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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烟筒山和庞家堡两处矿山，炼铁厂设在宣化。
庞家堡山上有一处很久没有人光顾的阶级教育纪念馆。当馆内工作人员打开已生锈的门锁后，展现在眼前的是用泥塑组成的模型。它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矿山工人的悲惨生活。肉丘坟下堆满了骸骨，采掘现场人骨散落。庞家堡阶级教育纪念馆的展品庞家堡的“肉丘坟”当年，那些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被骗、被抓来的劳工们，来到这里之前已死去了很多人。在运输过程中，人多拥挤，高温且又无吃无喝，连续几日致使劳工大批死亡。即使到了矿山，由于饭食不足及酷吏的迫害，又有大批劳工相继死去。但日本人视中国劳工为消耗品，无论死多少劳力都能及时得到补充。更有甚者患霍乱的人竟被活扔到万人坑里，日本人的信条是只要不能干活，便统统地处理掉。人们告诉我，翻过这座山对面还有一个万人坑，那是1943年以前埋人的地方，共有8200多具遗骸。从1941年12月开业，整整一年间竟死了这么多中国劳工。据1945年上半年统计，庞家堡矿死亡者达8000余人。1944年建立了“肉丘坟”，火车站附近还有“千人地”，仅庞家堡至今仍保存着3个万人坑。此外，1943年起连续发生了劳工逃跑事件，被抓回的劳工都在“沙子地”遭到枪决，那里也是遗骨成堆。在日本统治期间，非正常死亡者高达19 765人，占当地劳工总数的7５％。参见龙烟铁矿工人斗争史编写组编：《龙烟蜂火——龙烟铁矿斗争史》，1983年。《河北日军暴行录》（2），第126页。有关龙烟铁矿的情况，在《日中战争资料》（4）《占领地区之管理》文中，收集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集的抄译材料。“3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矿业的侵略活动”一文中再参照“龙烟铁矿与石景山铁厂”。此外，在《满铁调查月报》第13卷第4号里，还载有吴牛农著、堀亮三翻译的《中国之铁、煤炭及石油》的材料。
如今，庞家堡矿山归龙烟铁矿所属，成为工人们引以为自豪的城市。
独石口
独石口乡政府穿过龙关镇和赤城镇后，山区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便稀少起来，因此我们的汽车也开始加速行驶。重峦叠嶂，山回峰转。正当我担心前面是不是还有路时，突然眼前出现了河流、牧马和羊群，视野渐渐地展开，却不见人家，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色。为在日落前赶到目的地，汽车穿过白河一直往北飞驶。到达独石口乡政府时，恰好是下午5点。我想看一看日落前长城的景色，当地人告诉我，如果再往前走一段就能看清楚，远处山上那断断续续的红色便是长城。确实是红色的城墙，我边看边点头。如果乘车再走5分钟的话，一定会看得更清楚。那长城已几处坍塌，断断续续地只剩下了一些遗址。秋天的太阳落山快，天很快就暗了下来，虽然我没能拍摄下这里的照片，但亲身置于当年西南国境线的西端，同时看见了苍茫暮色中的长城，也感到心满意足了。
独石口村确实不大，27岁的乡长领我们去寻找当年的知情人。乘车又向前走了一段路后，独石口杨家老太太便下车徒步走过一片黑漆漆的庄稼地，总算找到一户人家，但屋里却没有电灯。在黑暗的屋里，借助着电筒的光亮我们了解到，这家人姓杨，共有三人。除了76岁和72岁的老夫妇外，另一个像是他们的儿子。看到眼前的景象，就知道这是个贫困之家。据老妇人讲，日军是1937年到这里来的。他们在村子四周建了围墙，每当村民出入时，都必须向站岗的日军鞠躬。而那两个男人好像不太擅长言辞，我感到再问下去也打听不出什么了，便向他们道了歉，告辞返回。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7日
我不知道那些身负沉重的行囊，连续几天穿过荒漠的原野，来到此地的日本兵是怎样想的。他们历经艰辛占领了这只有无辜百姓的山村，借口当地人鞠躬方式欠妥而肆意抽打别人的耳光？然而，这些士兵后来也都成了异乡之鬼。
汽车经过5个小时的飞奔，终于在深夜1时回到了张家口。第二天在宣化钢厂党委会的办公室里，他们让我看到了龙烟铁矿的资料和《赤城县志》，《赤城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同时也了解到了赤城县“无人区”的概况。当年，日军从白河堡至独石口，整个北线的长城内侧，包括向东流的黑河沿岸，都建立了“人圈”。当时这一带属于丰宁县，如今归张家口管辖。
据《赤城县志》记载，当年黑河沿线共建立了66个“人圈”。有关“人圈”中的悲惨生活，书中也扼要地举出了几个具体的例证。这一点，已在我的兴隆之行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要了解赤城黑河沿线的“人圈”状况。然而，要在这宽广的地域中采访，就必须住进村里。尽管我也提出了再度访问的要求，但未获批准。
《赤城县志》中记有碾子沟、碾子湾这样的村名，宽城县里也有个叫碾子峪的地方，似乎这种地名到处可见。其实，碾子就是加工粮食的一种工具。这样一来，我也无法亲身确认，1985年在卢沟桥纪念馆中见到的照片中的碾子沟“人圈”，究竟在什么地方。据陈平先生的回信说，他曾把照片寄到赤城去核实过，那边的人告诉他，大概是赤诚的碾子沟，的确无法准确辨认。总之，就是让老百姓用石块垒起石墙、石门，然后把他们自己关在里面。在众多的“人圈”中，它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而已。
从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一直到山海关以北的九门口，日军在这575公里的长城内外据昭和15年3月由陆地测量部制版的《华北北部河北省地图》测定，是1150华里，即575公里。陈平先生管这一带叫“千里无人区”，关东军民“绵延长城500公里无人区”。设置了“无人区”，将百姓赶入“人圈”，肆意地实行起“三光”政策。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搜捕
兴隆县的大搜捕活动始于1940年，起初还只是以个别村、地区为单位地进行。但到了1942年以后，日军一反常态，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全面大搜捕。重点是八路军、私通八路者。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私通八路罪”而遭被捕的农民。１９４２—1944年进行的大搜捕都在春节（旧历年）进行的，因为远离家乡者要赶回来过年，所以日军就挑选了中国农民非常重视的节日期间进行突袭。
1942年1月下旬，亦即旧历的腊月二十五日，全县统一行动，袭击了河流沿岸的各个村庄，在数日之内逮捕了2000人，杀害了其中的400余人。其余未被杀害的，都被发配到东北当劳工，其中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潵河流域受害尤甚。郝席菴曾参加了此次军事行动，他记述如下：见同上（1954年8月13日），（1）—119—2，113 5，2第33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第712—718页。三道河一带、龙井关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和渡边队、三道河分驻所所长杨文宏带领推进；蓝旗营、青杏沟、榆树沟一带以日本宪兵和渡边队为中心，联合刘文警察讨伐队推进；半壁山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塚冈队、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特务主任松山义雄共同推进；庙岭、大洼、宝地、大小水泉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和石庙子的孙德讨伐队推进。
以上这些情况，在前面已介绍过，和潵河、横河流域各村的老人们所说的情况完全一致。
茅山、老营盘的惨案，也是在3月9日（旧历正月二十四日）发生的（参照79）。
承宪第89号文件，是承德宪兵队长安藤次郎写的报告（1942年9月16日）。见1942年9月16日承宪第89号，（3）—884，载于同上书第688页。该报告中说1月22日在兴隆县东南部地区逮捕了423人。此外，兴隆的宪兵队和县警务科，又以违犯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了150人。其中的150人于1月31日和2月11日分两次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所。其余的273人，据说罪状轻，有显著转变，且本居住地区在政治方面尚未遭渗透，经过训诫和宣抚班的教育后已于1月19日和2月10日释放。但实际上这些人有的被杀，有的被送东北充当了劳工。为什么要特意把1月22日的逮捕行动写成报告呢？因为只有那天的行动比较特殊，宪兵队是根据特工人员掌握的名单逐一逮捕这些人的。与往常一样，该报告中对于遣送东北一事只字不提。此外，像对于黑岩杀了人之事，报告中也写成了在战场上就地击毙。
见草沟是“无人区”，表中最后一项，指的是成功村东面的天明村。该村当时属承德县，归柳河口对面的车河口村管辖。讨伐队是从车河口及车河堡出来后，分别深入到五指山根据地的。
第二次大搜捕从1943年初开始，亦即从旧历腊月二十八起至正月初五。这次在全县共逮捕约5000人，杀害数百人，其余的押送去了东北。这些人自此杳无音信。兴隆县东南部和承德县见草沟地区被逮捕者统计表
（1942年1月22日）
地点被捕人员转送释放兴隆县半壁山村地区１３１３４９７兴隆县双庙村地区２１８８２１３６兴隆蓝旗营地区５４２８２６承德县车河口村见草沟地区２０６１４合计４２３１５０２７３
大帽峪、楸木林的惨案也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小黄崖的栅子沟、清水湖惨案也是如此。当时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的有关人员还提前到达兴隆县公署严阵以待。
第三次大搜捕是在1944年2月（旧历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进行的。这次搜捕与前两次略有不同。宪兵、日军、县警务科、警察署、警察讨伐队、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等重要机关的负责人于事先开了绝密会议，计划在各地区配备武力，开展大规模搜捕。这次行动应该说是按照上一年秋新到任的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的意图展开的。潵河一带的居民，被指控全体私通八路，没有一个好人，所以是见人就抓，尤以靳杖子村为甚。据王贺林、徐少成说：这次搜捕人数达300多人。另据兴隆县公安局调查（1954年8月6日），三次搜捕共逮捕12 000多人，其中被枪杀、斩杀、入狱和送东北矿山者有11 400人之多。见兴隆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兴隆罪行的调查（1954年8月6日），（1）—119—2，２３，６，第20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第709页。
第四次大搜捕是在当年6月进行的，也就是所谓“投匪家属大搜捕”。那次在兴隆街召开了包括日本宪兵、日军下道部队长、兴隆县长于文英、警务科长于沛珊、县协和会事务局长佐佐木小春、各警察讨伐队长、19个村村长参加的秘密会议。商谈了各项的准备工作事宜，并要求对八路军有关亲属进行深入彻底的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县逮捕男女老幼不下500余人，并把这些人装进卡车运至兴隆街。但是这次没有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的有关人员参加。宪兵、警务科司法股、特务和兴隆县法院的人进行野蛮的地审讯、拷问，并且侮辱青年妇女。两周后，又将这些人全都送到东北。中途虽有逃跑者，但却未敢回村。后据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后，在这些被捕的人们当中，有沿途乞讨回归故里，其中死亡很多。
此后，日军的这种小规模搜捕行动持续不断，而且在此期内还不断地穿插着各种大规模的“扫荡”和“讨伐”行动。1941年1月，日军调集了1万多兵力，对五指山、横河的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的长期“扫荡”。此外还集中5000兵力将大小黄崖川的抗日根据地及代号为“中田村”的羊羔峪彻底围困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内，日军不但制造了成功村的屠杀惨案，而且还在抗日根据地中实施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据1954年7月23日承德县公安局的调查统计，此次“大扫荡”中，根据地的军民牺牲者为3000人，此外冻、饿致死者另有千余人。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6页。扫荡中被抓获的年轻妇女也成为了日军士兵的战利品。见承德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承德县罪行的调查（1954年7月23日）（1）—119—2，1149，6，第13号。
至1943年夏季，大规模的集家并屯行动基本完成。当年的4月至7月期间内，日军的集家行动达到了顶峰。全县的村村落落到处都是日本兵，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些被焚烧的村庄白天到处浓烟滚滚、夜晚满山遍野火光熊熊，令人目不忍睹。当年全县40万亩的可耕地中有16万亩被划为“禁耕作地带”，而“无人区”竟占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