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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理想的父亲比没有父亲好，但是许多父亲离理想的程度还相差太远，因此，没有他们，对于儿童也许倒有积极的好处。
要想使这些情形实现，必定要有一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习俗才行。凡是有一种习俗存在的地方，儿童每每因为违背了那种习俗而感到痛苦，因为，很少有别的事情能比儿童觉得自己的地位离奇古怪，更令他们感觉痛苦。现在社会上的离婚，也得顾虑到这一层。一个惯于有父母双亲并且依恋他们的儿童，要是父母一旦离异，则他所有的安全感都会毁灭。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实在是很容易产生恐怖症和别的神经失常的毛病。当一个儿童依恋惯了他的父母的时候，父母若是离异，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因此我想，一个父亲没有地位的社会，比起虽把离婚看成例外而实际上屡见不鲜的社会，对于儿童来说，前者总是要好些。
柏拉图建议，将小孩不但同父亲分开，并且同母亲也分开；对于这个办法，我看不出其中有多大的道理。根据上面说过的理由，我认为父母的爱对于儿童的发展是必需的；纵使一个儿童只有父亲的爱，或者只有母亲的爱，也已经足够了。那么假若父亲的爱和母亲的爱他都不能得到，的确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从性道德的观点（这是和我们讨论的问题最有关的）来看，这件事情重要的地方在于父亲的用处。结论似乎是：在幸运的情形下，他有相当的用处；而在不幸的情形下，因为暴虐、坏脾气和好口角的性情，父亲常常是做的坏事比好事还要多。因此，在儿童的心理上，父亲的作用并不是很重要的。
在母亲的心理上，现在这种家庭制度的重要性如何，很难加以测算。我想一个妇女在怀孕和哺乳的时候，通常都希望得到男子的保护，这是她本能的趋使。无疑地，这种情感是从类人猿遗传下来的。或许在我们这个残暴无情的社会里，一个妇人要是不能得到男子的保护，多半容易变得过份地好斗和刚愎自用。不过这种心理状态只有部分是出于本能的。假如国家对于有孕的妇女和育婴的母亲及其小孩，都有完善的照顾管理，则妇女的这种心理状态就会大大减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完全消除。我想，家庭中取消了父亲的地位，对于妇女的最大害处恐怕是减少了她们与男性关系上的亲密和真挚。两性有很多东西可以互学互利，天生人类就是这样被构造的；但是，仅仅靠两性的关系，纵使很热烈，也不足以实现这种互学互利的功用。养育儿女的这种重大事业上的合作，以及夫妻多年的伴侣情谊，使得夫妻关系对他们双方面都变得更为重要，更为丰富。假如男子不负养育儿女的责任，则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就差得远了。我认为，做母亲若是纯粹在女性的空气中生活，或者与男人的接触非常平凡，无关重要，则从情绪教育的观点来看，她们对于儿女的好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比不上那些婚姻快乐、与丈夫在各时期都合作的母亲多。不过有许多地方，我们不能简单讨论这一点，同时还必须考虑别的方面。假如一个妇女的婚姻实在不快乐——毕竟这种情形并不少——则她对待子女时，很难有正常的情绪上的平衡。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是她能与丈夫解脱关系，无疑地能做一个更好的母亲。我们因此又归结到那个十分平凡的结论，即幸福的婚姻是好的，不幸的婚姻是坏的。
家庭问题在个人心理上，最重要的是对父亲的影响。我们早已屡次指出父系和因父系而产生的情绪的重要性，在早期历史中，父亲对于父系家庭的发展和妇女的服从所起的作用，我们也已知晓。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父亲对子女的情感是如何强而有力。这种情感在高等文明的社会里，又不如在其他的社会中强烈，原因不易推测。罗马帝同时代的上层阶级似乎没有这种情感，我们这个时代许多知识化的男子，差不多也很缺乏或全然没有这种情感。虽然如此，即使是在最文明的社会里，大多数的男子还是有这种情感的。男子即使不结婚也并不难求得性的满足，所以男子的结婚，与其说为的是性，不如说是为了想得到父子的情感。有一种理论认为，生育儿女的欲望在女人方面比在男子方面要普遍些，但是我自己的印象则恰恰与此相反——姑不论我的印象的价值如何。在现代许许多多的婚姻中，之所以生育儿女，都是由于妇女对于男子的一种让步。毕竟，妇女生一个小孩要劳累辛苦，还有损害容颜的可能，而男子却没有这些使人焦虑的事。男子限制家庭的规模，通常都是经济的关系；妇女同样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她们还有特殊的理由。职业界中的男人不惜花费金钱、牺牲物质上的安逸，以使他们的子女受他们阶级中所认为必须的教育，这可以证明他们希望生育儿女的情绪多么热烈。
假如男子不能享受他们现在所享受的父亲的权利，他们还会愿意生育儿女吗？有的人说，假如他们将来不用负责任，他们将会毫无顾忌地生育儿女，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一个希望有孩子的父亲，同时也不回避因为有孩子而应负担的责任。在这个避孕药物盛行的时代，男子仅仅因为寻求欢乐而在无意中偶然产生孩子的情形很少。自然，无论法律是怎样的，一男一女总能生活在恒久的结合中，而在这种结合内，男子是能够享受类似现在制度中父亲的权利的；但是，假如法律与风俗顺应孩子只是属于母亲的那个观点，那么妇女将觉得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任何类似于婚姻的制度，都破坏了她们的独立，并且会觉得她们管辖儿女的主权将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这种管辖权她们在别的情形之下是可以享受的。我们由此能料到，男子想要说服妇女让出她们法律内的权利，十有八九是不会成功的。
这样一个制度对于男性心理上的影响，前面一章中已有叙述。我相信，这种制度将使男子对于妇女关系上的真挚性大为减少；将使他们的关系并非心灵和肉体的紧密结合，而只是出于纯粹的寻求快乐；它将使一切个人上的关系平淡无奇，于是男子的真挚情绪将发生在他的事业、他的国家或者某类完全非个人的问题上。但是这些都说得太笼统了，因为男子彼此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在这一个人可能是一种重大的损失，而在另一个人也许是完全的满足。我的信念是——虽然我有点儿犹豫——要是父亲的关系不被社会承认而取消了，则男子情绪上的生活将平淡而薄弱，渐渐地感觉无聊与失望，生育也就因此渐渐衰歇，而人类的延续就要由那些保存着更古习俗的人们负责补充。我以为那种无聊和平淡的情形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我们可以给妇女充分的金钱报酬，使她们执行母亲的职务，以此来防止人口的减少。假如军国主义继续像现在这样强烈，则不久这办法或许就可以实行了。不过这些意思是属于人口问题的范围，我们将在下章中加以讨论，这儿就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第十五章 家庭与国家
家庭虽然有生物学上的起源，然而在文明社会里，它却是法律制定的产物。法律对子婚姻作了规定，对于父母管辖子女的权利，法律上也有详细规定。假若没有结婚而生下子女，则该子女完全属于母亲，父亲没有任何权利。法律的本旨虽然在于维持家庭，但现代的法律却越来越趋向于干涉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因此，法律变成了破坏家庭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实在是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这种情形的发生，是由于不良的父母对于子女的照顾不可靠，他们每每尽不到社会上通常认为的父母应尽的职责。不单是不良的父母，还有贫穷的父母，也必须靠国家的干预，他们的子女才不至于遭受不幸。19世纪初期，干涉儿童在工厂作工的提议受到了激烈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这样就会削弱父母的责任。英国的法律虽然不像古罗马的法律那样允许父母用迅速而没有痛苦的办法将子女杀死，却允许父母用慢慢的劳作的痛苦使他们的子女劳累而死。父母、扉主和经济学者都拥护这种神圣的权利。但是，抽象的经济学上的道理终于激怒了社会的道德意识，工厂法也因而得以通过。第二步工作更为重要，就是开始实行强迫教育。这是对父母权利的一个严重的干涉。儿童除了节假日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得离家上学，去学习国家认为他们必须知道的东西，父母对此作何感想，在法律上是不发生丝毫效力的。因为学校的关系，国家控制儿童的权力渐渐扩充。纵使儿童的父母是基督教的科学家，国家也要管理儿童的健康，假如儿童的智力有什么缺陷，国家就把他们送到特别的学校去。要是儿童的营养不足，国家就补充他们的食物。假如父母无力给子女买鞋，国家也可以供应。要是儿童到学校时现出受父母虐待的迹象，父母多半要受刑事上的惩罚。从前，只要儿女还没成年，父母有权没收他们工作挣的钱，现在，虽然子女在实际上或许难以保存他们挣的钱，但是他们有保存这笔钱的权利，并且当遇到必须得保存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执行这种权利。在劳工阶级中，父母到今日仍然得以保留的少数权利中的一种权利，就是他们能灌输给他们的孩子邻近许多父母所共有的各种迷信。但在许多国家内，甚至于这种权利也取消了。
这种国家代替父亲职权的事实，其发展没有明显的止境。国家所代行的家庭职责，多半是父亲方面的，而不是母亲方面的，因为国家对于儿童的服务，本来都是父亲必须得花钱做的。在中上层阶级中，这种过程尚未发生，因此，中上层阶级的父亲比起劳工阶级的父亲来，地位要重要些，他们的家庭也比劳工阶级的更为稳固。在认真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方，如苏俄，从前为富家子弟设立的教育制度，现在都要废除，或者完全改变，这是他们认为的很重要并且非常必须的工作。这种事情，在英国很难实行。我曾经见过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所有儿童都应该入初等小学的建议表示暴怒，他们惊叫道，“什么，我的孩子和贫民窟的孩子在一块儿吗？绝对不行！”真奇怪，他们竟不知道阶级的分化与教育制度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现在各国的趋势，是国家继续不断地逐渐干涉劳工阶级的父亲的权力，同时，对于别的阶级却没有相同的干涉（苏俄除外），结果，弄得有钱人和穷人的情况大不相同。就穷的而论，家庭日见衰弱，而富人的家庭则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我想，造成过去的国家干涉的那种对儿童的人道主义情感，将来肯定会继续下去，而且会造成逐渐加多的干涉，譬如，伦敦贫民区域的相当大比例的儿童，和美国北部工业城市中更多的儿童，都患有软骨病，这就是唤起公众行动的一个事实。不管这些儿童的父母怎样诚恳地想去做，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因为这病需要改良食品、新鲜空气和充分的阳光，而这些条件都是他们不能提供的。听任儿童在他们生命的最初几年内身体衰弱，这不单耗费太大，并且也太残忍；假如我们对于卫生学和饮食有了更多的了解，就会有逐步增加的要求，希望不使儿童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自然，目前政治上对于一切这一类的提议，都有一种激烈的反对。伦敦各城区中富裕的家庭联合起来，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少做减轻穷人的疾病困苦的事。假如地方当局——如波布拉①——采用真正有效的方法来减少婴儿的死亡，则他们就不免有率狱之灾。不过，富人的反对，正在继续不断地被征服，穷人的健康，也正在继续不断地改进。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期望，在最近的将来，国家对于劳工阶级的子女的照顾，不至于削弱，而且将扩展其作用。同时，父亲的作用将相应地减少。父亲在生物学上的作用，是保护年幼无助的子女，当国家代行了这种生物上的作用时，父亲就失掉了他存在的理由。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社会必定有变成两个阶级的趋势，有钱的人将保存家庭的旧制，贫穷的将愈加期待国家履行传统上属于父亲的那些经济上的职责。
更激烈的家庭的变化，曾在苏俄历史上实现。但是苏俄人口的80％是农民，这些农民的家庭仍旧像中世纪的西欧家庭一样稳固；由此看来，共产党人的理论似乎只能影响比较小些的城市的部分。结果，苏俄的情形与我们方才研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恰恰相反，即上层阶级抛弃了家庭，下层阶级却仍然保留着家庭。
妇女渴求经济上的独立，这对于取消家庭中父亲的地位也是一种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