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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关东军在兴隆一带大肆残杀百姓，但因兴隆位于长城以北，且又是日本鼓吹“五族协合”的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内侧，所以它在这里一般很少公开使用毒气作战。而偏岭子村老人们提到的龙井关施放毒气，拷打村民的惨案，理应是驻守在长城南侧，即河北一带的日军所为。与其说一一审讯这30名村民，还不如统统毒死来的痛快，而这正是毒气战的特点。
据说1941年5月，第九独立守备队第13大大队在承德离宫内举办了一次毒气防卫训练演习，演习中使用的毒气弹是红筒和绿筒。见高桥正三笔供，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02页。那么此次演习的目的何在？它要防卫的敌人又是谁呢？我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车河流域
关东军用尽各种手段对车河流域的百姓进行了残酷迫害，其中包括屠杀、强奸、细菌试验、毒气试验及毒气球爆炸验等等。究其原因，车河流域乃是进入八路军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北入口。当年这一带曾归属承德县，且又为热河省公署直辖。因此，承德的军、警、宪及讨伐队每次进山扫荡都要路过这里，而柳河口又是他们进入车河流域的必经之地。
卡茶山之谜
日军特意从承德经柳河口运来的不明之物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又要连同运来的石块一起埋在卡茶山上呢？这始终是当地人的一个不解之谜。
当地的村民们都深信，不明毒物就是从日军在卡茶山掩埋物体之处散发后，才使得人们患病的。但我认为事情可能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当地人患病是在日军掩埋不明之物一年后才发生的。况且日军想要搞试验，则根本不必如此费力地埋些什么毒气之类的东西，只要投放些培养后的虱子就极容易使当地爆发一场流行性斑疹伤寒。因此我认为，无法确定卡茶山上埋的就是毒气。
臭雾之谜
我认为柳河口上空的臭雾或许是日军飞机喷洒的毒气被五凤楼山上的流雾带过来的。据当地村民讲，日军的飞机每天都在黑河上游和成功村一带的上空转悠。因为面对着藏在深山密林中的八路军，所以日军也只能采用飞机低空喷洒毒气的方法来消灭他们。若真是空中喷洒毒气的话，那么随风飘到柳河口一带也就不足为奇了。假如喷洒的又是持续性毒气，则这种气味的滞留时间还会更长一些，所以人们闻到毒气后，自然就会感到头痛恶心。此外，我还听当地人讲过：“事先也未听说日军要搞什么试验呀？”的话。由此可以认为，投放毒气之事并不是当地驻军干的。因为日军也同样驻扎在村里，如果不事先有所准备，他们也同样会受到毒气的伤害。
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在给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也提到了日军投放毒气的方法。他说，喷射毒气后，30分钟之内天空呈灰色雾状。用炮弹发射毒气后，无风时毒雾弥漫范围可达300平方米，顺风时可飘至7～8里地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聂荣臻致中央军委电（1938年11月3日），（1）—715，第48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87页。之远。由此可知，若用飞机喷洒毒气的话，其覆盖范围肯定会更大。
与柳河口相比，车河堡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因车河在这里分流后又进入了五指山抗日根据地，所以车河堡一带遭日军逮捕杀害的村民极多，而且各种中毒死亡者也不计其数。
“雀盲眼”之谜
据当地村民讲，当年配给的食盐中有黑色的小颗粒。人食用后，双目失明且又意识不清，此现象在本村和邻村都发生过。这黑色的小颗粒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想，此事还有待进一步向专家们请教。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气球炸弹之谜
据当地村民们讲，他们把落到山上的那些大小不一的气球割开后，里面立即喷出一股气体，人一闻就出现眼睛流泪、头痛、呕吐及头昏等症状。此后，当有人将气球捡回去用作铺盖时却发现，其材料既不是塑料，也不是纸和布。因当地人还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所以就把它说成是用“日本纸”（和纸）制造的，而且人们还说，当时并没发现粘贴气球用的糨糊痕迹。不仅如此，据说气球溅落的草地都枯黄了，人接触后也出现了体内水肿及皮肤溃烂等症状。因此使我想起，七三一部队林口防疫给水支部长癡原秀夫的供词中就有一项涉及到了气球炸弹之事。见原秀雄供词，载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第160—161页。
癡原供词中的第五项：“经纬度炸弹”（气球炸弹）
“林口防疫给水支部的细谷少佐曾对我讲过，从昭和18年（1943年）起，内藤中佐便与陆军科学研究所的工程师们共同实施起了‘经纬度炸弹’的研究计划。
据细谷分析，它可能是在气球上安装了引爆装置后，再将炸弹吊在气球上的一种武器吧。一旦气球飞临所需到达的经纬度时，引爆装置会自动点燃炸弹引信，使炸弹落下爆炸（也可以将炸弹换成细菌弹）。
我认为这种气球炸弹的试验，多半是在筑波山或东京附近某个气象观测所的山上进行的。因为只有那里地势高才便于气球上升。此外，我还记得在《每日新闻》或其他什么报纸上也看到过这类报道，说是美国洛克西的山火就是因气球炸弹落下而引发的。
另外，由于制作气球的材料是丝纸，因而导致当时生丝市场上的价格一度飞涨。”
除此之外，在常石敬一编译的《目标石井部队》中，还收录了编号为资料45、68的两份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关于“洛克西气球爆炸案”的调查报告，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改造后的气球炸弹有可能在特定地域中落下”。
据武田英子的《地图上消失的大野久岛兵工厂》中记载：“早在1933年，日本就有了开发气球炸弹的设想，当时吴东军还特意试制了一个小型样品。但直到1942年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才开始对此进行全面研究。至1944年初，才将图纸最终交给陆军兵器总部兵器需品料去负责制造。正式生产气球炸弹时，兵器需品料还从全国各地的丝纸业者及明胶业者手中收购了大量的原材料”。引自武田英子：《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屿·大人野岛毒气工厂》第146页。
另据报道，当年军方还动员女学生们参加了糊制丝纸的劳动。见林英大：《女人们的气球炸弹》，亚纪书房1985年版。
据说从1944年11月至翌年4月期间，从日本的茨城县大津、福岛县的勿来、千叶县的一宫先后放飞了直径10米的气球炸弹9300只，它们借助于偏西风慢慢地向美国方向飘去。但据美方当年7月20日的统计，这些投放的气球炸弹中，真正飘到美国本土上的只有285只。可能是考虑到昼夜温差大及远距离投放等因素，此次投放的气球上并未携带细菌弹，仅携带了自动引爆装置和炸弹（燃烧弹 2～4 枚，杀伤性炸弹15公斤）。
车河堡一带落下的气球形状大小不一，但直径都不大。很多村民都说没看见飞机投放气球的事，那么气球又是从哪里飘来的呢？但有一个人分析说，大概是飞机走后人们才发现气球的，所以我也认为气球很有可能是从飞机上空投的。很难想象当时从承德离宫放飞的气球上会装有一种能自动控制它降落到超过1000米高的群山中的装置。
那些从飞机上投放的气球确实携带着毒气炸弹，或许其中也携带有细菌武器。但车河堡一带出现的口鼻出血及皮肤溃烂等症状绝不是病毒引发的流行性出血热，而是糜烂型毒气所产生的症状。
1938年8月23日《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在赤湖两岸的激战中，日军于22日拂晓使用了大量的剧毒武器，造成众多中国士兵口鼻出血”。引自1938年8月23日《新华日报》文章《日军在赤湖放毒，我两营官兵中毒》，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68页。此外，1939年11月20日顾祝同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也说：“日军向我浩山北阵地进攻时，使用了大量毒气，导致众多士兵口鼻出血牺牲。经军区检查后证明，日军使用的是窒息性毒气弹”。引自上饶顾祝同致何应钦电（1939年11月20日），（2）—787—2760，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84页。上述事件都发生在江西省。另据当年曾在迫击炮队服役的北村伊助作证说，1938年10月下旬的武汉作战中，奉中队长深谷大尉的命令，我们向敌人阵地发射了30枚窒息型毒气弹。见北村伊助笔供（1954年7月20日），（1）—119—3527，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88页。
1941年6月29日，国民党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经检验判明，日军使用的是糜烂型芥子气和窒息型（碳酰氯）与喷嚏型混合剂的毒气弹”。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致何应钦电（1941年6月29日），（2）—773—872，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00页。
虽然我不清楚车河堡的受害村民究竟是什么病症，但从症状来看，当地村民一定是受到了混合型毒气的感染，因为混合型毒气造成的后果大体与当地受害者的症状基本相似。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日文传单之谜
据高杖子的村民说，日本飞机飞抵这里时曾撒下了日文传单。当时村里没有日军驻扎，而且来的也不是中国飞机，很显然日本飞机并不是冲着日军来的。那么向不懂日文的中国百姓空撒传单，其目的又何在呢？我认为这又是一种新的细菌试验。
据从承德陆军医院去七三一部队工作的上田弥太郎在1954年9月3日的供词中讲：
“在此期间内，我充当小林信的助手也参加了细菌传单的研制工作。做法是用混入细菌的墨汁来书写传单，以此来测试细菌在自然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和细菌的生存数量。在三个月里，我这个助手干的就是制造细菌传单的工作，目的就是使之成为细菌战的一环。引自上田弥太郎笔供（1954年9月3日），（1）—119—2，851，第6号，载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第220页。
我认为，向高杖子村撒细菌传单也是日军的一种山地试验吧。那么村民们吃了田里的蔬菜后肯定会得病的。但污染蔬菜的又是何种细菌呢？这将是个永远的不解之谜了。
细菌弹之谜
我在承德市采访了赵锡廷先生。赵在年轻时曾担任黑河、车河一带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财粮助理。据他讲，日本飞机来时曾投下了装有苍蝇和蚊子的瓦罐。所谓“瓦罐”就是一种用泥土烧制的容器。
前文中提到的张希阁先生，如今是承德市的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医务工作者。1949年建昌突发了鼠疫，患病者达2800多人。他为此从哈尔滨调到了赤峰。据张先生讲，此后他也听过1945年3～4月期间，日军飞机在五指山一带投放了细菌弹，若干年后当地还有流行病发生的事。接到报告后，政府便组织人力前去调查，发现当地人患的病服药后就痊愈了，可能不是细菌弹所导致的病因吧。听当地人说，日军飞机投下的瓦罐摔碎后飞出了苍蝇和蚊子。但实地调查时也没发现瓦罐碎片之类的东西，而且也没听说当年的在山里的八路军和百姓为此患病的事。从当时的调查来看，村民们都是听别人传说的，没人见过瓦罐落下的现场。不过张先生也说，这件事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才行。
然而据赵锡廷讲，他当年确实看到过这种瓦罐。赵说，瓦罐若采用硅藻土烧制的话，它就具有慢慢分解能力。何况日军飞机投掷的地点又是深山老林之中，且又经过了4～5年之久，当然很难再找到瓦罐碎片的痕迹。这也说明，石井部队当年在研制瓦罐材料上确实是费尽了心机。
原承德专署副专员赵锡廷在采访张希阁先生时，他也谈到了七三一部队。据张讲，他所在的哈尔滨陆军医院学校离七三一部队很近，但双方却从不往来。该部队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也全然不知。只知道学校的铃木三太郎教授与防疫给水部进行过单独联系。1945年8月27日，日军自行破坏了七三一部队的驻地，“咣、咣”的巨大响声不断地从那里传来。张先生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
以上是我在兴隆采访到的“特运处理”、活体解剖、细菌试验、毒气试验以及气球炸弹等方面的真实记录。不可否认，日军的上述种种罪行都与七三一部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所谓的“细菌战与毒气战”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指挥官的一声号令之下，全线展开了排山倒海似的战争场面。其实它只是战争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