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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我撒腿就跑。几个特务追过来，棍棒两次打在我的头上，又挨了一枪，子弹从我的左肩穿过去。但是，我还是拼命地跑着，进了南山，终于逃脱了虎口。”
大帽峪百姓所受的迫害不仅仅限于这些。这场悲剧发生之后，留在“集团部落”的村民又遭到直接开进来的日军和特务的审问。这一次又有8人被害，而且有62人因疾病、饥饿、寒冷而死（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证实：从这次惨案到日本投降，大帽峪村被日伪军摧残致死139人，占总人口的577％——主编校），剩下的102人都是老人和孩子、病人和寡妇。兴隆县人已将这些记录编成了资料，并命名为“寡妇村”。它不仅记载着1942年以前的大帽峪、蓝旗营的血泪斑斑的历史，而且记载着兴隆县人民13年多惨遭世上少有之横祸的历史。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7）
如何看待杀害记录资料我只是乘汽车经过兴隆县的主要大道以及乘火车横穿该县时看到了沿线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实地去访问深山抗日根据地和广大农村。据证实，日军在该县残酷地制造了“无人区”，同时还杀害了许多老百姓，恐怕这里被害调查记录是最多的。老实说，我在写以实地调查报告为主的第一章时，难以抑制因为没能到兴隆县实地考察而留下的惭愧，如果中国将来能开放该县，届时无论如何我也要去那里访问。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看到兴隆县保留的大量资料和调查记录，又在顺利地考察中了解到兴隆县相邻各县的情况，就感到只靠一两个日本人一知半解地调查和旅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被害情况以及不成声的“阿鼻”叫唤（佛教的说法）、怨恨之声的，对此往往产生一种四肢乏力那样的恐惧感和软弱感。在日本读者诸贤中，不是也有许多先生有着与笔者同样的感想吗？而在这可庆的新元元年，也许有人会对笔者这样揭发极端可憎的民族血统的作法加以指责。
这里重申，历史学家是难当的。喜欢把自己的丑恶面目映在穿衣镜里的人为数不多。历史学家就是要把现在日本民族好看的外表里面的丑恶的东西（是本质的东西还是一时的，这里姑且不论）形象化地暴露出来。因为我坚信，只有这样做，才是全面地看待日本的历史。
有些学生问我：“历史学家是人还是神？”我马上回答：“如果二者必居其一，就只能认为是神。”如果不确信是神，就会吵嚷新天皇如何如何，新元号又这个那个的。在这动乱中我去了中国，因此未被卷进去，这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运。但我不想从表面看日本民族而去解释说明黑暗、辛酸的昭和史，打心里不愿给日本侵略的那一部分历史判罪。并且我也是个常人，尤其想到自己是日本人时，在中国幸存的证人面前就更没有谈笑的心情了。
可是，如果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实，不用分辨，我就是一个谨小慎微且在各种压力面前表现得十分软弱的人。写到这里，就不由地感到自己身心疲惫。实际上，今年元旦我已经去过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抗日根据地——盘山（现在是大城市近郊有名的旅游胜地）。一边游览盘山景色，一边向同行的陈平请教，使我受益匪浅。说起来，实地调查不光是身心疲惫，而且还深深感到，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调查范围很有局限性。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看了本书多次采用的《侵华日军暴行录》第二辑的内容（实际上是看了第一辑）后，冲动之感便油然而生。因为此书卷末附录上刊登的那份《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惨案统计表》，震撼了我，深感到“此事非同小可”。
表中记载着河北省（包括实施“无人区”的长城线以北旧热河省）的数字，还记载着仅一次就杀死10人以上无辜百姓的案例。当然这里边也包括八路军战士在内。例如，敌人每天进行拷问时，都有两三个人被杀害以及女性在半路上被强奸后再杀害的事。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大量被强行抓到东北当劳工而下落不明者。大致统计一下这个表中的数字可知，仅被害人就高达81万人。不知读者诸君看了这个数字后又有何感想呢？
这里之所以说“大致”，是因为其中有些数字与本书资料的数字略有不同。例如：鲁家峪的数字里面就包括一些八路军伤病员。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发展的统计和人口统计上也多少有些欠科学性。
那么，这些数字可信吗？回答是基本正确的。虽然这个数字比起“南京大屠杀”等数字来并不多，但我仍对这个数字持肯定态度，甚至还认为81万这个数字太保守了些。因为，除了战后当地政府发表的水泉沟这46万具尸体外，我们在当地听到和看到了许多证言及统计资料。此外，还有许多当地农民被日军强制押送到东北做劳工后又下落不明。应该承认，这种统计方法与统计人口的方式有着很大差异，因为统计经济人口时，需要掌握当地人口的每日每时的变化情况。
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一些否定屠杀的日本人极力诋毁中方的统计数字，说“中国的数字缺乏根据，不可靠”等等。其实，这些人甚至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即受害者一方的统计数字要比加害者一方更容易、更准确。难道非得让那些死去的无辜者们重新复活，亲口诉说当时的场景后，他们才会相信吗！？因此，虽说水泉沟仅是46万，兴隆县仅是11万，但若再加上其他一些无法统计的数字，那么81万这个数不就太少了吗？当然，即使这样，那些反对者们仍是不能理解，仍会在那里指责中国统计的数字过分夸大。总之，他们的态度就是不相信中国方面发表的数字。与此相反，我之所以认为81万这个数太少，是因为这是中国人详细调查之后累计而成的数字，对此我深信不疑。我认为，兴隆县的11万和水泉沟4万多死难者的人数统计中，确实有重复的数字，但这里并不包括那些强制带走而又下落不明者。中方即对河北省来说，也未必能将这一数字统计得一清二楚。若怀疑兴隆县方面统计的11万这个数字不准确的话，那么我们暂且将其舍去，只把表中统计的81万和水泉沟的46万加起来，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不计那些下落不明者和10人以下的被害者，当地至少也有12万以上的人确实被日军杀害了。此结论并不过分。
此数字中几乎没有士兵，全都是无辜的百姓，且半数以上是“无人区化”的牺牲者，对此，我深感震惊。但是，对于我来说，感受打击最大的还是那些否定屠杀者行为的人。同时，我又对统计数字左思右想，认为在某种情形下，省略了10人以下屠杀事例也是在所难免之事。其实中国人也不想做出精确的统计，因不属于大屠杀，省略一点也在情理之中。10人也好，11人也好，这样的数字计算起来也很麻烦。但中国是个负责的国家，它既不会任意地玩弄数字，也不会笼统地、不负责任地把下落不明者说成几十万之多。
经常读日本的推理小说，就会发现作品中复仇情节之多，简直令人吃惊。其中大都是什么妻子、丈夫、恋人或儿女等被杀后，她（他）的男人或女人便最终产生了报复念头，随后就接连不断地杀人。对此我也想过，如果我处在那种情况下，说不定也会那样干的。我认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问题。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不用说10人、11人被杀，就是两三个人也要悼念他们，誓为他们报仇。然而，在日本这种复仇小说大行其道的国度里，为什么会有人漠视中国人遭受侵犯、烧杀后的悲愤情感呢？甚至还对饱受迫害的中国人理应提出的案情和数据横加指责呢？说穿了，他们就是想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从而达到推卸责任的目的，这正是我难以理喻之处。总之，请读者们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些数字。同时再请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些数字内确实包含着中国人对亲骨肉、爱人、朋友的怀念以及对杀人凶手的仇恨。否则，空谈什么“世人皆兄弟”啦，什么“日中永远友好”啦之类的大话，岂不成了荒唐的无稽之谈了吗！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何谓“三光作战”（1）
（日）姬田光义著
初访当年“无人区化”的村庄
（1）传给后代的“无人区”及“三光作战”的历史事实
时间：1995年3月下旬。地点：中国北方山区。当我等一行跨过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进入巨大的燕山山脉后，发现山区中的无数条小溪仍结着冰。然而，山间吹来的阵风中，却已多少带来些柔和的春天气息了。只有那到处绽放的桃花，才给这些普普通通的山村增添了一道道春天的风景线。然而，看到当地人为了生产水泥制品，已把光秃秃的石灰岩地表层开凿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时，我突然感觉到，那些耸立着的花岗岩断壁悬崖也似乎意示着它们正在抗拒着人们的接近。
从这里一直向西延伸的燕山山脉，在黄河处被截断后又向黄土高原蜿蜒而去。无论哪里，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那里都会有从山脚下用石头垒起的层层梯田。由此不难想象，这些勤劳而又贫苦的山里人，在世世代代与自然的斗争中，已付出了巨大的劳作和辛勤的血汗。
然而，突然有一天，因日本人的到来，将这些生生不息的与自然斗争的山村，变成了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悲惨之地。日军首先实施“集家并村”计划，即用武力将那些居住在依山傍水的村民们驱逐出村后，又强行将他们赶进已用土墙围起的“集团部落”中生活。随后，将这一广大区域划定为“无人区”。
当年，燕山山脉一带的抗日战争，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日军制定的这种“无人区化”政策的目的，一是要扼杀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二是要巩固“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的防卫。同时，为今后整体统治长城南北（亦称关内关外）一带打下基础。
虽说当地土质贫瘠，但它毕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和家园。当山里人失去这一切，又被强行赶进“集团部落”后，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只有病死、饿死或冻死。因此，人们开始反抗了，有的逃跑，有的拿起了武器。在此过程中，日军则展开了残酷的大屠杀，由此上演了无数次的人间悲剧。
中国人认为，正是由于日本人的侵略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中国人当然有权利进行自卫抵抗。同时中国人还指出，日本人的侵略及其暴虐行为，具体表现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方则称为“三光作战”，并且指责日本实施的这种“三光”政策是一种有军事和政治目的的灭绝种族式的大屠杀。而在万里长城线南北一带山区中所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则是这种“三光作战”的最典型事例。
另外，中国人还认为在当年抗日战争的各种复杂形势中，日军始终将主要敌对目标锁定在已成为今日大陆统治者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其目的就是要围剿和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华北一带，日军针对八路军采取了“扫荡战”、“歼灭战”以及“驱逐战”。而在此过程中，日军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三光作战”。从今日的角度来分析，所谓“三光作战”，实质上就是日军在广大区域内，长时间的对中国人实施的暴虐及非人道的残杀行为。
那么，“三光作战”或者中国人称的“三光”政策用语究竟始于何时呢？在结束了对“无人区”的调查后，我等一行人又访问了河北省的石家庄地区。在当地调查中我曾预想，日军实施的“三光作战”大概应始于1940年以后。因此，我向中方提出了听取当地有关“三光作战”受害者证言的要求。随后，我等一行来到了藁城市的梅花镇，当地的幸存者向我们详细诉说了1937年10月10日，日军在当地实施的屠杀、掠夺及强奸等罪行。由此看来，藁城市一带发生的事件，要比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更要早些，它应该始于“七七事变”后，即日军全面向中国进攻的初期。在我的意识中，把日军在藁城市梅花镇一带所犯下的罪行，统称为“三光作战”似乎欠妥，但中国人并不认同我的这一判断。他们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南京大屠杀”也就不属于“三光作战”的范畴之内了。由此不得不令人深深地感到，在“三光作战”抑或“三光”政策的时间等问题上，日中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正如本文后面所叙述的那样，从当时的历史过程来讲，尽管两国在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