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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却早成定局。后来，本属泉州管辖的木兰溪流域（莆田、仙游）自成一个二级政区（宋元兴化军、明清兴化府），莆仙话便成了闽东话、闽南话这两块大石头之间的小石头。
历史、地理、政治一齐使劲，八闽也就互不交通。
六、杂交品种
说完了闽语，就该来说粤语。
粤语和闽语一样也是和普通话相异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则为吴语，再次为湘语、赣语、客家话，和背通话相异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内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华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为三组：闽粤、吴湘、赣客。吴湘形成最早，赣客最晚，闽粤居中。吴湘同源，赣客同代，闽粤的关系则有些微妙。
如果说吴楚（或吴湘）是远亲，那么闽粤便是近邻。在华夏诸族崛起于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时期，闽粤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別内外，定亲疏，有四夷、八蛮、七闽、百粤各色人等。七闽、百粤排在四夷、八蛮后面，可见在当时华夏民族的眼里，闽人和粤人比〃蛮夷〃还要〃蛮夷〃。甚至直到如今，闽人和粤人在不少人眼里仍有〃非我族类〃之感，因为他们说的话最难懂，风俗习惯也大相径庭。千百年前，和他们说话要〃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现在如果没有翻译，也还是困难重重。
百粤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闽越〃，住在江西的叫〃扬越〃，住在广东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骆越〃。可见闽粤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准还是同祖同宗，完全应该〃同病相怜〃乃至〃同舟共济〃的。然而闽粤文化却并不相同，闽粤之间也少有交通。闽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也不比吴语和湘语、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差别小。甚至闽人和粤人在体质上也不太相同。闽人和咱们一样，都是蒙古人种，粤人则被疑为马来人种。其实马来人种也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叫〃马来亚种〃。但一说〃马来人种〃，便想到什么安南啦，遏罗啦，爪哇啦，有些〃异类〃的感觉。
粤语也很异类。它和普通话的差异，耍多到七成以上。闽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也有这么多。但闽语是当年中原音韵的遗存。说闽语异类，便未免数典忘祖。再说也没什么人说闽人是〃马来人种〃。粤语，不三不四，怪里怪气，爪哇人的话，算什么呢？
其实粤语也是汉语。在海外许多地方，它还被看作是〃正宗〃的汉语。形态上也并不比闽语古老。闽语中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普通话填词的歌曲如果改用闽语来唱，就不伦不类，〃翻译〃成粤语却没什么关系。因为粤语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话对换。所以，和闽语相比，它还是更〃现代〃的汉语。
实际上粤语的源头比闽语还久远。因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岭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后，任嚣、赵佗又再次平定百越，并留下将士五十万人镇守，越汉杂处的局面形成，古粤语也就初具规模。然而现代粤语却并不是古粤语独立发展的产物。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特别是汉末唐未宋末这三个时期，中原汉人络绎不绝地进入岭南，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学士文人。这些人代表着比较先进的文化，来头大，水平高，便使当地土著逐渐汉化，粤语也就一变再变。
这就和闽语的形成不大一样。闽语的成型是突变的，粤语的成型则是渐变的。因为对于岭南来说，大规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后所受之影响不过潜移默化，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过程。福建就不一样。移民既晚，来势亦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比如晋室偏安江左，与福建相去不远；隋中叶全福建人丁不过一万五千户，到唐开元时仅泉州就有五万余户人家，可见移民之多。如此铺天盖地，则原先散落在八闽大地的那些闽越土著，也就势必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诲之中，没多少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结束。因此突变的闽语便相对比较封闭，渐变的粤语反倒有一种开放的性格。粤语是很有一点〃拿来主义〃精神的。粤语中外来词汇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衬衣）啦，的士（taxi出租车）啦，我们早就耳熟能详。这种现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粤语突出，也不像粤语那样喜欢搞〃中外合资〃，同一个词或词组中，一半外来的，一半土生上长的，还要把那外来的词念成粤语腔。
其实这正是粤语的一贯作风。它原本就是中原汉语、当地土话、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的〃杂交品种〃。直到现在，粤语中还有不少当年〃百越杂处〃的痕迹。比如〃这〃说成〃呢〃，就和壮、侗、傣、黎、布依语相同或近似。又如细想叫捻，抓住叫揿，一团叫一旧，便是壮语。乜、拧等字都念阴调，也和壮语相似。修饰词放在被修饰词后面，比如客人叫人客，干菜叫菜干，公鸡叫鸡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壮语的构词特征。汉语和壮语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语族，粤语却能将它们融为一体。这种融会贯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粤语和粤语文化的特征。
粤语既然能打通南北东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这就和闽语不同。粤语是一体化的，闽语则是多元化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语文化的影响要比闽语文化的影响大。粤剧远比闽剧或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有名，广东音乐也远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术方面，广东有岭南画派，福建却乏善可陈。因为福建虽不乏人才，但八闽互不交通，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锣齐鼓不齐的，没法拧成一股绳，也就不可能和一体化的粤语文化相抗衡了。难怪海外的华人虽然闽人比粤人多，粤语却比闽语吃得开。
东拉西扯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一、洋芋与土豆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麦。
麦在上古汉语中叫〃来〃。《诗经》中就有称麦为〃来〃的。方言学家潘家懿说直到现在山西临汾人还把麦子熟了叫〃来了〃。大米则是水稻。〃稻〃与〃到〃同音，没准也有〃到〃的意思。苟如此，则〃稻麦〃便是〃到来〃了。
稻麦为什么是到来呢？
大约原本没有，后来才〃到〃才〃来〃。
小麦可能是从羌族人那里传入华夏的，水稻则可能是从印度经由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自华南一路北上。不过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则好像又证明咱们老早就种稻子了。其实〃来〃的本义就是小麦，《说文》谓〃周所受瑞麦〃。其中大麦叫牟，小麦叫来，字形也是〃像芒束之形〃，其义则是〃天所来也〃，以后才转借为往来的来。所以，小麦是不是从人家那里嫁过来的，还说不清。
同样，稻也不一定是〃到〃的谐音，也可能是〃捣〃的谐音。稻谷成熟后，要放到臼里面捣，才能变成米，也才能吃。稻的字形，便是捣米之状，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中说过的。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出广西西南和云南南部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看来这稻子是家生的，还是进口的，也很难弄明白。不过麦（麥）字从来，稻字从禾，倒是事实。甲骨文中既有麦字，也有稻字，也是事实。而且，它们也都被叫做〃谷〃（穀）。麦叫〃芒谷〃（有芒之谷），稻则叫〃嘉谷〃（也叫禾）。当然，后来大家不这么混着叫了，叫〃谷子〃的都是〃米〃，在北方是指小米，在南方则指稻米。
如果说稻麦还有点〃来历不明〃，那么，玉蜀黍可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原产南美洲，来到中国也很不容易。玉蜀黍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由葡萄牙人带到爪哇，再从爪哇辗转而来；另一条则是阿拉伯人从麦加、中亚输入。所以，它在各地方言中的别名也五花八门。有叫五麦（南宁）的，有叫黍麦（温州）的，有叫红须麦（巍山）的，还有叫番大麦（厦门）的，最早的官方称谓则是〃御麦〃。可见玉蜀黍刚进入中国时，被看作是一种〃麦〃。其实它和大麦、小麦、黑麦、燕麦，无论外形还是味道，都相去甚远，怎么会是〃麦〃？大约就因为〃麦〃有〃来〃的意思。外来的，也就是〃麦〃。又因为来得稀罕，来之不易，便叫〃御麦〃。御和玉同音，玉蜀黍也更像是米面不是麦，因此便改叫〃玉米〃（玉一样晶莹的米）。既然是米，当然也是谷，所以又叫〃包谷〃（叶子包着的谷）。又因为这〃包谷〃是棒槌状，故而也叫〃包谷棒子〃或干脆简称〃棒子〃。
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还很不少，比如胡麻、胡菜、胡桃、胡豆、胡萝卜等等都是。胡麻就是芝麻，胡菜就是油莱，胡桃就是核桃，胡豆则有两种，豌豆和蚕豆。豌豆原产中亚和西亚，蚕豆最早则为希伯来人所种植，它们当然都是〃胡豆〃。此外还有胡椒、辣椒，也是外来的。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胡椒还好说，它来自摩伽陀国（属印度），当然是〃胡椒〃。如果辣椒也不是〃国货〃，那我们湖南、四川的〃辣妹子〃，岂不都成了〃外来妹〃？然而辣椒确实原产南美洲热带地方，据德康遭尔的《农艺植物考源》考证，直到十七世纪才传入中国。那时明朝已近灭亡，清人都快人关了。这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等嗜辣之人吃了一辈子辣椒，原以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谁知道吃的竟是外国佐料。
其实土生土长的椒只有一种，即花椒。何况辣椒虽然不姓〃胡〃，看不出是从国外进口的，方言中还是留下了飘洋过海的蛛丝马迹。比如温州、厦门便管辣椒叫〃番姜〃，福建许多地方（如建阳、建瓯、祟安、光泽）则管辣椒叫〃番椒〃，中药药典上也叫〃番椒〃。大约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国人的辛辣佐料主要是生姜和花椒，这才把辣椒称为〃外国生姜〃（番姜）和〃外国花椒〃（番椒）。之所以不冠以〃胡〃，则是因为已另有〃胡椒〃。但生姜之味主要是辛，花椒之味主要是麻，辣椒之味才真正是辣，这才因味得名，叫做辣椒。
辣椒被叫做番椒或番姜（四川人则称之为海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从国外引进的植物，往往会被冠以胡、番、西、洋等字眼，以示其来历，比如西红柿也叫番茄，还叫洋柿子。又比如番薯。番薯学名甘薯，也叫白薯、红薯、红苕、山芋、地瓜。南昌、广州、阳江、梅县、潮州、厦门、福州、温州都叫番薯。它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由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到菲律宾的。明代万历年间，福建遭受台风，总督金学派人到菲律宾寻找可以救灾的农作物，甘薯便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所以甘薯又叫金薯，也就是为了纪念金学的功劳。不过要想什么事都能做到饮水思源，是不容易的。极易生长的甘薯在全国推广后，便不再叫金薯或番薯，反而变成了〃地瓜〃。
番薯变成了地瓜，洋芋则变成了土豆。洋芋就是马铃薯，也是原产南美洲，传入中国比甘薯还晚，所以叫洋番薯（温州）、番仔番薯（厦门），也有叫荷兰薯（广州、潮州、梅县）的，更普遍的叫法则是洋芋。洋芋也就是洋山芋，和洋番薯是一个意思。反正先入为主，后来为客。甘薯先来，便是〃土〃；马铃薯后到，便是〃洋〃。等到〃洋芋〃也变成了〃土豆〃，则已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了。
二、胡番与西洋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点的，在天山以南，昆仑以北，王门以西，葱岭以东（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远一点，则可到克什米尔和伊朗了。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箜篌（也是一种乐器）。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并不叫胡什么，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据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云，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语。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