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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找到了亚述王的最奢华的宫殿，甚至可能是整个尼尼微。 又过了一阵子，博塔感到不能再保密下去了，于是就向巴黎发出了消息，这就等于在全球公布了。他的报道字里行间充满自豪，报纸在显著位置上刊载出来了。他写道：“我相信自己是发现尼尼微极盛时期的雕刻品的第一人。” 亚述王宫的发现并不仅仅是给报纸提供了极富轰动性的报道内容。在此之前，埃及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渊源，因为只有埃及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中最悠久的。至于两河流域，迄今为止只有在《圣经》中才提到一些，而《圣经》在19世纪的科学家的心目中不过是一部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汇编而已。一些古代作家的作品中的零散材料倒是更值得重视，他们讲述的内容并非全不可信，但它们之间往往彼此矛盾，并和《圣经》中的故事年代不吻合。 鉴于这些原因，博塔的发现真实地说明了一度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出现时间并不比古埃及文明晚，或者甚至更加古老一些———如果认定《圣经》故事是可靠的话。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不仅繁荣而且奢华；后来却由于蒙受了剑与火的洗礼，所以才匿迹销声了。 整个法国都因博塔的消息而沸腾了，几乎全国都行动起来了，来自各方面的援助极为慷慨，他的工作因此得以顺利继续。从1843年到1846年，博塔整整发掘了三年，恶劣的气候被他战胜了，疾病被他征服了，当地居民的反对被克服了，土耳其总督的横霸干预被超越了。这个总督自己十分贪婪，在他眼里博塔如此不知疲倦地发掘下去只有一个解释：这个法国人一定是在寻找金子。 博塔雇用的阿拉伯人被这个总督抓走了，用鞭子和入狱威胁他们，逼迫他们说出博塔的秘密。他又派兵把科尔萨巴德山包围起来，并给君士坦丁堡写信提意见。但博塔没有被吓倒。他在外交方面的历练此时发挥了作用。他用策略化解了对方的阴谋。最后，这个总督虽然不得不批准这个法国外交官继续展开发掘活动，但却暗地里禁止当地人与这个法国人发生任何关系，违反者从严惩处。他散布谣言，胡说博塔的发掘工作只是一种借口，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建造一座城堡，建成之后就用它来剥夺美索不达米亚各族人民的自由。 宫殿终于被挖出来了。它耸立在一片高地上，在看了博塔所写的第一篇报告之后，有些考古学家赶到了现场。他们认为这所宫殿是《以赛亚》预言中所说的萨尔贡王的，而实际上是尼尼微郊外的一所避暑行宫，性质同凡尔赛宫类似，建造于公元前709年巴比伦被征服之后，是一所庞大的“无忧宾馆”。接着，宫墙被从沙砾中挖了出来，随后又是几处庭院里点缀着华丽的客厅、走廊、廊芜、寝室、一套三间连成一体的闺房，以及一个多层高塔的遗迹。 浮雕和雕像的数量是惊人的，淹没了多少年的古亚述人的面貌，这时突然显露出来了。他们大量的浮雕、各式兵器和生活用品被人们看见了；他们家庭生活的状况、他们是怎样打仗和狩猎，也可以从这些东西中看出来。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博塔 发现尼尼微（图）6
大量用雪花石膏制作的雕刻品很不牢固，出土之后在沙漠的烈日曝晒之下立即化作了粉末。为了协助博塔，这时法国政府即刻派遣尤金·拿破仑·弗兰丁赶赴中东。弗兰丁这位优秀的绘图员曾随同考古队一道去过波斯，后又出了几本书详细记述了他的经历，书中附有数幅杰出的古代雕刻品的素描。就像当年拿破仑的埃及委员会得到维万·德农一样，博塔得到了弗兰丁，不过德农画的是坚固不动的建筑物，而弗兰丁要画的东西必须迅速画完，否则这些东西大都很快风化在他的眼前。 许多雕刻品被博塔装上了木筏，但底格里斯河上游湍急，波涛汹涌，把木筏冲得像陀螺一样乱转。因为木筏的倾斜，许多刚刚出土的亚述神和国王的石像又不幸葬身河底了。 博塔并不气馁，他重新装置了一批木筏，采取了各种必要的保护措施，终于运送成功了。木筏抵达河口之后，这些珍贵的雕刻品被装上了远洋轮船。不久之后，第一批亚述石雕运到了欧洲；几个月之后就在罗浮宫里展览了。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博塔 发现尼尼微（图）7
其后博塔仍然留在那里继续工作，后来一个由九位考古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接替了他。伯恩诺夫是九人之一，他不久就成了法国著名的考古学家———25年之后他就是海因利希·谢里曼常常提起的“学识渊博的朋友”。另一个名叫奥斯汀·雷亚德的英国青年，他后来的声誉超过了博塔。 然而博塔是不能被人忘记的，他是亚述考古的开山之祖，相当于贝尔佐尼之于古埃及。同贝尔佐尼一样，博塔也是一位忘我的“发掘工”，为了给罗浮宫增添财宝，他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还有一个人是尼尼微的收藏家，相当于开罗的马利耶特。这人名叫维多克·勃拉斯，也是法国领事。博塔所撰的《尼尼微古文物：博塔文、弗兰丁图》一书现在已成了考古学的经典著述。这部书共5册，第一、第二册是建筑和雕刻品的图片，第三、第四册是铭文，第五册是说明文字。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破译楔形文字（图）1
自然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件事物从它的发现到实际应用往往相距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搜集到大量雕刻器的同时，博塔还找到了许多石砖，它的上面有很多楔形文字。这些文字被他派人抄录起来，寄回了巴黎。对这些文字，他自己一窍不通，但当时欧洲和远东各地已有一批学者有能力解释这些文字。 在博塔发掘尼尼微之前，这一古老民族只不过是存在在人们的猜想中而已。然而，多少年来一些通晓东方语言的专家却能多多少少理解他们的文字，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博塔的著作出版时，对楔形文字的研究已整整进行了47年。破译工作进展不大，主要是由于找不到比过去所存的更清楚、更新、更多而且形式不同的铭文。从萨尔贡的旧宫到尼尼微（雷亚德准备在尼尼微发掘），博塔的这个发现超出了《圣经》所载的范围。但是远在此之前，人们已经获得了破译楔形文字必备的知识。继博塔的开创性举动之后，雷亚德作出了更加出色的贡献。为了抄录摩崖石刻，他曾用滑轮和吊车把自己悬到了悬崖上，从而积累了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批资料。随后的发掘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随着比较语言学的发展，破译的技术也有了飞速的进展。在短短的10年间，有关中东古代民族历史的资料已十分丰富而具体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已经可以做到把搜集到的新材料随时吸纳到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之中去了。 这时在破译楔形文字方面，有人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然而他的动机既不是学术的好奇心，也不是科学的探索欲。这是一个德国人，1802年27岁的他还是哥根廷学院的一位助教。出于一次打赌，这位老师破译出了一篇楔形文字的前10个字母。 早在17世纪，人们就知道有楔形文字了。意大利旅行家比耶德罗·德拉·瓦勒把第一块楔形文字古砖带回了欧洲。1693年，阿斯顿出版了他的专著《哲学的交易》一书。书中有两行楔形文字，东印度公司驻波斯代表弗劳尔作了转录。卡斯顿·尼布尔撰写了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的杰出报告。这篇报告论述了那里的风土民情以及大量铭文和各种古迹。尼布尔是汉诺威人，供职于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克五世手下。从1760年到1767年，他同一批学者前往中东，不幸得很，在一年之内除尼布尔之外，所有同行者全部死亡。尼布尔并不灰心丧气，单个儿继续开展研究工作，最后安全回到国内。他写了一本名字为《阿拉伯及附近各地游记》的书，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就随身携带着它。 最早的楔形文字手抄本有的几经周折辗转到达了欧洲，原物是在设拉子东北7英里远的一处废墟中发现的。那废墟是一堆很大的碎石，但尼布尔却看出那就是波赛波里斯遗址。波赛波里斯文化早于博塔1840年出土的文化，里面主要是大流士和薛西斯寝宫的遗址。宫殿规模宏大，后来为亚历山大大帝所毁，按照狄奥多鲁斯的说法，当时亚历山大“酒醉失态”。克利塔寇斯记述这次宴会时却有不同的说法，他说一名雅典舞女是肇事者，在舞兴酣畅之际，她随手从祭坛里抽出一根燃烧着的木头，抛向宫殿的木柱，这时亚历山大大帝和众人都喝醉了，就学着她的样子胡闹了起来。但在希腊文化中，德洛伊森指出这个故事编排得十分聪明，可惜不合历史事实。在中世纪，伊斯兰王公强盛之时也占用过这处宫殿；他们死后，宫殿逐渐坍塌，后来殿址所在处就变成了牧羊人的草场。最先来这里的旅游者看到可心的东西就随意地带走了，至今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里几乎都藏有来自波赛波里斯遗址的浮雕碎片。对这片古墟，弗兰丁和考斯特都画过素描；1882年，安德里亚斯和斯托尔兹都在这里拍过照片。同罗马剧场一样，大流士的故宫后来也变成了建筑工人的采石场。19世纪，这片古墟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蹂躏，后来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派厄恩斯特·赫兹菲尔德率领一支考古队，从1931年到1934年在波赛波里斯古墟作了第一次科学的调查研究；在考古期间，考古队采取了有效措施，对剩下的古文物作了保护。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破译楔形文字（图）2
美索不达米亚是不同时期的古代文明交替存在的地方。下面是一连串想像的情节，似乎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假设有一个阿拉伯人把几块镌刻着楔形文字的黏土片送到巴格达一位考古学家手中，有一块黏土牌可能是白希斯吞地区找到的，上面写的是古波斯大流士国王的演说词。 希罗多德的书就在这位考古学家手边，查阅一下，公元前1500年左右是大流土的极盛时期。那时他那强大帝国的首都刚刚建成。认真审查那黏土片，发现上面还提到古时王位的传承，提到战争、毁灭和残酷的暴行。考古学家寻根探源，遇到了汉穆拉比国王，这又回到了公元前1700年盛极一时的另一个王国。同时，考古学家还有可能看到辛那赫里布的名字，于是带出了第三个伟大的古王国，其兴盛时间在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如果考古学家想要得到一套完整的画面，只要随同那阿拉伯人走到大街上去，混杂在那成群的、入迷的听众当中，倾听一个说书艺人用单调的歌声演绎哈鲁姆·阿尔…拉希德的故事。他是一位出色的哈里发，执政在公元800年左右，其时欧洲正处于查理曼大帝的铁腕之下。 在美索不达米亚，今大马士革与设拉子之间的地区，先后出现过六代繁盛的文明，每一代都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遗迹。在一条狭长的地带里这些文明先后产生发展，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从头到尾延续达5000年之久。在两河之间的这片土地上，5000年的历史慢慢展开，期间有时弥漫着恐怖，有时洋溢着欢笑。对考古学家来说，在美索不达米亚碰到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相比之下，谢里曼在特洛伊地区挖出的九层宫室只不过是小学生的作业而已，因为九层之中只有一层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次要文化层，那就不计其数了。公元前3000年的阿卡德王朝的一座城市的遗址，明显的古墟就有五层，而那时巴比伦还未存在呢！ 可以想像，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像任何东西一样，语言和文字也必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不同类型的楔形文字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很大的，这种差异甚至超过了不同时期埃及象形文字之间的差别，也超过了僧侣体与世俗体两种象形文字之间的差别。博塔寄到埃及的几件楔形文字的抄件，它们的字形同尼布尔从波赛波里斯古墓所取回的极为不一样。这些来自波赛波里斯的黏土牌是2500年之前的古物，它们为两河流域后来发掘的各种古文字的破译工作提供了线索。（有关破译楔形文字最早的书籍一概以波赛波里斯体为依据，而非亚述或巴比伦使用的楔形文字。） 只有天才才能够承担楔形文字的破译工作。它的成功破译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伟大成就，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最伟大的科学发明。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破译楔形文字（图）3
1775年6月9日，乔治·弗莱德里希·戈罗特芬德生于德国闵登。他早年在闵登师范学校学习，后转到伊勒菲尔德师范学校，继而到哥根廷攻读哲学。从1797年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