”这些绝妙的比喻无疑增强了其节奏的感染力。
整篇小说浸润了一种微妙的湿湿的气氛。很像汪曾祺面对雨后满架木香花的心情。“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人在存在和消失之间的孤独地带。然而，木香是种怎样的花呢？
《secret history》中说：“美是恐怖的。”《献给爱斯美的故事》的美正是自生命的点滴残酷中冉冉升起。
罗林对梵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上帝似乎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相信了。上帝还存在于你画的那片麦田或蒙特梅哲山的黄昏中……然而……”同样，上帝也存在于《献给爱斯美的故事》里，但他不是那个威严或慈悲的神袛，而是人类对年轻岁月的记忆。就算写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都是离开了人世，这个动人的故事还会继续活着。
“那些黑鸟充满空中，遮暗了太阳，用厚厚的夜幕把vincent盖住，顺着他的头发，他的眼睛，他的鼻子和他的嘴，把他埋没在拍打着翅膀聚积而成的一团不透气的黑色浓云中。”在这凄美的景象中，梵高完成了他自杀前的最后一幅杰作《麦田上的乌鸦》。“人是无法把告别画出来的。”然而《麦田上的乌鸦》正是梵高对人生的告别，就像《black bird》是the beatles对人间的落泪，而《献给爱斯美的故事》，也正是salinger的告别。
告别，就是对自己灵魂的另一半说再见。
它不仅可以画出来，唱出来，还可以写出来。
看四十三次日落的那天一定是很悲伤的，自然界的黄昏与生命的黄昏何其相似！而《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正像夕阳淡淡的光辉洒在生命的伤口上，它只持续了短短三十分钟。
然而记得那个常被引用的句子吧。
“有些心情你永远不会懂，只过了五分钟，心情就完全不同了。
生命中的很多事，你错过了一小时，就很可能错过了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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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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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国出版时，在社会上引起两种极端的反应。“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波伏娃在书中提出这个著名的观点，对这句话的进一步解释——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硬安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的自由的——震动了很多人，也包括教皇。梵蒂冈把它列为禁书，而女性主义者则奉为至宝。书在法国上架第一周就卖出2万本，完全超出了一本哲学著作的预期的销量，迄今，它的法文版累计销量已超过300万册，英文版、俄文版、日文版与德文版的销量也以数百万计。
到90年代，这部书传到我国的时候，时间已证明它是“女性主义的奠基石”，这样的评价把这本书捧到一定的高度，也很容易把一般读者吓着。然而不像它的名字，有时感觉像是看《国家地理》杂志，有很多生动且活泼的内容。波伏娃首先从动物的性生活讲起，从蜜蜂和鱼讲到哺乳动物和人类，讲到男女先天性的差异——“女人的甲状腺比男人发达，内分泌紊乱影响了交感神经系统，所以神经与肌肉的控制会失常，这种不稳定性与缺乏控制，构成了女人唯情论的基础。”
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它的理论框架。从生物学常识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从游牧民族的女人到母系社会、父权社会的女人，再到18世纪贵族社交圈，大革命后至她写作本书时女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根本原因，还有文学作品中男作家对女性的态度。在第二卷中，她描述女人是怎样从女孩变为女人，怎样历验各种不同的处境（婚姻、母亲、社交、妓女、中老年），在这些处境中受到怎样的局限，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解放。
如果这本书仅仅是讲“女人的秘密”的话，可能喜欢的人还会更多一些。然而这其中蕴涵着一条清晰逻辑，所有的论据都指向那个名副其实的书名。前面提到，生理性因素导致女人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以致她们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比较有限。波伏娃后面便讲，这个所谓的生物学弱点是按照男性的价值观呈现的，如果不是男性想驾驭世界，那么“把握能力”的概念就毫无意义。就这样逐渐深入，波伏娃最终完成了她写作本书的任务——发现女性为什么会成为弱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的本性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是怎样受影响的，人类是怎样对待人类女性的。
很多时候，波伏娃采用了存在主义的立场，就是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探讨问题。她从女性内部分析女人的角色，有学者评价说是最没有遮掩、最无畏的描述。问题在于，她采纳了一种近似男人（而非她自己的性别）的态度看待女性这个角色。在自序中，波伏娃讲到一个例子，她很介意别人说她：“你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她自卫的方式是回击对方：“我这么想是因为这是事实本身。”然而她自己也提到，男性在这个世界上，既相当于阳性也相当于中性（比如人们通常用“man”来泛指一般人）。那么，所谓事实的标准正是由男性制定的。她的语调冷静，甚至显得有些苛刻，谈论女人的口吻，很多时候，看上去好像一个居高临下的男人。而真正的男人是不可能这样谈论女人的，这件事可以这么来解释，波伏娃把女性的地位比做黑人，那么在文明社会，除了黑人自己，没有哪个白人公然敢说他们坏话，那就是他人品有问题了。一场巨大的感情波折还有周围女性朋友所忍受的情感痛苦，成了她写作本书的初衷。也是，正享受家庭幸福的女人都在家偷着乐呢，大概也体会不到“生为女人”的委屈吧。
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倾向不是与生俱来，在《回忆少女时代》中，她曾提到过对“另一半”的憧憬：“我们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强壮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与我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实际上，我是一个比较贪心，不太慷慨的女孩，我愿意得到，不愿给予。如果对方不如我，需要我拖着他，我会非常不耐烦。如果遇上这样的人，不如过单身生活，不要结婚。我最重要的事业是拥有世界，我的婚姻生活应该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这个事业。命中注定能成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别于我的一类人，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的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然后我们知道，她在20岁的时候遇见了萨特。
如果萨特不是那么风流成性，波伏娃也就不会写出这部著作。年轻时的萨特有个信念，就是大作家都是花花公子，如果他要想当大作家，也应该睡很多女人，也许还出于一个相貌丑陋的知识分子缺乏自信或怎样，总之，他对受他的思想吸引的女青年来者不拒。波伏娃骤然察觉到萨特只是在为他自己而生活，在半自传体的小说《女宾客》中，她写道：“轻率信任的代价，就是她猛然面对一个陌路人。”然而对于这个法国最早进大学学习哲学的女学生之一，比她“稍微敏捷”的男性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波伏娃被动地接受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萨特建立了持续50年的自由情侣关系，他们各自都有另外的情人，并且分享彼此的情事。
萨特似乎不那么吃醋，但波伏娃不是，尽管她必须在表面装得很大度。为了保持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她不得不去讨好他喜欢的女人，而萨特弃如鸡肋的女人，也会失去她的友谊。他们的一个女朋友比安卡曾经在1993年出版的《萨特、波伏娃和我》中指出过她的这种虚伪。大多数时候，萨特生命中的女人来得如走马灯，但40年代，萨特的一次“出轨”有些不一样。萨特去美国访问，结识了布列东的前情人多洛莱斯，萨特对她很伤心，多洛莱斯来巴黎找萨特，他就打发波伏娃去郊区住。后来波伏娃去美国访问，带着找情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