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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长伴老母，于愿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践也。”
新婚之夜，她对真生坦言：“妾所以乐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寂寥也，诚以闺阁之身，‘然酬应如勾栏，所不堪耳……”她从来没有得到“家”的温暖，没有得到“人”的身份，于是这一点关怀就让她恋恋不去。杜丽娘的惊梦寻梦，乃是青春的觉醒，而对沦落无依的她，连青春的悲哀都太奢侈了。也许她太实际、太庸俗，但出身勾栏的微贱女子，如何能主宰自己命运，她已做了所能做的最大抗争，在她身上，何尝不闪烁着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光辉。
明末小说《欢喜冤家·黄焕之慕色受官刑》的女主人公了凡，有几首诗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旋蓄香云学戴花，从今不着旧袈裟。
宁操井臼供甘旨，分理连枝弃法华。
越宿顿知鸳被暖，乍妆殊谓凤钗奢。
禅心匪为春心腻，女子生而愿有家。
可为云栖云眠二人作结。
说完了两个年轻女性，不要忘了本篇的第三位女性，真生的寡母。她刚出场，小说就交待她“庭训颇严”，她断然拒绝儿子的求肯，一度成为儿子追求幸福的阻碍，似乎是个冷酷专制的家长。但戏剧般的，又是她亲自将儿子的意中人送到他身边。当她最终知道事情始末时。只是笑着说：“我初不欲为儿娶一道士，今竟得两矣。”显示出她在亲情的温暖之下变得慈爱有人情味了。小说将近结尾处特意交待：“夫人固善弈，自寡居，不暇为之。自得盛，经理井井，昼日无事，辄与女弈。挑灯瀹茗，听两妇弹琴，夜分始散。每与人言：‘儿父在时，亦未能有此乐也。’”试想，除了蒲松龄，谁曾关注过一个盛年寡居的母亲的情感世界？
她的境界也由此更高一层：真生科场落败时，她说：“吾家虽不丰，薄田三百亩，幸得云眠经理，日益温饱。儿但在膝下，率两妇与老身共乐，不愿汝求富贵也。”在礼教的观念中，“家”不过是“国”的缩影，“孝”已经固化为一种行为的准则，几曾见这般表现母子婆媳间浓浓的亲情？
《陈云栖》的浪漫无掩于它的现实性，它的现实性也没有冲淡它的理想色彩。它体现了蒲松龄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更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所必备的对人类普遍的爱。1999年
随笔评论之聊斋四题及其他第23节 “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
“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
——《娇娜》《香玉》中微妙的爱情境界
《聊斋》中众多的爱情故事，基本还是沿袭了从《诗经》开始爱情模式，即以《关雎》为代表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婚姻之爱，和以《蒹葭》为代表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理想之爱。前者又占了绝大部份，（不过，“淑女”替换成了狐与鬼，成为主动进取的一方）。国人对后嗣的关注，已然成了一种宗教情结，在《聂小倩》《花姑子》等篇表现最为突出，这种关注远超出对爱情的关注（宁采臣最缶龆ê湍粜≠唤峄椋必须经过母亲的主持；而母亲同意婚事，是聂小倩解除了她关于后嗣的疑虑。《花姑子》最后一定也要加上“送子”的尾巴）。而最接近代爱情的复杂微妙的，当属《娇娜》与《香玉》。
《娇娜》与《香玉》的题材是容易落入“娥皇女英”的俗调的：始离终合，一夫二妇，团圆到老。蒲松龄的非凡之处，就是在传统叙述语言的制约下意外的突破了简单化的爱情模式。
1延迟与期待——“色受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
《娇娜》中，孔雪笠最终娶松娘为妻，真正的女主人公却是娇娜。孔雪笠与娇娜的关系止于亲友。黄生则云：“香玉吾爱妻，绛雪吾良友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古之所谓“伦常”，是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五伦之中，前面四伦都与宗法等级制度有关，换句话说，就是尊卑定位。独有朋友一伦，虽然可以视为“兄弟”关系的延伸，却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将之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和婚姻关系，而是对共同的“道”的追求。志同道合者，始称“朋友”。朋友的基础就是道义与忠信，“道不同，不相为谋”。儒家对朋友之道，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朋友之道”，仅限于男性之间。第一，女性智慧与能力既然低于男性，自然不可能平等相交（女性间，也只是“伴”而非“友”）。第二，男女之大防不能逾越。即使亲眷间，也要刻意防闲。蒲松龄却明确提出了异性之间也可以做“良友”，不能不说是特别的。
这种友情，首先是建立在性吸引的基础上的。清代小说《林兰香》里，耿朗面对燕梦卿的劝诫，以“卿与我名虽夫妇，实同朋友矣”来搪塞，在这里，朋友一词，决非对她品格的褒扬，而是对她女性魅力的否定。而孔雪笠最初追求的对象是娇娜，吸引他的是娇娜的美貌，可惜娇娜已婚，徒留遗憾。直到娇娜一家遭大劫，孔雪笠挺身相救，两个人的感情得到了升华。黄生最初也不过是出于兼收双美的心理接近绛雪，直到香玉蒙难，他与绛雪在痛失爱人与朋友的相怜相惜中，才达到了默契。
《娇娜》《香玉》所表现的，与其说是介于“友情”与“爱情”之间的感情，不如说是近于近代观念的“爱情”。这种“友情”并不抹杀性别的特征，而是强调了性别的特征，但是又带有精神爱悦的性质，不耽于肉欲，甚至不以婚姻为终极目标。《娇娜》结尾蒲松龄自己这样评论到：“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
为什么“友情”比婚姻更有吸引力呢？传统婚姻是以“礼”的形式承认同居的合法性，以满足家族延续的需要，干脆这么说吧，是奉父母之命的配种。个人感受不被考虑在内。所以它缺少了爱情必不可少的钟情——回应——结合的过程中重要一环：追求直至心心相印。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婚姻的魅力。对此，解决方案是：在家庭中，尊崇嫡妻的地位，又以妾媵加以补充，使家族的需要和个人的需要互为妥协。但是妾往往出自贫家，教养缺乏，可以承受“欲”却难以作为“爱”的对象。于是又有了一种虽不合“礼”却合法的补充方式，那就是妓女。高级妓女受过严格的才艺训练，美丽而浪漫，有资格成为爱慕的对象，追求她们是需要花费相当的金钱、时间与精力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满足了男性寻找“爱”的需要。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历代吟咏妓女的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远远超于吟咏夫妻生活。“色授魂与”是承诺而非完成，是期待而非满足，是性交的无限延迟，是向着爱欲的顶峰的永恒攀爬，所以最富有魅力。
蒲松龄相信异性间亦能达到精神融合的境界，在妻妾、妓女之外，隐然期待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之爱：“知己之爱”，这是很了不起的。
2娇娜和绛雪——异类女人
《聊斋》，甚至大部分明清志怪小说中的花妖狐鬼，其实不过是良家妇女的变身。她们美丽而温良，给穷书生们以性的满足，但又不需要他们负任何的责任。始乱终弃固然要遭到谴责（《窦女》），那只是对民女适用。花妖狐鬼既然神通广大，来去自如，那就一切后果自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典型的男性白日梦。礼教要求女人为了贞节要死要活，小说又要求女人为了爱情要死要活，无非都是成全了男性的私欲罢了，男性自己却可以超然物外，坐享其成。
娇娜却和《乔女》的主人公很相似。乔女拒绝了孟生的求婚，却为他打官司、抚育孤儿成人，“固已心许之矣”。娇娜把婚姻给了一个男人，却把感激、尊重给了另外一个男人。感激之心，器重之意，无疑是爱情基础。她甚至不回避这种感情，也不惮于表达出来。她恪守了礼法，但是又颠覆了礼法。
绛雪呢，作者反复突出的却是她的“无情”。作者把香玉写成牡丹花，而绛雪是忍冬。牡丹国色，香玉妩媚而爱娇；忍冬耐寒，绛雪高傲而素淡。面对黄生的追求，她选择了逃避。直到黄生表现了对香玉真挚的哀痛，她才出来安慰他。即使如此，面对黄生的抱怨，她还是表示：“妾不能如香玉之热，但可少慰君寂寞耳。”——
生欲与狎。曰：“相见之欢，何必在此。”于是至无聊时，女辄一至。至则宴饮唱酬，有时不寝遂去，生亦听之。
这种“无情”乃是保持人格独立的努力。黄生后来也理解并尊重她。比起香玉的忘我之爱，这种保持自我之爱，似乎更合乎近代的观念，而远离传统。
3后神话时代最美丽的神话
总的来说，《聊斋》中的男性比起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要苍白得多。正如叶舒宪在《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一书中指出的，大部分作品遵循的“三部曲”，即：“艳遇（性的满足）——磨难和变化——幸福（人生的满足）”，男性总是处在被动的、受拯救的位置，形象也就大抵苍白甚至猥琐。比如《红玉》的男主人公先是遵从父命背弃了爱情，后来遭遇惨祸，无力庇护娇妻弱子，只会对着红玉“裸跪床头”，着实令人作呕。
《娇娜》《香玉》独具一格。《娇娜》里的孔雪笠以“圣裔”的身份，却结交被视为淫邪化身的狐精，他与娇娜一家的友爱也让人感动。在他们遭雷劫“天罚”的时候，他毅然挺身而出，“逆天”而行，为了所爱陨身不恤。
前面提到，中国人对嗣续的关注，近乎宗教情结。在传奇志怪小说中，多有花妖狐鬼以法术助人飞黄腾达、为人产佳儿的情节，黄生入寺本为求取功名，但对香玉和绛雪，从来不曾有此类期待和要求。
香玉不幸夭亡，由花妖而花鬼，尚缠绵爱恋，最后又因爱而重生，这些描写美丽异常——
次年四月至宫，则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摇摇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许；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笑曰：“妾忍风雨以待君，君来何迟也！”
而黄生入山不返，相约死后魂托牡丹之侧，临终前，他说“此生期，非死期也”。他不再以“人”的资格为贵，宁愿化作“异物”，也要与所爱相伴——
次年，果有肥芽突出，叶如其数。道士以为异，益灌溉之。三年，高数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爱惜，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死；无何耐冬亦死。
这和《红楼梦》里绛珠仙草为报灌溉之恩化身为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后神话时代最美的神话。蒲松龄自己评论道：“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人不能贞；亦其情之不笃耳。”这里的“贞”已经不是对女性单方面的苛求，而是双方对等的对爱情的忠诚。他对“情”的推崇，正与《红楼梦》“以情补天”的观念有共通之处。
孔雪笠和黄生性格迥异，一刚烈，一温和，却都是聊斋里最光彩照人的男性形象。2003年
随笔评论之聊斋四题及其他第24节 岛上“仙侣”，人间怨耦
岛上“仙侣”，人间怨耦
——略论《仙人岛》
聊斋很多故事，都可以做出多层次的解析。《仙人岛》一文，其表层和众多修仙得道的故事并无二致，主人公在仙人的点醒和提携之下，从热衷科名到看破世情，终于也荣登仙列。王勉就成了“地仙”，和芳云长住海岛，做了一对神仙眷属。蒲松龄照惯例加上“异史氏曰”，带着点葡萄酸的说：“地仙许携姝丽，恐帝阙之下，虚无人矣。”其实正是科举的失意，才会产生这样的白日梦。
然而深一层，却是揭示了男尊女卑制度之下，“强势”妻子和“弱势”丈夫的结合带来的婚姻困境。
王勉和芳云这对“才子佳人”的仙岛岁月，是否幸福呢？
王勉自视甚高。崔道人劝他修仙，他“念己才调，自合芥拾青紫，富贵后何求弗得”；跌入海中，被明救起，他夸称：“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狈”；见了芳云之父文若恒，就自吹“某非相欺，才名略可听闻。崔真人切切眷恋，招升天阙，自分功名反掌，以故不愿栖隐”，使文若恒肃然“起敬”。然而偏偏就在芳云绿云两个小女娃的笑声里，被打回原形。小说描写他在人前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