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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1792年9月，菲济克共和国宣布成立，1793年4月，恐怖统治时期开始了。商博良家距“武装广场”仅30步之遥，自由碑在广场竖了起来，后来这里改名为商博良广场。商博良的记忆中最先听到的声音是嘈杂的卡门尼奥音乐（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种流行小调———译者注）和难民的哭泣声，这些难民是到他家乞求革命群众给予保护的，而其中的一位牧师后来成了商博良的启蒙老师。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罗塞达石碑的奥秘（图）2
据一篇传说所载，刚满5岁的商博良就动手翻译古文了。他先凭记忆记住一段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他就是用这种自学方法辨解古文。将近7岁时，他头一回听说埃及这个神奇的国度，但像海市蜃楼一样只听了一次就销声匿迹了，原来比他大12岁的哥哥让·贾克满心希望准备随同拿破仑远征军开赴埃及，却没有去成功。 不论是亲眼目睹还是道听途说都知道，小时候在菲济克学校，商博良的功课并不好。他哥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同时爱好考古学。因为商博良学习成绩不好，1801年，他哥哥就把他带到格兰诺勃尔去了，亲自教他。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方面，11岁的商博良很快就展现了罕见的天赋，接着就专心致志地学习希伯来文，进步也很神速。他哥哥当机立断，决定从此以后尽量韬晦自己的语言才能，以使商博良能早日脱颖而出。这时，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商博良…菲济克，最后索性改为菲济克。他自己的才华本来是不可小觑的，然而却能够如此谦退，如此深信商博良比自己更能光耀门庭，这的确难能可贵。 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傅立叶，就在这一年同这位通晓多种语言的少年谈了一次话。傅立叶随同拿破仑远征埃及，后来在开罗的埃及学院出任秘书，还在法国驻埃及军政府里担任委员、司法长官，并兼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时，他任伊赛尔河区行政长官，在省会格兰诺勃尔居住，一批知识界的精英很快就在他的周围聚集起来了。有一次视察学校时，他同商博良对一个问题辩论起来了，并对商博良那超群的智能颇为欣赏，不久就邀请他到家中来做客，并让他浏览了自己在埃及搜集到的一些文物。初次看到那些古纸草的碎片和石片上的象形文字，这位皮肤黝黑的少年觉得十分可爱。他问：“有谁认识这些字吗？”傅立叶摇了摇头。“我会认识的”，商博良满怀信心地说，“过几年就可以的，那时我已长大了！”多少年后，他自己还时常提到这桩事。 这件轶闻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另一个人孩提时对爸爸说“我要找到特洛伊”的故事。这两个少年都是那么荒诞离奇，都是那么信心万丈。然而两个人在实现少年梦想的进程上又是多么不同！尽管商博良的智力发展迅速，常常把同学远远地甩在后面，但他一天也没有脱离正规的教育，而谢里曼一生的学问都是靠自学而得来的。谢里曼在没有任何技术设备的状况下展开了发掘工作，而商博良有条件让一切当代知识都可以为他所用。 对他的学习哥哥进行了监督，他希望控制一下这个孩子太旺盛的求知欲，但办不到。商博良不断地朝着最深奥的知识领域迈进，一个又一个的知识高峰被他拿下来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名犬历史》完成时才12岁。他觉得没有一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大事年表，对历史研究工作很不方便，就亲自动手编纂了一部，取名“从亚当到小商博良年表”。因为哥哥特意隐姓埋名，给他创造出名的条件，所以他就署名为“小商博良”，为的是让人们别忘记了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商博良。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罗塞达石碑的奥秘（图）3
13岁时，他开始学习阿拉伯语、迦勒底语、叙利亚语和和科普特语。巧得很，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也不论他有哪些未曾预料的机遇，都或多或少地无一例外地与古埃及文明有所关联；每当他动手研究一个新的课题，就无意中朝着古埃及问题走近了一步。为了考证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没有联系，他涉猎了中国古文。当然，他钻研的这些古文资料都是十分罕见的，没有傅立叶的力量，这在格兰诺勃尔是办不到的。就这样，1807年夏天，刚刚17岁的商博良根据手头所有的资料编出了第一部古埃及法老王朝的历史年表。 这的确可以算一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商博良当时能够拿来用的所有资料只不过是《圣经》上的一些片段和零散歪曲的阿拉伯、拉丁和希伯来文资料，此外就只能参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语是惟一的与古埃及语关系较近的一种语言，直到17世纪埃及北部还在流行。 商博良想到巴黎开展研究工作。教育当局获悉后，就让他自己命题写一篇论文。他们原以为他只能写出一篇普通的学生作文而已，谁想他居然构思了一本书，书名叫《法老统治下的古埃及》。 1807年9月1日，商博良讲读了这部著作的导言。格兰诺勃尔市公学的全体老师当听众。身材瘦长的商博良笔挺挺地站在讲台上，态度严肃，脸上闪现着天才的神采，他用严密的逻辑和大胆的理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老师们听罢大为赞赏，当场就选他当老师，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雷瑙尔顿校长起身拥抱了商博良，说：“根据你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们才选你当老师的。但我们深信，你未来的成就远不止这一点。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也相信你将来成名之后不会忘却这些最先发现你的天才的人。” 商博良就这样一下子从学生变成了老师。 从公学出来以后，商博良就昏倒了。这时，他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少年，他的性格对情绪波动的反应十分强烈。他是一个天才，许多人都知道，他那早熟的智力已经出了名了。他的身体的发育也超出了实际年龄，例如他刚一毕业就决定成家，这完全不同于少年的初恋。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罗塞达石碑的奥秘（图）4
他知道巴黎是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也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进入事业上的新阶段。 商博良和哥哥一道坐长途马车奔波了70个小时，终于到了巴黎近郊，他的心已从现实转入了憧憬。那老得发黄的纸草仿佛就在他的眼前，那几十种不同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响起。他想起了罗塞达石碑；在辞别傅立叶的时候他已见过这碑的手抄本。那些雕刻在玄武岩上的象形文字时不时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根据可靠的传闻，在兄弟俩坐车前往巴黎的途中，商博良突然道出埋藏在心里的话。他对菲济克说自己原本想干什么，而现在突然看到自己已有力量去实现夙愿了。黑眼睛在他那黄脸上闪着光：“我要把象形文字破译出来，我一定能够做到。”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罗塞达石碑的发现者是道特普尔，又有人说是布沙德。但调查证明，布沙德不过是一个指挥士兵们在拉齐德要塞废墟上进行发掘的军官，他本人并没有发现这块碑。这个要塞位于尼罗河畔，在罗赛塔西北约四五英里远，后被法国人改称朱利安要塞。负责把罗塞达石碑运到开罗的是布沙德。 实际上是一个不知姓名的士兵挖出了罗塞达石碑。估计这个士兵大概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或者最少有些考古常识，所以能看出这块石碑是一件稀罕之物。要不然，他可能是一个愚昧而又迷信之人，当他看到碑上石刻的一堆符号时误以为是些符咒，就大呼小叫起来，进而让布沙德知道了这块碑。 约有桌面大小的罗塞达石碑， 3英尺9英寸长， 2英尺4英寸半宽，为11英寸厚。碑体是磨光的玄武岩，“硬得像榔头”。三段文字镌刻在一面上，历经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象形文字，11行；第二段通俗体文字，32行；第三段希腊文，54行。 希腊文！这是能够看得懂的！ 拿破仑手下那位懂希腊语的将军马上动手翻译第三段文字。这是一道教令，公元前196年由埃及教士起草的，内容是歌颂托勒密·埃庇范努斯的功绩的。 亚历山大的法军投降之后，这块石碑和法国士兵从埃及弄出来的大量文物一道被托运进了大英博物馆。幸好“委员会”早已安排人把所有文物包括这块石碑做了石膏复制品，并运回到巴黎。学者们就聚集在巴黎周围对这块石碑进行对比研究。 为什么是对比研究呢？因为这一段文字的排列形式本身就说明了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曾经说过，在罗塞达石碑上能够找到一把打开这个逝去的王国的钥匙，借助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译出第三段希腊文后，再想办法找出那些象形文字同希腊文字之间的联系，这应该说并不太难。 参与这项破译工程的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工作在英国（应用罗塞达石碑原件）、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同时开展，结果却没有一点成绩。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想从这些象形文字里找出希罗多德的框框里的东西来，这就是他们的错误。这是一直存在在人类头脑中的一种典型的错误观念。必须像哥白尼那样彻底转变观念，必须有冲破传统束缚的气魄才能揭开埃及文字的奥秘。 菲济克原先有一位老师名叫德·萨西，住在巴黎。德·萨西其貌不扬，却是一个享誉国际的学者。菲济克带着弟弟去拜见德·萨西，在德·萨西面前，17岁的商博良却用平等的态度说话。这还不足为奇：六年前，商博良在傅立叶这位名人之前也持同样的态度。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罗塞达石碑的奥秘（图）5
对这个外地的神童，德·萨西半信半疑。时年49岁的德·萨西在知识界属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只看到过商博良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一书的导言，而书中开列的计划就连作者自己也承认在他有生之年可能无法实现。对这样一个青年才俊，德·萨西一时不知该如何评价。然而，很久以后他回忆两人初次相见时，他说商博良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两人见面的当年年底，商博良就差不多把这本书写完了。又过了七年，书才终于出版了，并引起了轰动。但在成书之际，对于后来的荣誉，这位17岁的作者应该说当之无愧了。 商博良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巴黎的花花世界与他无缘，他奔走在科研机构之间，埋首在图书馆里，学习了阿拉伯语、梵语和波斯语———德·萨西曾把波斯语称之为“东方的意大利语”。商博良沉浸在各种东方语言的学习中，并打下坚实的基础知识，为了解这些语言在使用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时他还写信给菲济克，请他弄一本汉语语法书给他，说是“为了消遣”。 他把阿拉伯语学得十分精通，甚至他的声音都变了样子。有一个阿拉伯人在一次社交场合，竟然把他当做同乡，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获得了有关埃及的丰富的知识，同这位青年交谈之后，非洲著名旅行家索米尼·德·马涅古尔不禁赞叹：“我们谈及的一些国家，他了解它们的清楚程度简直像我了解我自己一样。” 又过了一年，科普特语被他学会了，既会说又会写。他说：“我经常自己对自己说科普特语。”为了练习，他的日记是用科普特语写的，谁知这种练习的结果竟在40年后酿就了一件有名的笑话。德国的格林教授把孩子们埋藏的兽骨当成了古代化石而成了笑话。无独有偶，他的这些日记被一位法国科学家看见了后，竟被当做了马库斯·奥列留斯·安托尼努斯时代的埃及古文，并特地撰文加以论述。 法国大革命时期商博良处境很艰窘，如果不是菲济克的大力援手，他险些成了饿殍。他在卢弗尔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栖身，月租只18法郎，但就连这一点钱他都掏不出手；他常常写信向菲济克求援，说自己已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菲济克回信让他削减开支，否则就只能典当藏书了。可他的生活开支实在无法再削减了，鞋子早已穿烂，衬衣也破烂不堪，弄得他简直无法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商博良病卧在阴冷、潮湿的小屋里，因此种下病根，最后把他的生命夺走了。幸好有两件小事还算顺利，要不然他真会精神崩溃的。 祸不单行，法国皇帝要扩军，在1808年下令全国年满16岁的男子一律听候征用，这命令吓坏了商博良。对一切强制命令，他天生就十分反感。为了做好学问，他可以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但一看到那些整装前进的部队就不寒而栗，因为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