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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遗骨都是些什么人呢？是家庭里撑门立户的男性？还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呢？”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在怅然无语中，团员们在烈士碑前沉默良久，最后才走下山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后记
1991年9月下旬，该写真集总编堀江在给身处宫崎市的大贺打电话时说：“大贺君，我打算出版一本写真集，届时请多帮忙，如何？”此外，堀江还跟同为教师的木村谈过此事。“难道就不能把中国政府提供给我们的照片资料制成写真资料集吗？”在此后的旅行中，我们一直探讨着这个问题。
真的要出版这个集子时，不但需要资金，而且还要撰写文章。不过，这些倒不是什么大问题。考虑的只是自己手里掌握着日军当年侵华时所犯罪行的证据，而我们也确实有责任将这一历史真相公布于世。“干吧！”虽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就这样将此事敲定了。
其后，我们又把该计划分别告诉给了熟知日中历史的永井（和平之旅团长）、担任和平之旅宣传工作的西尾和井元，以及该组织在广岛县福山市的10人小组组长西本。大家又重新商量后，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编委会。
编委会的分工如下：堀江和木村负责全面工作，并撰写“序言”部分的稿件；永井、西尾及井元负责第一部中61张照片的编辑、翻译及选稿；在报社工作的大贺负责第二部中的“第二次和平之旅”的编辑和选稿工作；福山市的西本则担任书中的年历制表任务。而第二部中所使用的照片，则在“和平之旅”的第二次行动中，由大贺和井元来拍摄完成。
“怎样处理写真集的结构呢？”反复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了如下原则：“照片就是事实，它显示的就是当年侵略的历史实况。如何分析和判断他们，则任由读者去做。”
第一部中有很多令人惨不忍睹的照片，在如何处理上编委会发生了争论。有的建议“干脆放大登出”，也有人主张“把照片再缩小点”。建议放大一点的理由是：“我国政府非但不认真处理战后遗留问题，反而还打算向海外派遣自卫队。通过这些照片，让它反思一下过去日本在亚洲各国的所作所为吧。”而主张缩小的一方则认为：“篇幅有限，缩小一下图片，可相应增加一些其他内容。”因双方争执不下，意见不能统一。最后，总编也只是强调了一下编写真集的宗旨，并未对双方的主张加以干涉。
第三部中之所以刊登了一些当年的新闻报道，是因为当时的舆论宣传已成为侵略战争的吹鼓手。他们助纣为虐，散布谎言，其目的就是想让大多数国民相信：“日本走向了战争，也走向了胜利。”
在编辑这部写真集之际，恰逢我国的政治迎来了一个新的大转换期，国会正围绕着是否向联合国维和组织（PKO）及其维和司令部（PKF）派遣自卫队问题，展开着激烈的辩论。而以原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为首的“日本在国际社会所起作用的特别调查会”，也于2月20日在国会的答辩中，提出了应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自卫队的主张。在此情况下，曾主张永远放弃战争的日本和平宪法，便逐步被所谓的“专守防卫”所扭曲，以至最终达到准许向海外派兵的目的。
倘若如此，不就等于说允许日本自卫队拿着日本造的武器，打着“国际贡献”的旗号，又可以再次去他国杀人了吗？战后，始终回避战争责任的我国政府，无论怎样高喊“为国际和平做出贡献”的口号，也从未获得过亚洲各国国民的欢迎。不仅如此，人们仍一如既往地对它保持着高度警惕。如今在全国各大报社中，也有通过社论来支持小泽议案的。这就是当年那种制造舆论、鼓吹战争的再现。既然已公开出现了允许军事行动的主张，那也就意味着日本的政治已开始走向了危机。
1991年确实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和平之旅”第二次组团访问了中国，并得到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上溯60年前，日军制造的“柳条湖事件”，正式引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在20年前，日中两国在恢复邦交关系的同时，又在建交公报上共同发出了为和平而努力的誓言。既然如此，还是让我们重温一下日本国宪法的前言和宪法第九条之规定，以及日本国民向全世界宣传的和平誓言吧：
……日本国民愿意恒久和平，自觉加深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决心以相信爱好和平的诸国民的公正与信义，来保持我国的安全与生存……
〔第九条〕（1）日本国民坦诚地希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日本永久放弃国家发动战争、武力威胁及行使武力的权利。
（2）为达到前项之目的，国家不拥有陆海空及其他兵力，不承认国家宣布的交战权。
在本写真集出版之际，谨向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具岛兼三郎先生、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先生、福冈大学教授西有厚先生、在福冈县国际交流课担任翻译的青木丽子先生、鲛岛礼子先生、九州大学助理教授翟林瑜先生、出版社的西川义夫先生以及给我们提供资料的每日新闻社、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穗访社、青木书店及历史学家陈平先生表示衷心的谢意。
1992年6月记“中国和平之旅”写真集编辑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