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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昌（72岁）、张作安（60岁，村委会主任）的口述：
张作安当年，偏岭子村有150户、800多口人。日军驻扎在三道河东庄，不驻这里。渡边队长的守备队常路过这里到喜峰口去，村里也没有伪满洲国军和警察。不过他们经常从三道河过来巡察。
1943年八月十六日（旧历），有4个轿夫抬着日本人从这里路过，董福善和两个地下党员揣着手榴弹，打算干掉日本人。不料，手榴弹扔偏了，没炸着日本人，却把两名轿夫给炸死了。
第二天日本人来了，说村里人通八路，抓了30人带到龙井关去了，张作昌也在其中。
日军把这30人全都赶进一个小屋里，然后又密封住门窗。接着，便从外插入两根管子往屋里放毒气。人们吸了毒气后，便纷纷倒下，人压人地罗成一堆。中毒后，人的肚子发胀，从嘴里往外冒气泡儿。张作昌四小时后，日本兵进屋把人们拖了出来，四个人抢着用宽皮带打一个，边打边喊着“通八路”，随后又往人的嘴和鼻孔里灌辣椒水。张作昌被打后，敌人又提着他的头准备往40公分厚的碾子上撞。这时来了一个会讲日本话的人，他命令日本兵松手，别再打了，然后将张作昌释放了。回到家里，张作昌一连躺了几个月没起炕。
日军大搜捕时，从村里抓走了10个人，其中有赵见亮和赵见喜。1945年日本投降后，只有他二人从承德监狱活着出来，而那8个人早已被日军杀害了。
每到星期日，日军就到村里来找女人，村里被强奸的妇女达几十人。他们的目的就是强奸妇女，所以大白天就过来，达到目的后就立即撤回。
北沟的张振民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不料被警察署长杨文宏看上了，非要纳张的女儿为妾，但遭到姑娘的拒绝。在大搜捕时（1943年正月十六日），杨文宏趁机杀了张振民，又强奸了张的女儿。
张殿良曾当过八路军的办事员。那天，他家里突然闯进三个日本兵，张口就要女人，要东西，张为了保护女人跟敌人打了起来，但被打得皮开肉绽后逃到了龙井关。最后还是给逮住了，被押到承德给枪杀了。而亲戚家的女儿也未逃出三个日本兵的魔掌。
周喜的妻子遭日军强暴后，又被带回兵营去给日军服务。
张俊亮的妻子，将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放到驴驮子的筐里，怀抱着吃奶的婴儿，赶着驴往山里跑。不料走到南山时被敌人抓住。日本兵用刺刀挑着刚出生9天的婴儿，挥舞着扔进了山谷，另两个孩子也被敌人扔到山崖下摔死了。随后，张妻也惨遭敌人的毒手死去。
因那时我（张作昌）刚被敌人放回来，头部受伤整天在炕上躺着，所以不大清楚发生传染病的事。但后来也听说过有些人得瘟疫死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5日
二堂子
李学梦（69岁）的口述：
李学梦1943年大搜捕时，敌人从灰窑峪、高台子和沟口抓走了70人。听别人说带到承德后，70人全被日军杀了，其中也有我父亲李如刚。但解放后，有两人从东北虎林回来了，其中一个是我哥哥。
张俊亮当时是八路军的办事员。那天他刚好给八路军送鞋去了。日本人进村后，在他家里搜出了一小袋子的毛笔，这是准备换粮食用的。日本人不由分说强行拿走了。到了1944年4月12日那天，日军又到张俊亮家进行搜查，并将他妻子和三个孩子抓到尖山村公所前进行审讯。随后将她们带到五道岭那里处决了。张俊亮回来后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后来，张俊亮又和我结了婚，我原来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这里流行过瘟疫，一般是发高烧烧死的，每天都要死几口人。我也得过这种病，畏寒、打冷战，天天发烧。那时也没有药吃，我就光喝凉水，不知为什么病反倒好了。后来听说那是发疟疾。
你问的那些日军的名字，我记不清了。
王玉臣（72岁）、张志成（76岁）的口述：
王玉臣张志成集家后，这里变成了有300多户、1000多人的村子。1943年正月初四，日军从这里一次就抓走了70人。在村边上杀了两人，在蓝旗营又杀了3人。后来听说，带到兴隆、承德后又杀了一些，剩下的都送到东北去了。
这里驻扎过一支伪满洲国的队伍，还有一个叫闫旅长的人。
日军想强奸鸠子峪的一名妇女，就派人把她抓了来，强奸后，渡边又将那妇女杀掉。听说渡边杀人时面带笑容。在洪山口，渡边手下的日本兵还把王玉臣的表弟给杀了。渡边住在三道河。
日军在这一带强奸过很多妇女。
讨伐队的人不大来这个村。
集家时，一间房子里住着十几个人。有土地的人家，除了住房外还另有一间牲口棚，而那些外村的移民只好和牲口住在一起。那时村里一半的人是山里来的移民。听他们说，日军一进山，人们就拼命往外逃，连猪也跟着一起跑。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5日
灰窑峪和高台子恰好处于偏岭子与二堂子之间，它们都是潵河支流沿边的村庄。当年，三道河警察署的署长杨文宏进村后对大家说，三道河的渡边队长要来这里讲演，村里应做好准备。村里准备好酒、香烟和食物，为了表示欢迎之意，全村的男人都集合起来。然而，当三道河的渡边中队和龙井关的本上中队（队长本上少尉）以及日本宪兵队和三道河警察开进村后，趁机将全村的男人都抓了起来。被抓的有灰窑峪村30人，高台子村40人。
沟河行——村中敌特
由兴隆县城往西南去，乘车约一个半小时后便到达了茅山。沟河发源于茅山，它出了黄崖关，绕过西边的平谷后，南下汇入蓟运河。此外，从兴隆的潵河南部群山中还流淌出几支细小的河流，它们分别穿过马兰关、鲇鱼关、冷嘴头、罗文峪及洪山口等地的长城进入了唐山地区。几经转折后，它们都汇入了蓟运河。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茅山镇
张富（70岁）、温秀贵（72岁）、张青山（68岁）的口述：
茅山的集家并屯曾分两次进行。1941年正月是小集家，只把山上的人给抓了下来。1943年是大集家，日军把周围定为“无人区”，一出“人圈”格杀勿论。1942年3月8日（阴历正月廿三），日军实行了大搜捕，一下子在茅山东坡抓了36个人。有28人被带走，其中1人逃回来了，另27人未归。温秀贵当时也被敌人抓了进去。温家共有3人被抓走，罪名是给八路军送过信，送过鞋和粮食。到了晚上，敌人给秀贵的爷爷和堂兄的脑门上都点了圆圈，但没给秀贵点上。凡是没点上圆圈的，当天夜里就释放了，温秀贵那年才16岁。而被点了圆圈的28人则都押往承德。当卡车行驶到青松岭时，其中一个人趁敌人不备，跳车逃走了。张众被捕后逃了回来，他曾被日军捆在梯子上，用火燎烤，烧得全身都肿了起来，至今仍疤痕累累。仅半年之内，温家就先后死了6口人，其中有爷爷、奶奶、伯母及其女儿、堂兄和二哥。后来，二嫂和堂姐也都离家而去。秀贵的父亲温彦之曾是八路军的地下办事员，在此之前已被敌人捕去杀害了。
温秀贵张青山张富张青山曾担任过老营盘小学的校长。上次大搜捕时，他母亲看见日本宪兵的身影后，忙招呼张青山和另一个人一起逃走了。而刘文桐、刘文宏、刘文太、刘文江、刘文秀等人都被日军抓住。被捕的人中有两个叫王春的，被绑在柱子上用火烧得奄奄一息时，被家属救了出来。刘家的父亲也同样惨遭毒手。
这次大搜捕的全部经过是这样的：日本宪兵队30多人，加上附近据点的伪军和警察300多人，从茅山、果园、东谷、老营盘4个村里抓了300多名村民。经审讯后，当晚释放了250多人。第二天清晨，又把昨天拷打得只剩下一口气的十几个人全扔进道边的河沟里，王春就是其中一个。其余的61人，分乘两台卡车先被运往兴隆。在那里，一少部分人被拉到南土门处决了，剩下的都押送到承德和锦州。虽然以后再没发生过类似这样的大搜捕，但是经常发生每次抓走十余人的事。
茅山的警察署设在果园的河东，日军驻扎在河西。日军有个叫山下队的，百十来人驻扎在现在的中管附近。最初的队长叫山下，后来换成五百井，一直驻守到日本投降。这里没有讨伐队。
大集家后，茅山变成了有105户、500多人的部落。老营盘也变成了有130户、500多人的部落。光修部落就花了一年的时间。部落四角有炮楼，有东、西门，西门关着只开东门，有警察把守。部落里设警察署，有十几名警察，其中还有3个日本人，他们叫小林、武田和山本。
1943年闹瘟疫时，仅茅山就死了70多人，老营盘也死了三四十人。症状都是高烧、昏迷、不进食、呕吐、泻肚。
有一次，山下队抓了北边村的一个18岁姑娘，日军扒去了她的衣服，让她光着身子，在院子里整整站了一天，最后才把她放了。日军经常抓走男人留下女人。他们公开向甲长要女人，而甲长则把哪家有姑娘的名单秘密地通知给日军。然后，日军就按名单抓人。这些女孩子被抓到老营盘的日军兵营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也许是被杀了？或许是被关在什么地方？它已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茅山藏匿着七八名特务，他们经常跟甲长、日军保持着联系。甲长也怕暴露是自己把村里的姑娘出卖给日军，靠这些特务来通风报信。
刘日是村公所的办事员，曾参加过地下党的秘密会议。他就是茅山东坡大搜捕行动中抓走28人的告密人。每次开会后，刘日都记下与会者的名单，然后交给日本宪兵队。因此，敌人在大搜捕时轻而易举地抓去了名单上的那28人。刘日原籍在东北，此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被查出来。他被捕后自己坦白交代的。外调人员也来这里调查过他的问题。
茅山附近有个金矿，当年110多名矿警备队员起义打死了警尉大越定雄，并砸了茅山警察署，缴获大量武器后投奔了八路军。此事发生在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际。在实施惨无人道统治的地区，为了维护人类尊严，人们亦进行了武装抵抗。
车河行——县境之地与无穷无尽的阴谋，
细菌、毒气、气球炸弹从地图上看兴隆县，它就像是被虫子咬过的一片树叶，其中鹰手营子和寿王坟是两块飞地，但如今却都归承德市所属。这里有煤矿、铜矿、石灰岩和石棉等企业，而这些以前曾一度归兴隆县所属。新近并入兴隆县的，有从青龙划拨出来的蘑菇岭乡和从承德县划拨出来的大杖子乡。这两处都地处兴隆县的偏僻地区，确实给兴隆县的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然而，兴隆县的东北部有柳河，以此划定县境也是自然规律吧。不过，我对鹰手营子和寿王坟两地被划出去感到有些不平。
离开兴隆县城，汽车向东北疾驶，公路两边不时地出现煤矿和石灰窑。经过连续山间绕行，我们来到了五凤楼山北部，据说从五凤楼山中流出来的涓涓细水，从这里向东最后汇合到车河口。而经北侧绕了一大圈过来的柳河，也要先经过前面的柳河口，再进入潘家口水库。真没想到车河和柳河在这里竟相距不远。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杖子
宋兆怀（65岁）、孟继瑞（73岁）、张福庭（73岁）的口述：
宋兆怀孟继瑞张福庭这里是从1942年4月开始集家并屯的。最初修建了四个部落，到了1943年时，又把它们改建成两个大部落，四周的围墙都是一丈多高。开始，村里只有100多户人家，集家后，外村的搬进来，就变成了300多户、1500多人的大部落。集家后人们的生活真是缺吃少穿啊，一家只有一条被子。谁要敢在“无人区”内种庄稼，就按通八路论处。
瘟疫闹得挺厉害，高烧、昏迷、上吐下泻，一得上病两三天就死了。平均每天死二三人，全村共死了300多口人。只要一人得这病，全家都被传染上，当地人称它是“窝子病”。另外，也有不少是发高烧、呕吐、泻肚死的，但没有出花的。这都是集家后的那年夏季发生的事。
大杖子村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共60多人。宪兵队驻扎在柳河口和车河口，柳河口还有一个守备大队。大队长叫黑田，还有一个叫黑岩的股长，那家伙可凶啦！高杖子、车河堡也驻着日军的安原和安波部队，人数挺多。
1944年，日军在南沟杀了12个人。我们这个部落里也杀了不少人。被抓住后送往承德的有1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