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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集续编_鲁迅-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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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6)(《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7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7)(《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8)(《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8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9)(《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 

    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10)(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9

    但我愿奉还“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荣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尝研究过什么呢,做学生时候看几本外国小说和文人传记,就能算“研究过他国文学”么? 

    该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话”——说过,我笑别人称他们为“文士”,而不笑“某报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权威者”。现在不了,不但笑,简直唾弃它。 

    10

    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 

    我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滢教授所颁赏陪衬的荣名,“说句体己话”罢,实在是不得已。我的同乡不是有“刑名师爷”的么?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像无私……。 

    “带住!”又要“构陷人家的罪状”了。只是这一点,就已经够使人“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或者“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九期。 

    (2)schopenhauer 叔本华。这里的引文据一九一六年德文版《叔本华全集》第六卷《比喻·隐喻和寓言》,可译为:“没有无刺的蔷薇。——但不是蔷薇的刺却很多。” 

    (3)《女人论》 即《妇人论》,叔本华诬蔑妇女的一篇文章。 

    参看本卷第163页注(8)。 

    (4)“放冷箭者” 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 

    (5)蔡孑民(1868—1940)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前清进士,近代教育家。早年与章太炎等组织光复会,后又参加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五四”时期,他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他由欧洲回抵上海,对国闻社记者发表关于国内政治教育等问题的谈话,说“对政制赞可联省自治。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 

    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等等(见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北京《晨报》),这与胡适的主张相似,鲁迅因而表示反对;这里说“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是对蔡的一种比较委婉的批评。 

    (6)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罗曼罗兰》一文。文中说加尔各答大学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adas nag)“专为法国罗曼罗兰明年六十整寿征文”写信给他,说“罗曼罗兰先生自己极想望从‘新中国’听到他思想的回响”。 

    (7)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8)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发表的《闲话》。 

    (9)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10)此段引自陈西滢的《致志摩》。



 无花的蔷薇之二

    1

    英国勃尔根(2)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伦敦路透电。)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会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学博士讲演,中有谓孔子乃耶稣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时皆祷告上帝。当有听众……质问何所据而云然;博士语塞。时乃有教徒数人,突紧闭大门,声言‘发问者,乃苏俄卢布买收来者’。当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国民公报》。) 

    苏俄的神通真是广大,竟能买收叔梁纥(3),使生孔子于耶稣之前,则“忘却孔子之教”和“质问何所据而云然”者,当然都受着卢布的驱使无疑了。 

    2

    西滢教授曰:“听说在‘联合战线’中,关于我的流言特别多,并且据说我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纸上到也不大见。”(4)(《现代》六十五。) 

    该教授去年是只听到关于别人的流言的,却由他在纸上发表;据说今年却听到关于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纸上发表。“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实在特别荒唐,可见关于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为关于别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3

    据说“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他的什么《甲寅》居然渐渐的有了活气了。可见官是做不得的。 

    (5)然而他又做了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了,不知《甲寅》可仍然还有活气?如果还有,官也还是做得的……。 

    4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 

    (6)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5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7),仅有一点相像。 

    6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7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8)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 

    8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二期。 

    (2)勃尔根 当时英国的印度内务部部长。这里引的是他在伦敦中央亚洲协会演说中的话(见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京报》)。 

    (3)叔梁纥 春秋时鲁国人,孔丘的父亲。按孔丘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比耶稣生年早五百多年。 

    (4)关于《现代评论》收受津贴一事,《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曾有一篇署名蔚麟的通信,其中说:“《现代评论》因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 

    又章川岛在《语丝》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的一篇通信里也曾说到这津贴问题:“据说现代评论社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然而这也许是流言,正如西滢之捧章士钊是否由于大洋,我概不确知。” 

    这两篇通信都揭露了当时《现代评论》收受津贴的事实;对于这两篇通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曾经加以辩解,说他个人并未“每月领到三千元”,只要有人能够证明他“领受过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而至于三个铜子”,那他“就不再说话”。但对于《现代评论》收受过段祺瑞津贴的事实,则避而不答。又,这里的“联合战线”一语,最初出自《莽原》周刊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霉江致鲁迅的信中: 

    “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奸的《现代评论》。” 

    (5)这是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216页注(10)。 

    (6)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十二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三月十六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以内2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屠杀我国人民的大惨案。 

    (7)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历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对开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带着眷属到冬宫请愿;俄皇尼古拉二世却命令士兵开枪。结果,有一千多人被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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