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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于理解了。我还在孟子岭一带听取了另外一些当地较为知名的重大事件，如九狐岭事件等等。当然，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事件我未能采访到。不过，宽城县的采访结束后，我又对兴隆县进行了调查，其中还访问了一些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中未提及过的地方，如蓝旗营、半壁山、鞍子岭、羊羔峪、栅子沟等地的镇及村庄。在那里，我会见了一些幸存者，同时也听说在我之前，曾有一位日本女性也走访过这些地方，并准备为此发表论文。虽然本书的对象并非仅局限于“无人区”，但其目的还是想让当今的日本读者去了解一下，日军当年在当地干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
不过，像上述这种听证调查方式，中国人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那些已选定的证人，以及他们曾在何地做过几次证言之事，都如实地告知给我们这些外国人，这似乎已成为中国的一种惯例了。然而让那些已选定的证人把预先准备好的东西，再复述给听证人的方式也有问题。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则很难再打听出一些更详细的，以及更鲜为人知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在一些疑窦丛生的日本人中就有人不相信这种证言了，而且这还成为了一种趋势。其实这种现象并非是仅对中国人而言的。当年日本人在听取调查战争体验时，不也是同样持这种怀疑的态度吗？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中国式的这种听证条件并非尽如人意，但亲临实地去了解当地的状况，直接聆听幸存者的证言，也是调查工作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吧。因为要想全面掌握过去的状况及事实，仅从书本或资料中是无法获得的，而且也没有那种亲临实境的感觉。因此我主张，今后日中两国都要继续开展对幸存者的取证调查工作。然而，有些日本人既不脚踏实地地去调查验证一下事实根据，又不相信中国人，甚至还指责中国人的说法是“老生常谈”，对此我也就无言以对了。
虽说作者实地调查的事例不胜枚举，但仅向读者描述证言的详细内容和现场状况，也并非是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整个“三光作战”而言，我所举证的事例仅仅描述了“无人区”的一部分而已，并不代表整个事实的全部真相。
但是，作者之所以要举证上述这些事实，目的只是想提醒日本读者们明白这个道理，即当年活下来的那些中国人，一定会把他们当年的痛苦经历，直接地告诉给其后代（子子孙孙）及亲朋好友们。这已不仅仅是幸存者本人的事了，可以说，它已经融入了多数中国人的骨肉亲情之中。
在某个村子里，我曾故意试探着问一位幸存者：“你现在做的证言，有谁能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呢？又有谁亲身体验过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呢？”对此，老人坦诚地回答说：“那几户被杀光的人，当然不会出来作证了，而且，当年亲身受害者们也都所剩无几了。不过，目睹现场的仍有很多人，要说证人的话，村里哪家哪户没有受害者呀？可以说，全村人都是证人，无论问谁都一样！”听了老人这番话，围拢在我们身边的村民们，包括年轻人在内，都爽心地颔首称是。
兴隆县城郊外保存的牺牲者墓群，其中有墓碑的是当地村民的坟墓。
尽管如此，我在旅途中仍屡屡苦思冥想：为什么日军抑或说是日本人，当年非要跑到如此偏僻荒凉之地来呢？为什么很多日本人非得死在异国人的强烈敌意和蔑视之中呢？想象一下，当那些气喘吁吁的日本人登上寸草不生的山岩，却突然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时，他们吓得四处乱跑的样子吧；再想象一下，我们的先辈在这里到处杀人放火，甚至于还干下了强奸妇女的这种不耻于人类的卑鄙行为吧。因此，我认为在赞美或把这些先辈们视为英雄之前，出于人类的基本仁爱之情，我本人及我的后代，读者及你们的后代，都不希望再度重演当年的悲剧吧。其实按我的本意，我并不想到如此荒凉之地来听这些沉重、痛苦而又难堪的话题。但我之所以要到这里来，且又要每天倾听这些沉重的话题，其目的只是想把这些珍贵的证言记录下来，传给后代，希望日本人不要忘记过去的错误，并且绝不要重犯当年的错误了（本章中所记录的中国人的话语，皆为同行而来的日本中央大学学生、亦是我的学生铃木旭君给我翻译的，在此表示感谢）。
为什么及如何实施“三光作战”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日军开展的“毁灭、扫荡、和剔抉”
那么，日军为什么以及如何去实施“三光作战”的呢？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方面所说的“三光”与日军实施的一般暴行有所不同，它指的应是日军自称的“毁灭、彻底扫荡、肃正、剔抉”等方面的作战。然而，即使今日的中国人也并没有对此进行严格的区分。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把日军侵华战争中的全部暴行都统称为“三光”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因此，在中国的很多书刊中，有时竟将原“伪满洲国领土”上发生的“平顶山事件”、“集团部落”以及1937年末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等华北以外的事件，都记述在了“三光”政策的范畴内。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还将日清战争中的旅顺屠杀事件也归入了“三光”政策。
仅从中国人的情感来看，“三光”确实代表了侵略和屠杀等含义。其实，我也曾论述过，要说日中战争就必须认为，它基本应起于日清战争时的那段前后长达50年的“对华侵略战争”。在此意义上讲，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的情感和认识了。但是，对于上述这种无限定的用语，本书则是无法采用的。鉴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只限定使用在抗日战争中的“三光”政策上——在此期间内，日军实施的“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及剔抉”作战上，因此，笔者也就首先按照当时的作战开展过程来进行研究了。此外，由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第一、二卷）对“三光作战”方面的记述较为详细，因此我打算在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三光”政策的同时，再根据日方的记述，将两者之间进行对比和补充，这样也许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吧。
按照中国方面的一般性理解——“日军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扫荡’和‘三光’达到了最高潮”，《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2号中双雁的文章《日军‘三光’政策的破绽》。现按年次顺序将当年的前后战况整理如下。
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七七事变）为起端，爆发了日中间的全面战争。当年末，刚组建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早已制定的《日军占领地域治安维持实施要领》，将矛头直指“以共匪为重点的团匪讨伐战，以期争取尽快破坏构成共匪的地带”。1938年末，广州、武汉陷落后，日军大本营又策划了“昭和13年秋季后对华处理方案”，并据此向华北方面军发出了第241号命令，要求该军“必须全面负责并确保现占领区——华北地区的治安稳定，尤其是……在谋求迅速恢复主要区域治安的同时，来确保当地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华北治安战》第1卷）。
而此时的中国方面也认为，日军已把战略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了占领区”，“今后，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敌后方战场将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七十年史》）。由此可知，从这时起日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已在华北地区展开了血战。
据日方资料记载，华北治安战的真正开始执行期间，是从1939年初至1940年春。日军的第一期治安作战是1939年1月至5月，第二期是1939年6月4日至6月25日，第三期则是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根据上年度前三期的“战果”，日本华北方面军又制定了“昭和15（1940）年度的肃正建设方针”，当年度的主要目标是在冀中、晋北等地展开治安作战。不过，1940年度中途的8月至12月期间，因中共的八路军倾其总兵力向日军挑战，从而爆发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当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兵力已达50万，其根据地人口也已近1亿。日军当年度的讨伐目的，一是要削弱共产党军队的扩张势力；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以便稳定华北一带的局势。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方面的总指挥官彭德怀将军（后任元帅及国防部长）对此次战役评述如下：
“百团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以及那些同情我们的人民，团结了持中立思想的人，使一些原来持动摇思想的人靠近了我们，同时也对投降派们所说的那种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与了沉重的打击。另外，百团大战的胜利还彻底粉碎了那种八路军‘游而不战’的谣言。”
“百团大战”确实使日军遭受了沉重的军事打击，但日军在接受惨痛教训的同时，也认清了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实力。因而痛感到，必须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展开不懈的攻势，以便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也有人批评彭德怀，说他集中兵力与日军打正规战，彻底暴露了自身实力。百团大战后，不但使日军提高了警惕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了共产党。
上述说法是否确切暂且不论，但此后日军大规模地彻底讨伐行动，确实给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据“华北方面军军情报告”中称：“就剿灭共军而言，各兵团通过连续肃正讨伐及对其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已使共军之战斗力蒙受了巨大打击。”此外，时任战区司令官的多田骏中将在报告中，先夸大了此次治安肃正作战已取得了实效，其后又称：“在我军的连续的肃正作战打击下，山西省西北部及晋察冀边区的共军及其根据地已大部被消灭。此前三年其苦心积累的物资也同时被摧毁。在蒙受我军如此巨大军事打击后，共军的战斗力已明显丧失。”（1941年4月，摘自《现代史资料》第9卷）
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该报告中的“消灭”一词，对此江口圭一已在其著作中做了详细介绍。他认为百团大战后，华北方面军则开始实施起原定的，包括使用毒气在内的第一期晋中作战（1940年9月）了，而最先发出“彻底扫荡消灭敌根据地”等命令的，似乎应是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江口圭一的这一推测，应来源于前文所提到的那个桑岛节郎，因桑岛在其著的《华北战记》中曾说过：“我认为，或许‘三光作战’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田中隆吉吧。”江口据此写道：“从桑岛的记述中可知，冈村上任之前，多田司令官就已开始实施‘三光作战’了。”森田康平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说：“由此可知，三光作战的实施，理应是从1940年的晋中作战开始的。”（所谓的“治安肃正”源起于伪满洲国，从1932年3月至1945年8月共进行三期。在华北，早在1938年12月2日，日军大本营规定华北方面军的一般任务：是确保现占领地华北的安全，特别要确保河北、山东、山西及蒙疆等要地的安全。华北方面军据此制定了1939年度治安肃正计划，此为华北治安肃正之始。到9月，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把治安肃正发展为“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从日占区向八路军根据地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和消灭抗日军民。从“囚笼”政策到“三光”政策是治安肃正的不同阶段，而“三光”政策则是“囚笼”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主编校）
在此我预先声明，虽说“三光”与“消灭”二词可认为同义语，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方面并不认同日军是从这时起才开始实行“三光”或“三光作战”的。对此，我认为按当年的实际状态来看，“三光作战”理应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后，日军便在这次军事成果的基础上，又乘机对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施起了综合治安强化。但引人注目的是，这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台前者是傀儡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其治安军，而幕后操纵的则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不过，这次日军在要求傀儡政权提供配合的同时，又向中国人明确提出了经济封锁与地方自救的方针。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三光作战”的开始（1）
由日军和傀儡政权共同开展的治安肃正强化运动，总共进行了5次。第1次是1941年3月至5月，第2次是1941年7月至9月，第3次是同年11月至12月，第4次是1942年4月至6月，第5次是1942年10月至12月。
中国方面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