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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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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怎么跟她们搞的呢?嗯?”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我的白背心变成了灰背心,裤衩像一块抹布,浑身又脏又臭,那些肿块和青紫都分不出来了。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嘴。我紧闭着我的嘴。因为嘴臭,所以我就不断地朝墙上吐痰。后来我又朝窗外吐痰。从窗外斜看出去是一个大门,门外是大街,可以看见人和车辆。我数着来来去去的车辆,大约数到五十几辆的时候就睡着了,醒来后我又接着数,数着数着又睡着了。我就这样打发着时间。     
    一天下午,他们对我说,你实在不说就交罚款吧。我问罚多少?他们说五千。我一听就懵了。我一个月才七八十块钱,一年不过千把块钱,到哪儿去给他们弄这五千?我好说歹说,嘴唇都磨出泡来了,他们才勉强给我降到三千。他们说你一个画家,三千总拿得出吧?我说那你们要先让我出去,否则我哪有钱给你们?他们说出去是不行的,你可以打电话,叫亲戚朋友送来。我说我想想吧。我想了一个晚上,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最后想到了洪广义。想到了洪广义我很犹豫,洪广义是我初中同学,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包子,我们住的隔着一条街,常在一起玩,但大家都很久没有联系了。我对他们说,我想到了一个人,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他们说那你打电话呀。我说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只知道他是一家什么大酒店的老板。他们说老板?是谁?我说他小名叫包子,大名叫洪广义。他们说,哦,洪广义呀,我们给你找我吧。过了一会儿他们跑来说,电话给你打通了,你自己去说吧。     
    我对着话筒喂了一声,便听到洪广义在那头笑。我觉得我脸上火辣辣的,这么多年没联系,突然打一个电话,叫人家拿钱来赎你,这怎么开口呢?他要是问起来,怎么好说呢?洪广义在电话里喂了两声,说,徐阳是你吗?我讷讷地说,包子呀。洪广义嗬嗬地笑了,震得我的耳膜一跳一跳。他说哎呀徐阳,多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啦。我咬咬牙打断他说,包子,你有没有三千块钱?洪广义没问为什么,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等着吧,我马上让人把钱送过去。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见到了那个送钱的人,是个又高又瘦披着一头长发的女人,眼睛很大,在窗口站了几分钟,隔着铁窗栏对我说,我们洪总问你好,叫你有空过去坐坐。我说谢谢。我当时非常尴尬,窝着背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把双臂弯在腿膝上,企图遮住一点什么。我看见她嘴角往上翘了翘,分明想笑,又忍住了。我这副样子好笑吗?我冷着脸说,你走吧,过两天我会去还钱,会当面感谢洪广义。     
    站在联防办门口,我像个被关押了几年的人一样,抬眼环视着天空,双眼湿漉漉的。我问他们,“现在我还是流氓吗?”他们说:“不服是吧?还想再罚五千?”     
    我在街上走着。街上的人都看着我,我这副样子没法让人不看。我们的城市虽然不像我们说的那样美丽,但大街上基本上还过得去,我走在这样的大街上就显得有些碍眼。我走得很快,走着走着我就跑了起来,我想尽快逃离大街,逃回我的住所。     
    然而我跑了一会儿就被人叫住了。    
    


第一部分第8节 你们才是精神病,是疯子!

    “喂喂喂!那个长头发的,站住!”     
    我便站住了。我站在广场旁边,纪念碑巨大的影子罩着我。几个人气喘吁吁地向我跑过来,阳光在他们头上和肩膀上一跳一跳的。     
    “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吧?”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我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他们这么跟我说话是不行的。彭家桥是关精神病的地方。他们抓住我的手臂,说:“我们要把你送回彭家桥。”有一辆带着车厢的小货车开过来,两扇车门一齐打开。我用力甩着我的手臂,用两个肘子撞他们,用身体撞他们。我说:“莫名其妙!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彭家桥去你们自己去,你们才是精神病,是疯子!”     
    我挣脱他们,拔腿就跑。我脚下是一双人字型拖鞋,但是我跑得像兔子,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叫着,我的背心像破布片似地跟着我飘,可是最后我还是被人家抓住了。我还没跑过广场就被抓住了。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背心,我的背心哗啦一声破掉了,那只手顺便又抓住了我的裤带,从脊沟里滑落下去,松紧带被扯断了。我不能再跑了,我用双手捂住裤子呼哧呼哧地喘着。他们呈三角形包围了我。他们也喘得很厉害,一边喘一边抓住我的手臂。我的手和手臂现在是我的裤带,他们很聪明,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就不敢动弹了。我的肚子鼓鼓的。我的样子很滑稽,头发像乱草般披散着,背心像破布片似地挂在一只肩膀上,两只手提着裤衩,肚子一鼓一鼓。阳光使结满垢泥的肚皮泛着灰光。我这些天真是碰到鬼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大声喊起来,“疯子!精神病呀!抓人哪!”我又蹦又跳。广场上的鸽子扑啦啦地惊飞起来,一些细碎的毛屑在阳光里飞舞。阳光很淡。黄昏快来了。下班的人流和车辆塞满了街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交通又堵住了。抓我的人对着人群说:“看什么看什么?从彭家桥跑出来的,这也好看?”人群发出了轰轰的笑声。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抓我的人说:“市政收容处的。喂,帮忙搭把手吧!”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我弄上了那辆小货车。我拼命喊叫,但谁也不听。那几个人也上了车,他们在车上一直抓着我的手臂。车跑出大街,拐进一条小路,又拐向直通郊区的大道。我的喘息稍稍平稳一些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搞错了,我是一名画家,在群艺馆工作……”我还没有说完他们就笑起来了。他们说:“哦,你是画家,好了,画家,好好地坐着吧。”我说:“我真是画家,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单位,我叫徐阳,你们问问有没有这个人。”他们还是笑,“行啦行啦,我们没说不信,你是画家,行了吧。”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只信我是个精神病。我没办法解释。我不想对他们说我是从哪儿出来的,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不过我想我说了也是白说,既然他们巳经认定我是一个精神病,而一个精神病最合适的去处就是彭家桥——精神病院——那栋座落在城东排渍道旁的脏污破烂的建筑。     
    天色变得灰青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被人送到了彭家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的副院长,他的眼珠转得很慢,半天才转一圈,显得有些茫然和呆滞。“没有呀,”他说,“我们这儿没有病人跑出去呀,我们的看管是很严格的,我们是有制度的。我们的制度就贴在墙上,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怎么可以让病人跑出去呢?你们看到了我们的门吗?用钢板焊的,关得紧紧的,院墙高高的,谁跑得出去呢?”他的声音尖细而干巴,说话时脖子上的皮上下扯动着,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抓我的人面面相觑,然后一齐看着我。我把脸仰起来,用鼻子哼了一声。     
    他们对副院长说,“你可不可以看看,他是不是一个病人?他说他是一个画家,有这样的画家吗?”     
    副院长便把他的眼窝对准我(我觉得他没有眼睛,只有眼窝),大约五六分钟之后,他才问我:“你多大了?家里住哪儿?几口人?父母姓什么叫什么?你叫什么?”我非常想吐他一口,我的嘴里已经准备好了一泡痰,就在我要用舌头把它弹出去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对他笑了笑。他往后退了一步,很敏捷,但眼窝还是对着我。他被我的笑吓着了。我把笑容收敛起来,尽量让脸上的表情平和一些,说:“你能给群艺馆打个电话吗?”我说,“我给你报号码,你打了电话就知道了。”副院长很犹豫,看看电话机又看看我,再看看那几个人,他对那几个人说:“听他说话不像个病人,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有人是一会儿清楚一会糊涂的,要不,打个电话试试?”     
    “那就试试吧。”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说。     
    副院长终于打了电话。我报的是传达室的号码,接电话的是老胡。副院长放下电话之后朝那几个人点了点头,说:“他真是一个画家。”那几个人又面面相觑,然后又一齐看着我。他们的手还抓着我的胳膊,我晃了两晃,他们才把手松开,然后就拼命地甩手,揉搓指关节。他们也不容易,抓了我一个下午。他们的手指巳经僵了。我的手臂上全是他们抓捏出来的红印子。     
    “没想到,你真是一个画家,可是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呢?”     
    我不理他们。我提着裤衩朝那部电话走去。我按键的时候指头一个劲地哆嗦,我的嘴唇也哆嗦起来了。我全身都在哆嗦。     
    老胡在电话里说:“喂。”     
    我说:“老胡,快来吧,带条裤子来呀……”     
    我的眼睛唰一下就湿了。我已经多久没有流过泪了。我的泪水非常汹ァ     
    老胡赶到彭家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老胡叫了一辆红色的士来接我。他没要那些黄色的绿色的,专门要了一辆红色的士。他说红色驱邪祛晦气。他还给我带来了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衣服是一件园领老头衫,裤子是草黄色斜纹卡叽布的,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樟脑气息。老胡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条军裤,是他从箱子里翻出来的。“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裤子,只好把它翻出来了。”老胡不好意思地说。     
    


第一部分第9节 我想她,我想搞她

    老胡还带了一包烟,一路上不断地给的士司机递烟。进了市区后,他找了一家小酒馆停下来,说:“我们喝两杯。”我说我不会喝酒。他说:“今天要喝,酒有煞气,知道吗?酒一煞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你的运气就变好了。”我们坐在墙角边的桌子上,老胡又是点鱼又是点肉,说是要给我补一补,他端起酒杯,说:“喝!”     
    我很感动。我的喉咙发粗。我用力说:“喝。”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烧酒。烧酒很辣,我需要这么辣的酒。我感到它们像火一样穿过喉咙跌进肚子里,肚子里立即发出哔哔剥剥的燃烧的声音,一股焰气直往上冲。我大张着嘴把焰气哈出来。老胡看着我皱成一团的脸,快活得哈哈笑。 “你有酒量,”他说,“你是没喝开,喝开了酒量就出来了。”我们就这样吃着喝着,把一瓶酒喝干了,老胡问我:“没糊涂吧?”我晃了晃脑袋,我觉得脑袋很大。我说:“谁糊涂?我没糊涂。”老胡说:“还能看报纸吗?”我说:“什么都能看。”他真从身上摸出了一张折叠得像一只钱包似的南城晚报,在我面前铺开,说:“我给你留着的,你看看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你还是应该看看它。”     
    老胡用一根精瘦的指头在一个标题上戳着。我先看老胡皮皱皱的指头,然后看指头戳着的字,一边看一边念——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旁边有一幅照片,照片上主要是那幅画,余小惠的乳房和下腹被贴上了封条似的网纹。我的神情大约有点木讷,既不愤怒也不惊讶,看看照片,又看标题下的文章。文章说一个叫徐阳的青年画家怎样被群众检举揭发,不仅聚众看毛片,还有以画模特儿为由勾引玩弄女性之嫌。文章花了大量笔墨描绘人们怎样蜂拥围观一幅人体画,并且心怀叵测地点了一笔:据说画中人就是本市某剧团一位颇有姿色的青年女演员。     
    我看报纸的时候,老胡说:“这事按理说应该过去了,你看这张报纸就当看一个笑话,就当它是一个下酒菜,别往心里去。”     
    我说:“他妈的南城晚报!”接着我又说他妈的!真是他妈的!我用力敲着桌子。我看见碗和筷子都哐啷哐啷地跳了起来。我敲了一下又一下,说,“怎么回事?”     
    老胡说:“唉,报纸嘛!”     
    “怎么回事?”我盯着老胡的脸。我觉得他的脸老在晃动,皱纹像蚯蚓一样满脸乱爬。我把身体向他倾去,逼住他的脸问他,“你怎么不说话?”老胡晃着满脸蚯蚓说:“唉!你让我说什么呢?”     
    “他妈的!”我捶了一下桌子。碗和筷子跳得很高。我又捶了一下,它们跳得更高。“他妈的!”我要再捶桌子的时候,老胡把我拉住了。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身边,捉住我的手。我说:“老胡你小心别摔跤。”老胡说:“我会小心,我会小心。”我说:“你放开我的手,扶住我的肩膀。”老胡笑道:“还是你扶着我吧,要不我会摔跤的。”老胡真没用,这点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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