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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时候，一旦日夜担心的危险真的来临，强烈的恐惧笼罩我们时，需要做的往往有两种不同的事情：一种是，造就一种坚毅品格，使得我们能平静地面对可能到来的不幸；另一种是，按照一种能使危险得以消除的方式改良社会制度。例如，这种方式就可以被用于对付贫困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所有竞争的国家中非常普遍，并且很深蒂固。绝大多数看起来无论怎么都是健全的人，却对金钱有着一种完全是非理性的态度。总有那么一些人，虽然他们很愿意开大额支票，却不肯放弃使用散钱付账，而宁愿受到那些还没有闹翻的传者的冷眼。有一类恐惧，即使在大量彻底的成功之后，仍然难以消除。要防止这类恐惧，需要做的往往有三种不同的事情。第一种是纯粹斯多葛式的方法，这种方法劝慰人，要他平静坦然地面对不幸，哪怕不幸真的降临，也不要使它们占去自己过多的心神。另一种方法是告诉他，他很可能不会受到贫穷的威胁；温和一点的话，这可以通过经济学观点来作论证；极端一点的话，则可以通过精神疗法来进行。最后一种方法则是政治性的方法，它通过政治手段去对付整个贫穷问题，使它不再成为一个不幸的问题。不论情况如何，我们都应该追随所有以上这些方法。在确实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斯多葛式的方法也木妨一试，但是，即使一个人有面对不幸的坚强勇气，如果能够避开不幸，那当然更好。很明显，当恐惧达到一种可怕的程度时，它往往产生于那种真实的不幸并不少见的社会里。因而，那种仅与个人有关的方法虽然也能显示出它应有的效用，但却无法代替那种通过政治手段彻底消除罪恶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对勇气抱有如此大的热情，以至于往往为有机会锻炼这种勇气而欣喜莫名。这是荒唐的。你也许会钦佩一个忍受了长期的疾病之痛苦折磨而毫无怨言的人，但如果他能享有更为健康的体魄，这显然好得多。你也许会敬仰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但如果他没有牺牲，事情会好得多，在这一点上，斯多葛派难免会受到责难，因为他们过分看重了忍耐，以至于使得残酷看起来也是一种善，因为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最高的善的东西来说，残酷是达到这种善的必要的手段。人们往往习惯于赞赏穷人们的高度的忍耐力，但这已是在他们获得选举权之前的事了。
在个人生活中，个人在面对社会时往往充满了恐惧，这种现象在英国格外普遍。人们拼命压制自己，不让自己过于草率而受到伤害。他们尽其所能地把感情专注于自我身上。不管他们喜不喜欢，只要他们无意于自私地欺骗你，他们就会严格地按照你的方式行事。他们死板教条、软弱胆小、消极被动。他们身被一层特制的盔甲，以便把吓坏了的孩子们隐藏起来。结果是，社会交往变得繁琐沉闷，友谊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踪无影，爱情也变成了它本该具有的东西的灰色阴影。人们喜欢引证布朗宁的一段句子：
感谢上帝，是你创造了这难以伺服的家伙
化自诩心灵有两面，一面面对俗世生活
一面向他心爱的女人炫耀。
我并不是一位心理分析专家，但我想，如果我真是的话，我就能讨论一下布朗于的这种感激之情了。他用以面对世俗生活的那一面心灵乃是这样的：他感到他能开辟这块生活的荒原，而用不着害怕受到伤害；在其中没有嘲弄奚落，也没有导致痛苦的知识。其心灵的另一面，即向他心爱的女人炫耀的那一面，包含了全部的虚荣、自负和夸夸其谈，一旦面对同一个俱乐部里的男人时，他就再也不敢炫耀了。后一面同前一面一样，都是恐惧的结果，因为前一面阻止任何新鲜气息进入到他的自我框架中，除非互相吹捧，这心灵是谁也不允许进入其中的。外部世界是苍白黯淡的，内部世界则是固步自封的。这并不是人际关系所应有的状况，人际关系应该是自由的、自发的。虚荣心应该少一点，嫉妒心应该淡一点。固步自封的习惯不仅很容易使自我欺骗暗中滋生，而且，由于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纯粹消极的自我形象的保护上，因而极大地减少了用于好的方面的精力。这种习惯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这就是，它使人更倾心于掩盖起自己的友谊冲动，因为一旦这种冲动被人发觉，就会使他们感到自己非常脆弱。短时的单调沉闷以及长期的思想僵化，就是这种社会性恐惧的统治结果。
我并没有把无恐惧的世界想象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在某个方向，它是自由的，而这个方向正是现在所限制的方向。在另一个方向，现在有着自由，却正是它试图加以立法的方向。以后，将有一些法律来调整食物供应和原材料分配。而首要的是，将有一部专门用来阻止战争的法律。我还想，除非在教育的过程中人们注入了某种东西，否则，一个没有过分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当人的属性受到关注时，才会有科学的道德准则存在，这一准则就是：一种试图弄清事实真相，并在弄清事实真相后坦然予以承认的习惯，如今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感伤主义者，他们在发现不利的事实时，仅仅简单地拒绝承认了事。思维的这种习惯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因为不利的事实，在它们还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往往有着更为不利的影响。知识准则即主动承认事实的意愿，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当自然力量确实存在时，对之不予承认当然是极为愚蠢的，而这样的自我评价则更是理智的丧失。
由于物质属性的作用，某些只有教育才能造成的习惯，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不相信一个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会刷牙，确实，一个从小不识害虫为何物的孩子，是不会懂得清洁的重要性的。健康的保持需要物质上的一定的节制，而这种节制，孩子们仅仅通过事后的告诫，是很难懂得的。我认为一定量的节制在教育中是必要的，这木仅仅是为了健康的原因，而且还在于它能造成那些人们对之争议极少的社会行为习惯。我们不会在吃饭时抢走邻居的饭碗，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告知了不要这样做。在我们长大成熟的很久以前，这种习惯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脑海里，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够意识到它。准时吃饭，虽然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但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极大地减少了用在吃饭上的时间和精力。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习惯的养成必须成为早期教育的关键部分。一些现代教育工作者也许给教育带来了更大得多的自由，然而，还有一种自由，也是教育工作应该加以保护的——虽然它现在还未如此实行，这一自由就是我讲的情感自由。保护情感自由的原因有多重：一方面，对情感的过分限制容易使人麻木不仁，并且导致活力的丧失；另一方面，不容许发泄的情感容易变坏，它会寻找一个较之原来被禁止的发泄出口更有害的发泄出口。还有第三种原因，这就是，无论何处，只要一个社会被紧紧地捆绑在传统准则上，许多其实并没有害处的情感也会被认为不可取。因此，我认为，虽然考虑到科学事实，考虑到某些没有了它们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困难的习惯，节制是必要的，但是在教育中，对于情感的节制却是越少越好。首要的是，千万别有这种企图，即引起表达一种很可能是虚假的情感的企图。
过去的教育工作者大相信原罪说了，以至于总认为，孩子们应该被教育成某种与自然状态截然不同的人。这种教育的极端例子，要算圣·奥古斯都关于他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叙述了。拉丁文，他说，他是在母亲的膝下毫无困难地学会的，当然，最后他掌握得很好。希腊文，他是从一位非常严厉的男教师那儿学会的，这位老师动则打人，苛刻之极，结果——他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学好它。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那位男教师教他的方法好，因为——他说——这种方法治好了他的“有害的欢乐”。这一番叙述是教育工作所持观点的再好不过的对立面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看待孩子，应该像一位园艺师看待草木一样，他所做的，就是如何给以适当的土壤和适度的水份，使它们得以成长。如果你的玫瑰花没开放，你不会想到去鞭挞它；而且试图找出在对待它的过程中到底出了什么错。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成功，你应该象对待玫瑰花那样去对待他。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非一种消极的态度。重要的东西是孩子做了什么，而不是孩子没做什么。并且他们所做的，如果确实还有一定的价值的话，必须是他们自身活力的自发表现。如果你拿定了主意，你可以为孩子们准备一种军事生活，告诉他们在听到命令时，全部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孩子们将会在挫折感中长大，变得发育不全，对世界充满了很深蒂固的愤怒和仇恨——毫无疑问，如果他们想成为一名被雇来杀人的士兵，这种情感就是十分有用钢；然而，如果他想成为一名和平世界的幸福公民，这种情感就不再是有用的东西。
第一章 导言
在表明某个社会所具有的特征的时候，不论这个社会是古代的或现代的，总要求助于两个极其重要而又相互关联的要素：一个是经济的制度，另一个是家庭的制度。现代有两派极有影响力的思想，一派认为万事皆起源于经济，另一派则主张万事均发端于家庭或性。前一派以马克思为代表，后一派以弗洛伊德为代表。我本人不附和任何一派，因为经济与性二者间的彼此关联，从因果关系来考察，似乎并不能表明一方明显优于另一方。举个例子来说，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已经给予并将继续给予性道德以重大的影响，然而相反，正是清教徒的性德行，成为引发工业革命的虽是局部的、但却是必要的原因。我并不打算将经济的因素或性的因素置于首位，事实上，此二者不能被明显地分开。经济之于获取食物，是有根本的关联的，但在人类社会中，仅为获取食物这种个人利益才需要食物的情况，是罕见的；他是为了家庭生活才需要食物，因此，当家庭制度发生变化时，经济的动因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绘那样，国家从父母们身边带走他们的孩子并将其抚养成人，那么，不仅人寿保险、而且绝大多数各种各样的私人储蓄，也差不多都得停止，这是显然的；换言之，如果国家承担了父亲们本该承担的抚养义务，那么事实上，国家就会成为唯一的资本主义者，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主张一种言论，认为国家如果成为唯一的资本主义者，那么，家庭——就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家庭，是不能存在的。即使这话显得有些离谱，但还是不能否定存在于私有财产和家庭之间的密切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
可以发现，社会中的性道德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最初，有集中载明于法律中的明定的制度，例如，有些国家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另一些国家法律制规定多夫多妻制。后来，法律不加干预，而公共舆情具有了决断力。最后一阶段，在实践上——倘若不是在理论上，听凭个人自己去决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并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任何一个时代，曾用理性的考虑以决定性伦理和性制度的，只有苏维埃俄国是例外。我并木是说苏俄的制度在这方面是完美无缺的，我只是指苏俄的制度不是迷信和传统观念的结果，而其他国家在各个时代，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它们的制度是迷信和传统观念的产物。从一般的快乐和幸福观点出发，来决定什么样道德是最好的，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其答案要依着许多情况而定。工业化取得进展的社会较之原始时代的农业社会，其性道德是不会相同的。医学和卫生状况良好的地方，死亡率大大降低，比起瘟疫疾病流行以致大量死亡人口难以增长的地方，性道德也是不相同的。或许是由于我们的知识增长的缘故，我们能够指出，适宜于某种气候条件的最好的性道德，和适宜于另一种气候条件的最好的性道德，是如何的不同，以及在一种饮食习惯下的性道德，和在另一种饮食习惯下的性道德，又是如何的木同。
一种性伦理影响所及，有极其不同的种类——个人的、夫妇的、家庭的、国家的，以及国际的。在这众多方面中的某一方面有良好影响的，在另一些方面大有可能影响恶劣。在我们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