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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道行歌大道行歌（2）
随后，邓小平也走出国门，连续访问了当时最发达的两个现代化国家，美国和日本。在国外，他最大的兴趣是参观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不难想像，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该使他多么地心潮难平。
在日产汽车的车体工厂里，他参观了自动化程度达到９６％的流水线，了解到这里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比中国的“一汽”高了将近一倍，感慨地说：“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
他说：现代化，５０年代一个样，６０年代一个样，７０年代又一个样。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２０年、３０年，有的方面甚至是５０年。
他的这些思考和感慨，不经意间浓缩到了一段人们已不陌生的对话中。
在日本，邓小平乘上了新干线高速列车。他要亲身感受一下这个高速行进的时代。
邓小平：那是农民的宿舍吧？
翻译：普通市民的房子。怎么样，乘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想法？
邓小平：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地传达出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的急迫心情。
正是从２４年前邓小平谈论他的这个感受开始，中国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和历史方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邓小平同期声】
中共中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是要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搞了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要走出历史的阴影，需要黄钟大吕般的声音。
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
现代化建设，从此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必须一天也不耽误”，“要横下心来，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中国，开始踏上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长征之路。
晚年的邓小平，以自己不多的余年，为中国的未来开辟了一条通衢大道。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日，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６０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的采访。
当这位美国记者问起邓小平每天工作多少时间的时候，邓小平回答说：两个钟头。记者以为自己听错了，竖起两个手指头又问了一遍。当他确信自己没有听错时，不禁大为惊讶。
难怪记者惊讶，领导这样一个大国，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每天该有多少事务要处理，两个钟头怎么能够用呢？
当然，这位外国记者还不了解邓小平。工作的时间是两个小时，思考的时间是多少呢？邓小平说：“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
邓小平的脑子里，经常思考的是什么呢？他说：自己主要是想大事，管方针，抓头头。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要做的主要是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而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
抓住这个核心，邓小平决心为中国、为社会主义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并没有搞清楚。
大道之行，路在何方？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说出了他所思考的一件最大的事情。
第七章 未来情怀未来情怀（1）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邓小平
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邓小平显得如此的神定气闲；
坐在辽阔天空的飞机上，邓小平常会这样久久地俯瞰；
望着蔚蓝的大海，邓小平心潮又该是何等的澎湃？
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脚步都是这样的踏实、沉稳。
他曾对外国友人说，要看古代的东西，中国可多了，不过，只看到过去不行，还要看到现在，特别是想想未来。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２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植物园参观。当他看到一棵不知名的树木时，就好奇地打听这是什么树。专家告诉他，这树在当地叫发财树。陪同他参观的女儿风趣地建议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吧。”邓小平深情地答了一句：“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让全国人民都发财致富，这是邓小平最深切的未来情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未来模样应该是怎样的？邓小平的回答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允许有条件的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就萌发了这样的设想：“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国情下，这无疑是打破平均主义束缚，释放生产力发展的能量，尽快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
很难说中国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但其历史悠久则确凿无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大锅饭”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城市，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在农村，社员吃生产队的大锅饭，生产队吃公社的大锅饭。
这一吃就吃了２０年。国家的经济效益和群众的劳动热情受到了伤害。
在低效率的平均和提高效率的暂时不平均之间，中国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
真是一试便灵。
“万元户”，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名词，今天已经很少人提起了。
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能够达到一万元，是先富裕起来的典型，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今天没有人再提起它，是因为这个数字已经不能反映中国人今天的富裕程度。
这中间，也不过就是２０年的时间。
正是有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中国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在今天才如此充分地涌流。
正是有了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天才有了如此的辉煌。
但是，这还不是邓小平心目中未来中国的全部景象。
在他的设想中，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他说：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在《邓小平文选》里，有许多这样的假设：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９０％的人生活富裕问题。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１％，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中国要解决１０亿人的贫困问题，１０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第七章 未来情怀未来情怀（2）
一个又一个的“如果”，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表明了这个问题在老人心中的特殊分量。
退休后的邓小平，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共同富裕，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事关民族复兴的大局，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充满诱惑的未来。１９９３年９月，在和弟弟聊天的时候，他甚至说出这样的心里话——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邓小平甚至具体地提出了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１９９０年，中国提前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邓小平从政治高度提出了共同富裕的问题。
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在１９９２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又提出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时间安排。
他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年年底，他更明确地提出了研究分配问题的任务。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参考消息》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文章认为，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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