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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喜1942年八月十二日（阴历），敌人进村后就开始放火，第二天把刘玉德的房子也点着了。当时，因为大家都躲到山沟里去了，所以死的人不多。但到了1944年，村里死的人就多起来了。那年的春节前，即腊月二十九日，日军率领500多人的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成功村。在西沟抓住了33名村民后，令这些人脱去衣服，光着身子往雪山顶上爬。到山顶后敌人开始下毒手，挑心脏，挖眼睛，割生殖器，最后将33人全部杀害。
当时，贾有英的爷爷被两只狼狗咬伤后倒在地上，敌人上前用刺刀把他扎死了。贾有英当时也在西沟，但他逃得快才幸免一死。事后他返回寻找亲人时，发现了爷爷、奶奶和大伯的尸体。张景山被赶到悬崖边上，正当敌人举刀要砍他时，他一纵身跳下了悬崖，敌人开枪但没击中他，这才得以逃脱。李存隆的妻子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敌人用刺刀挑死了她和怀中抱着的两岁孩子，又用刺刀划开她的肚子，挑出腹中的胎儿，挥舞着扔到了山谷里。
不久，很多村民被赶进了万人求的“人圈”，进去后能活着回来的人很少。
刘玉德这里有党支部，也成立了民兵组织。刘玉德是1943年入党的，并担任武装部部长。虽然民兵组织不能有效地保卫村民，但它能扰乱敌人并坚守在山区。他们制造石雷、硫酸雷，埋在敌人常去的地方主动打击敌人。民兵傅春和李常在下山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发现，战斗中不幸牺牲。第二天，老八区的区委书记张克来到这里，亲自为两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抗战时民兵伤亡很大，仅成功村的民兵就牺牲了90名。
贾有英民兵不光是守着家门口，还四处出击。1945年炸毁车河梁讨伐队的碉堡就是这些民兵干的，战斗中还使用了13斤重的地雷。那时，民兵们还将收集好的粮食送给“人圈”中的百姓。所以，1943年之前这里的形势并不那么严重。到了1944年困难之时，十几名民兵夜晚去万人求部落找到了吕风迟，并从吕那里给山上的人们带回了四五斗粮食。日军只要看到有成熟的庄稼，就让部落的人去割回来，去割的人有意将一些庄稼放倒后就走开，当日军押着割粮队离去后，我们便能得到一些粮食。此外，山上最苦的还是长期缺少食盐。
那时，我们的报社设在柳树南沟，负责人叫白光，社里总共有四五个人。都是人工印刷，发行范围只限于兴隆县境内，还专门设了一个投递员。
傅长功日军投降后，从“人圈”出来的约有100多人。
这个村原先叫做梁东柳树洼，改为成功村只不过是给它起个化名。它的意义是成功——天明——解放。表示了人们战胜黑暗去争取光明的一种愿望。当时，人们取化名或给村子起代号，都是不让敌人掌握具体人和地点的一种手段。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3日
就在我们谈话时，女人们也在忙着给我们预备饭菜，大概是听说有个日本人正在村支书家采访吧，村里大人小孩都前来看望。其中既有当年保卫抗日根据地的老人们，也有他们的后代，但人们流露出的却是兴奋、和蔼的目光。
原要到天明村和解放村去采访的，但预定接受采访的人在更远的深山中，由于时间紧迫，只得放弃了。汽车继续前进，在路过天明村时，我在途中看见路边竖立着一块石碑，便下车前去参观。只见它正面刻着“别藏胜地”，建于1988年5月，署名李运昌。背面则是佟先生撰写的当地抗日根据地的介绍。碑上写的不是“别忘”而是“别藏”。不难看出，佟先生似乎对“别藏”二字的含意更感兴趣。又走了3个半小时后，我从车窗的北面看到了五指山的雄姿，当再往东放眼眺望之时，汽车已经沿着结冰的黑河到了蘑菇峪。这里以前曾属于青龙县管辖。
蘑菇峪
赵明友（64岁）、赵晨金（72岁）、陈青田（64岁）的口述：
左起：佟靖功、赵晨金、陈青田、赵明友这里的“人圈”是1943年修建的，从成功村往下所有村子的人都要进入这个“人圈”。这一带共有3个“人圈”，河北面的叫蘑菇峪“人圈”，它南北窄，东西均有1000米长，呈长方形。里边关的都是外村的人，约有600多户。河对面的上游还有赵家圈（30户），下游则有陈家圈（20户）。大集家并屯后，赵家圈和陈家圈都增到100户，而蘑菇峪也变成拥有800户、4000人的大圈。伪满洲国军的一个中队、黑岩讨伐队及姜大队都集中驻扎在陈家圈南边的小高坡上，后坡上还有两个碉堡。警察则驻在宽甸。这里不驻日军，但他们经常到这边来。
蘑菇峪村“人圈”遗址
闹瘟疫时，蘑菇峪“人圈”中的病人最多，赵家圈和陈家圈的病人较少。症状都是头痛、发烧、昏迷、拉脓血、稀便。最厉害的是1944年7～８月份，每天都要死几十个人，最多的一天竟抬出51具尸体，有的是全家灭户。到日本投降时，活着出“人圈”的没多少人了，连瘟疫和被杀的算到一块儿，死的人不下两千！
蘑菇峪村杀人场
蘑菇峪“人圈”的东边有三个杀人坑，每个坑都有几十具尸体。日本人杀人时，先鸣锣召集部落里的人站在杀人坑的四周，强迫人们观看杀人经过。1944年秋天，黑岩讨伐队一次就在这里杀了12个从黄花村和解放村抓来的村民。他们边用凉水洗刀边砍人，连桶里的水都变红了。黑岩是讨伐队的核心人物，身穿黄褐色的军服，挎着东洋刀，肩章上有黄色的三道杠，老百姓都怕他。田中是股长，人们管黑岩叫班长。方圆70里之内被抓住的人都在这里砍死。另外，日军每次扫荡抓住的人也都拉到这里处死。1944年的一天，日军从宽城的清河抓了姓张的一家人，也是带到这里后将全家都杀了。可怜那三个女孩子都被扒光衣服后，死在杀人坑里。姓张的妻子则被强迫配给了伪军。也有一些被抓的村民给送到东北去了，但这些人至今下落不明。
黑岩常用的有三句话：“通八路”、“八格牙鲁（混蛋）”和“双宾的给”。他们问我：这“双宾”是什么意思？我比划了个来回打耳光的手势给他们看。老人们见后点头，不错，是这么回事儿。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4日
蘑菇峪村“人圈”内侧的马道蘑菇峪村“人圈”围墙的枪眼至今村里的人也很少到杀人坑那边去，如今那里只要轻轻地一挖，还会露出人骨来。据说修整土地时，曾用了一部分杀人坑的土，从中收集起来的人骨就装了一大马车。
村里人所说的过河，并非是乘船或走桥，而是踩着河水中排列的石头走过去。过河后，我们来到陈家圈的遗址。如今，这里已看不到当年的“人圈”了，留下的只是一条马道。在一个较高的坡上，还残留着一段低矮的围墙，在其内侧有一条被人们踩出来的小路，当地人称之为马道。围墙上还残留着枪眼。此外，在另一个高坡上，也有一段当年伪满洲国军驻所的残壁，从那里可俯视下边的村子。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梓木林
徐恩和（75岁）、徐庆为（69岁）的口述：
左起：徐庆为、徐恩和1943年这里建起了“人圈”，当时只有20多户人家。不久，日军就把住在梓木林南北两山的人们都集中到这里。所以，这里一下子就变成了有400多户、2000多人的大部落。听住在东沟的刘昌生讲，到日本投降时，部落里只剩下780人了。集家并屯的第一年，即1944年，这里开始闹瘟疫，每天平均死35人。最厉害时，一天就死了五六十人。症状是畏寒、打冷战、发高烧、无食欲、昏迷，当地人叫做疟疾。另外，也有的是发烧、呕吐、拉脓血稀便，甚至有的是早晨发病，到当天晚上就死了。另有一些人是发烧，大腿及肘部、肋下出红斑点或大一点的黑斑点。得这种病的孩子比大人多，死亡率也高。
那时宽甸的警察常到这里来抓鸡牵羊，其中有个叫原田的日本人。日军和伪满洲国军都到过这里，我们还见过黑岩，长着四方脸，短粗的个头，样子怪吓人的，他即使是砍人的时候也面带笑容。黑岩来后，还欺骗梓木林的人让给他当特务。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4日
右起：梁福厚梁福禄宽甸
梁福厚（71岁）、梁福禄（73岁）的口述：
宽甸和蘑菇峪都是1943年开始集家并屯的。部落里有四五百户、2000多口人。当时这里归青龙县管辖，驻守着两个大队的敌人。
由于这里人口少，所以瘟疫不如蘑菇峪那么厉害，前后共死了70多人，大都是红白痢疾或出大小疹子死的。
“人圈”里又修了院墙，挖了壕沟，还盖了一所小院，时而里面住着日军和警察，大约有两个大队吧。一个叫今井的日本人是这里的指挥官。另外，派出所还有三四十个警察，所长是日本人叫桥住。警备队和讨伐队都驻扎在河的下游。
另外，在喜峰口还驻扎着警察署、长城守备队和日本宪兵队。
除了本村的谢文辉等二人被杀之外，这里没有再杀什么人。因为凡是从山里抓来的人都被送到喜峰口去了。我们二人都当过办事员，只和区长陈新民取得过联系，也给他们送过粮食、食盐、鞋、袜子之类的东西。其他哪些八路军干部来过这里，我俩就不清楚了，或许是秘密来的吧。
集家并屯之前，从这里移民到东北去的有梁国正一家、李春朋一家，总共是七八户，现在他们都回来了。那时他们是自发去的，并不是由于大搜捕后被送走的。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4日
黑河上游是“无人区”。日军集家并屯时，将成功村的人都集中到了万人求“人圈”。黑河下游一带的村民则被集中到了蘑菇峪“人圈”，再下游的村民又分别被集中到梓木林或宽甸。从采访中得知，尽管同为“人圈”，但“人圈”的规格与生活与是否驻扎日军有着很大区别。
离开蘑菇峪后，不巧公路上有崖石塌落阻碍了通行。汽车只得在河滩上和河道上行驶，一直开到宽甸的南部。这种坎坷不平的地方，只有吉普车才能行驶。我们先从关门岭经长城到了迁西县境内，然后从龙井关再次进入兴隆县境内。沿着潵河一路向西，这才返回了兴隆县城。翌日，又乘车向东，经半壁山、蓝旗营去潵河东部采访。
潵河东行——毒气与强奸
三道河
张玉明张久才夫妻
张久才（78岁）、张妻（72岁）、张振海（76岁）、张贺生（77岁）、张玉明（72岁）的口述：
日本宪兵初次来这里大概是1939年末或1940年初，“人圈”是1943年建成的。那时，日军长城守备队驻扎在东庄，一个中队约一百人左右，队长叫渡边。东庄是指它在三道河的东侧，因此人们又称他们是三道河守备队。敌人在东庄修建了兵营，四外还挖了壕沟。后来伪满洲国军的一个中队又进了庄，他们撵走了东庄的村民，自己住了进去。讨伐队常来巡逻，但不住在这里。庄里设派出所，有四五个警察，所长叫杨文宏。特务班是满洲军的人，他们都穿着便服，住在庄外。
村民们都被撵到西庄去住。开始，这里只有200多户人家。大集家时，一下子增到了500多户、3000多口人。原先的1户必须住进3户，一个炕上要挤着16个人睡，一口锅几家轮换着使用。
这里也闹过传染病。症状是头昏眼花、呕吐、拉脓血稀便。有的三四天就死了，也有的挺到十多天才断气，一般是两三天就抬出一具死尸。得这病的人，身上起红斑点，一挠就破，最后结上疮疤。无论大人孩子都得这种病，可厉害呢。
那时，男人住在山里，女人和孩子住进“人圈”。到解放的时候，本村的人只剩下一半了。就是200多户、1500人左右。日本投降后，回山的有700多人。这期间，病死的是700多人，被杀死的有100多人，1942～1944年的大搜捕中每次都要抓30多个人去承德，在那儿被枪杀，只有2人生还。全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有的人在山上被捕后，当场就给毙了。
张振海张贺生庄稼一成熟，日军就押着几百名村民去收割粮食。大家想到躲在山上的人还饿着，便不割，只是轻轻地摁倒。日军发现后又命令村民去收割，还痛打村民，连村长也挨过揍。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5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偏岭子
张作昌（72岁）、张作安（60岁，村委会主任）的口述：
张作安当年，偏岭子村有150户、800多口人。日军驻扎在三道河东庄，不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