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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看守中的中国人约有四五十人，在做看守期间，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水泉沟了。这里自日军占领承德起，便成了抛尸场。监狱里死的人用卡车运到老阳坡，然后便扔到山坡的西侧。我曾两次在老阳坡看过杀中国人的场面，第一次是枪杀了7个人，第二次是砍死了19个人。大家都说，扔在水泉沟的死尸大概有3～4万具。”
另一个原看守叫潘振魁（65岁）。他说：“我是康德8年（1941年）开始当看守的。”一个65岁的老人还能用当时的旧年号来叙述往事，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他记忆最清楚的依然是水泉沟的事。
他说：“当看守那年的冬天，在山坡上挖了3个坑，埋了47具尸体。那是‘大检举’时的事。那天，大卡车拉来的人都用链子锁住头，其中46人是被砍杀的，另外一个人已经死了，所以尸体一共是47具（另一监狱看守潘振林证实，他曾经两次跟着去水泉沟杀人，一次杀41人，一次杀49人。第二次是两个叫木村和小木村的日本人砍的——主编校）。”
即使在现场解说时，这两个原看守说话的神态也显得很淡漠。我觉得他们如此平静地叙述往事，可能是经历的事太多了吧。也说不定他们偶尔还跟着日本人一起拷问和杀害过自己的同胞。因此，他们才作证说在监狱很少有拷问之事。不过，其他的中国人却悄悄地告诉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狱中拷问之事太普遍了，你看他们说话的样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此，我十分理解。凡给日本人当过监狱看守的中国人，都会在良心上受到谴责，他们想尽早忘却那段痛苦的经历。其实采访之初，陪同的中方领导已预先说明，请他们来的目的，只是了解一下当年狱中的一些情况，并非是追究他们的责任。但话题的本身却如炼狱般的痛苦，令他们不堪重负。除原看守外，陪同来的中国人几乎都是抗日游击队战士，现在又都是共产党的中坚干部。我感到这两种类型的中国人，都在互相揣测着对方的心理，谈话气氛较为拘束。同时，我还感觉到，他们双方似乎都对我们日本人保持着某种戒心。每个作证的人都不时地望着陈平他们，似乎在征询对方的意见。当看到陈先生微微点头后，便如释重负似地继续谈了下去。尽管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但听到自己的同胞在过去所犯的罪行时，仍有一种炼狱般的难熬感。不过，三者持三种不同看法的人还是说到了一块儿。那么，究竟此地有多少中国人被杀害呢？看来在场的几位中国人也众说纷纭，口径不一。见此情况，承德市委党史办公室陈桐先生作了如下的讲述，可以说是正式的结论吧。
现在的承德监狱仍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日军为了维护承德周围的治安，并彻底切断中国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实施了“无人区化”政策，并为此在这个地区多次进行了“大检举”、“大逮捕”、“大扫荡”、“大讨伐”行动。在此过程中，除屠杀当地人之外，还把从外县抓捕的人带到承德，屠杀后将尸体扔到水泉沟。据1945年的正式统计，死难者约为46万人。
“大讨伐”是以关东军为主，辅以警察讨伐大队进行的扫荡行为。自1933年至1934年期间就进行了1190多次，杀了1452人，带到承德239人。其中一部分人被杀后扔到了“万人坑”。这种“大讨伐”在1944年、1945年时，达到了空前规模。
“大检举”发生在1935年至1943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承德县就采取了11次行动，共逮捕了18万余人。其中1600余人被押往外地做劳工。此后，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回来。在兴隆县，自1942年至1945年期间，共进行了12次“大检举”，第一次就逮捕了2000余人，其中200余人被杀害，40余人被送往承德，其余的都被送到东北做劳工去了。临近的青龙县，自1942年至1943年期间，进行了3次，有7230人被杀害，另有927人被送到承德后杀害。而宽城县仅在1942年就逮捕927人，也被送到承德后杀害了。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各地都在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但统计出来的数字未必准确无误。正如陈桐先生最后说的那样，日军战败时，在热河省政府的院子里，已将档案文件等全部焚毁了（现在的承德市档案馆里还存有极少数未烧毁而被抢救出来的档案资料，焚烧的痕迹仍在——主编校）。据说，大火持续烧了两昼夜，几乎任何统计资料都没留下来，但当年大屠杀的情景和死难者的人数却永远留在当地人们的心中，并将世世代代传递下去。不论是官方统计的46万人，还是人们传说的三四万人，真正持怀疑态度的，也只是那些否定日本制造大屠杀的少数人吧。在中国人看来，刻在心中的印象比数字更有意义。我认为，在官方公布统计数字之前，当地的百姓已经心中有数了，而且还要将这一数字代代相传下去，这无疑对日本人是个沉重的负担。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1）
“小新媳妇”的证言小时候就住在水泉沟的徐桂英，60岁，精神很好，很健谈。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显得很激动。她说：“我15岁结婚，就住到了水泉沟，在水泉沟碰到两次刽子手行凶，有一次刽子手押来了中国人，奶奶对我说：快去看看吧。可我害怕，说啥也不敢出去，所以这次什么也没看见。另一次是在阴历新年之前，我去街上买东西的时候，看见卡车上拉着一些中国人，都是背靠背地绑在木杠上。我还清楚地记得，过了新年，那些被处死者的家属们，连饭也不吃，都拥到山岗脚下来哭泣。”
“夜里寂静得可怕，我更是不敢出去。他们把在监狱里杀害的尸体扔到山冈上，因此，招来了许多狼和野狗在此打转转，吃死尸，或把尸体叼到别的地方去。那时一下过雨后，到处可见鬼火似的东西在闪动。被运到这里的尸体和在此地被杀害的人，都是讨伐队捉来的老百姓，并非八路军。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吓得都不敢出门。有时顺着风飘来哭爹喊娘或‘快让我死了算了’的痛哭声。”
虽然徐女士回忆起当时的恐怖情景时有些浑身颤抖，但她对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她说，这里是一片丘陵峡谷地带，共有30户人家，她家附近只有7户邻居。一位年轻的妇女刚嫁到这个荒凉的地方，看到的就是刽子手、数不清的尸体、成群的狼和野狗以及鬼火乱窜的可怕情景。她说一位邻居去抱柴禾，柴里竟夹杂着狼或野狗叼来的死人手腕子，把那个人吓得瘫倒在地，呆住了。不难想象，一个刚进门的小新媳妇怎么会不害怕呢？
徐女士的话使我想起童年时代，在盛夏的夜晚，人们都把床搬到外面去睡觉，大人、小孩在一起谈狐说鬼好不热闹。虽说现实中并没有妖怪之类的东西，当时也吓得我不敢一人上厕所。水泉沟的居民亲眼看到的是刽子手残杀中国人恐怖情景，而那些被处死的中国人的尸体的胳膊或大腿，又被狼和野狗叼得到处都有，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连门也不敢出”这句话，使人想到那位年轻的小媳妇，在门里屏着气，一动不动地倾听着外面的狼嚎鬼叫声，吓得浑身发抖的样子。
徐女士和原看守们还给我们讲了有的全村男人都被杀害，随后又被点燃，用汽油焚尸的情景。由此该村也变成了“寡妇村”。他们说，战后挖坑掩埋尸体的坟墓又被大雨冲毁了，尸骨裸露在外面，真吓人！
采访过程中，中方给我写了一个“黑烟”的日本人名字。我想这应是音译，正确的写法可能是“黑岩”吧。此人曾任承德县警务科警防股长，人们都说他最坏。当时对这个人的名字，大家都模仿发音叫“黑暗”。尤其是孩子们叫不好时，就说“黑暗来了”！以此来吓唬别人（黑岩，确有其人，警佐衔。他成立的临时讨伐队有400多人，非常凶狠残暴。我在老家承德县的东河川［现归兴隆县管辖］，小时候就知道黑岩这个名字，我们那一带常用黑岩的名字来吓唬哭闹的孩子，一说“黑岩来了”！小孩就不哭了。他的翻译叫贾庆功，辽宁省大连人，也十分残忍，是黑岩的帮凶——主编校）。关于他干的坏事，办公室的人给我拿来了证人李钢写的证词。李曾亲眼看见过黑岩杀害中国人的场面。“有一天，一个怀疑是向八路军通风报信的男人，被黑岩抓去，遂将其带到水泉沟，开膛杀死后，又挖出心脏吃掉了。此外，他还杀过无数的中国人。日本战败时，黑岩在某村被村民抓住，送到承德后被处决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无论是中国人被残杀，还是日本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些都是历史银幕中的短暂残酷场面。我作为日本人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场景。我想有些情景可能夸张了些，把所有日本人干的坏事都安在黑岩的身上，使他成了心狠手毒的代表人物而遗臭万年。与此同时，在听了这些介绍后，不由得又使我联想起战败时日本人在遵化县的下场。总之，不管怎么说，侵略者是日本人，黑岩之类就是侵略者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处决他们，是因为中国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正当采访之际，我在中国的土地上获悉了昭和天皇驾崩的消息。此时我想到的是，国民在悼念天皇的同时，将如何看待那些以“皇军”的名义，去侵略他国而死去的日本人呢？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2）
来自承德宪兵队的资料如果说水泉沟“万人坑”受害者究竟有多少搞不清的话，那么制造这一惨案的元凶之一是日军驻承德宪兵队，则是确定无疑的了。在有关宪兵队的众多资料中，中方让我看了一份证明该宪兵队当年活动的资料。执笔者是战犯管理所的犯人木村（原材料具实名，考虑到本人的名誉，特删名留姓）。收容后，他写下了这份检举书和自供状。因此资料尚未对外公开，陈平先生也只是弄到一份复印件。现摘录如下：
“木村××，鸟取县人，192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部，不久入伍。1942年第二次出征中国大陆时，就任关东军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大尉），一直任职至1944年9月，后转任第三特别警备队队副（少校），不久日军战败投降。1945年8月17日于辽宁省横道河子被苏联军队逮捕。”
以上简历出自中国方面的检举材料和木村本人的自供书。中国检察机关的起诉事实，主要是根据木村在任特高课长时期所犯的罪行。木村本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说：“以上的综合意见书，翻译已用日语读给我听了。这里所载之事实，是我在侵略中国期间所犯的罪行。这些材料是我被讯问时亲自供述过的，并且对此的一切证据我直接看过，或经翻译用日语读给我听了，我确认这些罪行都是事实。我对此负全部责任，并向中国人民认罪。我已在这个意见书的每一页上都签了名。”
被告人：木村××（签名）
1954年12月17日于抚顺
附木村宪兵队特高课长的自供书（口述记录，有影印原稿）。
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的认罪记录
以上的文件是木村本人所写的手书，有汉语译文，并写有“于抚顺”的地名。木村在其口述中说是受宪兵队安藤队长的命令所为，但最终还是果断地承担了全部罪责。从审判记录的时间来看，是1954年5月至1956年6月，但是最终判决的时间则不清楚。
笔者在天津遇到过一位中国老人，他曾参与过当年有关抚顺战犯收容所的审理工作。据他说，政府对原满洲皇帝溥仪及其弟弟等的收监者都进行过政治教育改造，可他却不记得有个叫木村的人。据说，管理收容的都是罪行较重的犯人，但经政治教育后可以释放。
看来，被中国方面所摘引的木村综合意见书中，对木村个人的罪状论述也不止于此，因为对当时承德宪兵队所作所为的具体内容仅显示了一部分，兹将全文译载（但姓名仍以××隐讳）如下。《木村××审理综合意见书》
（前略）
经侦讯结果，根据供认与调查证实，其在对我国侵略期间，所犯罪行如下：
一、策划、命令和参与指挥，大肆逮捕屠杀我抗日志士及和平居民。
该犯于1941年8月至1944年10月期间，指挥其部下在我热河省的承德县、青龙县、滦平县及河北省的密云县、迁安县等地方，逮捕村镇干部、和平居民2882人（不包括滦平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