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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她们可以在清早和晚间看到她们的孩子，一日不见，分外亲切，而不是整日地伤透脑筋。母亲和孩子们整天在一起，很难有多余的精力再和他们玩耍；一般来说，父亲和孩子们玩耍的时间要比母亲多得多。假如孩子一刻不停地纠缠着大人，即使是最疼爱孩子的大人，也会感到厌倦。但是母亲和孩子一天分开，晚上相聚，比整天厮守在一起要亲热得多。孩子们身体上是疲劳的，但精神上是平静的，在托儿所受到妇女们同等的照顾后，他们将更喜爱母亲的爱抚。家庭生活中留存着美好的东西，烦恼和有伤感情的事却没有了。
男人和妇女同样可逃脱在狭小难堪的房屋的限制，进入宽大的、建筑上可能和大学礼堂一样华美的公共房间。美丽和空间不再是富人们的特权。由于关闭在斗室中而产生的家庭纠葛常常使家庭生活难以维持，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了c
所有这些都是建筑变革的结果。
一百多年前，罗伯特·欧文的“合作四合房”遭到很多人的讥笑，而它是让雇佣劳动者获得团体生活之有利条件的尝试。虽然在那种极度贫困的时代，这一设想似乎太早，但其中许多部分现在看来，倒是可行和合乎需要的。在新拉纳克，他自己可以根据非常开明的原则建立一个托儿所。然而那里的特殊环境使他被误导了，把他的“四合房”看作生产单位，而不是仅仅居住的场所。工业化的潮流从一开始就太看重生产，而忽视消费和日常生活；这是强调利润的后果，它只和生产挂钩。其结果就是。工厂日益科学化、分工走向最大限度的极点，而家庭依旧是非科学化的，把最零散的劳动堆积到超负荷的母亲头上。这是谋利动机至高无上的自然结果；而最杂乱。最无组织、根本不能让人满意的人类活动部门就是那些从中得不到经济利润的部门。
可是，必须承认，对于我一直在提议的这种建筑变革，最有力的阻碍来自雇佣劳动者自身的心理。尽管吵闹喧嚷，人们总是喜欢其“家”安全独立，在这里，他们的自尊心和占有欲才能满足。独身的共有化的生活，像在寺院里面，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婚姻和家庭才导致孤立的本性。我不认为独家烹饪，除非在个别场合使用煤气灶外，在满足这种本性方面是确实必要的；我相信一间备有自己家具的个人房间，对于习惯于此的人们已经足矣。但要改变积司总是困难的。然而，妇女对于独立的愿望可能逐渐引导她们走出家门去谋生。这样，反过来可能使我们去考虑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她们看来是合乎需求的。目前，男女平等主义在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妇女中间，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如不是法西斯的劣行，它是可能得以增强的。也许到时候这种动机可以导致妇女偏好共有化的烹饪和托儿所。期待变革的愿望不是来自男子。靠工资生存的男子，即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很少能看到他们妻子地位改变的必要性。
当失业仍是一种严重的祸害，当不了解经济原则仍普遍存留的时候，已婚妇女的就业当然会遭到反对，好像就是她们抢走了那些失业者的饭碗。由此，已婚妇女的问题和失业问题联系起来，如没有非常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或许是很难解决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一直加以倡导的“合作四合房”的建造必将到来，大规模地、而且作为巨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单纯的利润动机决不能使其实现。从而，只要对于利润的欲望支配着经济活动，孩子们的健康和品质以及主妇们的神经仍需深受其苦，这种动机使得有些事情可以做到，有些则不能；在无法做到的事情中间，就有工薪阶层的妻子和子女的福利，再有——看上去似乎是更像乌托邦式的——美化郊区。但尽管我们认为郊区的丑陋是理所当然，犹如3月的风和11月的雾那样，事实上，它并不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由市政的而不是私人的企业建设，有预先设计的街道，在大学院落那样的房屋，它们再不能赏心悦目就没有理由。丑陋，与烦恼和贫困一样，是我们变成私人利润动机的奴隶所付出的一部份代价。四、现代迈迪斯
从小就阅读霍桑《丹格伍德童话》的人，对于迈达斯王和“点金术”的故事都是熟悉的。这位国王，由于爱金成性，天神就赐给他一种物质，凡他手触之物，立刻变为黄金。起先，他是快乐无比，但当他发现他想要吃的东西，还未吞进嘴里，就变成坚硬的金块，他就开始为之犯愁了；而当他吻他女儿的一刻，女儿顿时僵然不动，他也目瞪口呆，于是他哀求天神收回这一赐予。从此，他认识到黄金并非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个简单的故事。但人们发现，要吸取其中教训，实是难乎其难。当西班牙人在16世纪攫取秘鲁黄金的时候，他们认为有必要把黄金保留在自己手里，就设置种种障碍，阻止这种贵金属的出口。结果是，只在西班牙整个国土内提高黄金价格，而在实物方面并未使西班牙比以前变得更加富裕。一个人的自尊也许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他觉得较以前有双倍的的钱，但假如一块钱只能购买以前所能买到的一半的实物，那么这种利益完全是抽象的，并无法让他拥有更多的食物、饮食或者更好的房屋或者任何其他实质性好处。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实力比不上西班牙人，只能满足于今日的美国东部，这是一个为人轻视的地区，因为这里没有黄金。但作为一处财富之源，这一地区证明比新世界出产黄金的地方是不可限度地丰饶，在伊丽莎白时代，所有国家都曾趋之若鹜。
作为历史事实，这已是常识，可一旦应用到目前各种问题上，各国政府不免糊涂起来。常常把经济问题看颠倒了，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从这方面看，战争结束时发生的事情，其荒谬程度，真让人难以相信各国政府中的要员不是从疯人院里出来的。他们要惩罚德国，而历来习惯的方式就是索取赔偿。因此，他们便要索取赔偿，这也未尝不可。但他们要德国付出的数额比德国所有的黄金，或者说全世界所有的黄金都要大得多。为此，毫无疑问，德国人除了以实物偿付外，别无他法：他们只能拿出实物，否则什么也没有。
在这时候，政府突然想到他们有这样的惯例：以一国的出口超过进口来衡量国家的繁荣。一国出口多于进口，这是贸易顺差，否则就是逆差。但若向德国索要的赔偿黄金超过它的支付能力，他们断定是德国和协约国在贸易上会有顺差，而协约国则是逆差。他们发现这会刺激德国的出口贸易，无意间替它做了一件美事，这使他们大吃一惊。对于这个一般的主张，还有其他更为专门的理由。德国能生产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协约国不能生产的，况且德国竞争的威胁到处为人所不满。英国人不要德国的煤，因为他们自己的煤矿工业很不景气。法国人不要德国的钢铁制品，因为他们有新近获得的洛林矿砂，可增加自己的钢铁产量，等等。所以，协约国在决心要德国赔偿以此来惩罚时，同样做出决定，不让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付赔。
对于这种难堪的局面，他们竟想出了一个错乱的解决办法。他们决定借给德国它所需付出的全部款项。结果协约国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能让你免除赔偿，因为那是对你邪恶的一种公正的处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让你赔付，因为这会毁坏我们的工业；为此我们愿意借给你钱，你以后要归还全部贷款。这样，维持了原则，却无损于我们自身。至于你们的损害，我们希望那是日后的事了。”
然而，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援兵之计。借款给德国的贷方需要他们的利息，而关于付息一事，与偿付赔款一样，同样遇到了两难。德国人木能以黄金付息，而协约国不希望他们以实物来偿付。因此又不得不借给他们付息的钱。显然，人们迟早会厌倦这种游戏的。当人们把钱借给一个国家，因一无所获而感到厌倦时，这个国家的信誉也就可想而知了。到此境地，对于应得的款项，人们开始索要实际的支付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破产接二连三，首先起于德国，然后是破产的德国人的层层债主。结果是大规模的萧条、苦难、饥饿、毁灭，以至一系列世人遭受的灾祸。
我并不是说德国的赔偿是我们诸多困境的唯一原因。协约国欠美国的债也有影响，所有的债务，私人的或是公共的，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借方和贷方被一个高高的关税壁垒分隔了。因而用实物来偿付是很难的。德国的赔偿，即使决不是困境的全部来源，却是一个思想混乱最明显的事例，这一混乱使得处理这样的困境束手无策。
思想的混乱给我们带来了不幸，而这一混乱恰恰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立场间的混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费者与一个在竞争体制下的生产者立场间的混乱。当索取赔偿的时候，协约国把自己看做消费者：他们把德国人当作临时的奴隶，替他们效劳，他们则无需劳动，可以消费德国人生产的东西。而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他们突然想起自己也是生产者，他们索取的德国实物的大量涌进会摧毁他们的工业。他们开始搔头皮，茫然失措，即便他们会聚一道（称之为国际会议），也无济于事。事实很简单：世上的统治阶级太无知和愚蠢了，他们无法想通这样的问题；而且太骄傲了，不肯向可以助其一臂之力的人们请教。
为简化我们的问题，我们设定协约国之一是由一个人组成的、住在一个荒岛上的鲁滨逊。德国人遵守凡尔赛和约，务必要无偿地给他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但如果他像列强们那样作为，他定会说：“不，不要把煤给我带来，因为它会毁坏我的拾柴工业；不要带来面包，因为它会破坏我的农业和我的虽是原始而巧妙的研磨设备；不要送来衣服，因为我有一个兽皮制衣的初创工业。如果给我送来黄金，我并不介意，因为这不会对我有损害；我会把它放在一个山洞里，它是一无用处的。但是我无论如何可不愿接受可以利用的任何形式的赔偿物。”假定我们想像中的鲁滨逊是这样说的，我们就会认为孤寂已经夺走了他的才智。但这确实是所有主要国家向德国说的话。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个人，发了神经病，大家就以为这显示了出工业方面的聪明才智。
鲁滨逊和一个整体的国家间唯一相关的不同之处，就是鲁滨逊明智地安排他的时间，而国家并不这样。如果一个人不费什么就得到他的衣服，他就不花时间去做衣服了。但各国认为它们应当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每种东西，除非有某种自然障碍，如气候。假如国家有理智的话，它们会遵照国际协定，安排国家该生产什么，而不试图生产多干自己所能生产的东西。没有人尝试去做他自己的衣服、鞋、食物、房屋等等；他很清楚，假如他这么做，只能满足于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准。但是各国还未明晓分工的原则。如果他们明白，本可以让德国偿付某些各类的实物，自己则不必去生产这些实物了。从工作队伍退出来的那些人，可以用公共资金教给他们另一种行当。不过这需要生产的组织化，这同商业中的正统观念正是相反的。
对于黄金的迷信真是坚固得令人难以理解，不仅在那些从迷信受益的人身上，而且也在让迷信带来不幸的人身上。1931年秋天，当法国人迫使英国人放弃金本位时，他们料想是在害英国人，而英国人大多数也待相同意见。一种羞耻之感、有如国耻，席卷英国。然而所有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一直主张放弃金本位，后来的经验证明他们是对的。实际管理银行的人是如此无知，使得不列颠政府被迫做出有利于英国的事情，而只有法国的不友好使英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在所有素称有益的职业中，最荒唐的是黄金开采了。黄金从南非的地下挖掘出来，非常谨慎地防止被盗和意外，运至伦敦、巴黎或纽约，到那里再放到地下，保存到银行的金库里。这与留在南非的地下并无两样。只要认为它们偶尔才使用，它们也许在银行的储备上有所效用，但一旦实施政策，决不让它们低于某个最小数额，那这难物品就等于不存在了。如果我说我要储蓄100镑，以作未雨绸缎，我会是个聪明人。但假如我说，无论我贫困到如何地步，我决不花费这100镑，那样它就不是我财产中的有效部分，这等于我可以把它扔掉。假使在任何情况下不动用它们，有关银行储备的状况确实就是如此。国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