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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每次在语言学院碰到这两位阿姨，她们就说你一定会出现在《 ELLE 》杂志上的。
但愿如此。
当时的我也真地这么想过。
面试结束到吃午饭的空暇时段，我到校园里到处走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校园”这个明确的界限，也就是说，整个大学区没有校墙一类的东西，校区占地广博的绿地、森林，以及穿过校园的河流与公路，和教学建筑群毗邻而居的大学城（Cité U）、私人住宅一齐自然地形成了这一带独特的风景。
午饭吃的是中式宽面条，配菜是用茄块、青椒和丝瓜炖的，很可口。后来才知道这个是不怎么容易碰上的，一个月也就一两次的程度。这也是当天我唯一感到有家的味道的东西。
我置身于这个对于身旁的语言几乎只字不懂的环境中用餐的孤独感受，竟然是我对那天最深刻的记忆。
背景音乐 Dreams e True ＜ 恋人よ＞
埃米莉
埃米莉是我在法国认识的第一个法国女孩。
年方十九岁大眼睛褐色头发直直顺顺身材娇小的漂亮女孩。
关键是人善良。
但善良到什么程度呢？
举例来说之前，先谈一下我个人对这方面的某些偏好。
我基本上，从二十岁开始，或者更早，没有一个准确的起点。也许是一点一滴的量的积累有一天达到质变，也许是某一天早上睁开眼睛，这种所谓的自身的变化在瞬间完成。于是我基本上从这个时点开始，对周围的环境，确切地说是女孩，采取不问青红皂白的主动出击的战略。不言而喻，这样不拘一格的作风有时让我全胜而归，有时仓惶北顾。就像大多数男孩一样，经历了那样的年轻岁月。
而艾米莉对我而言，就像一个晴朗的周日下午，坐在卢瓦河（La Loire）畔的树荫下眺望一望无际的葡萄园的时候，一个大眼睛女孩如同时间自身流逝般自然地走到我身旁对我说 ： 你好你知道为什么苹果会落在地上而不是飞上天吗？如此这般的温馨感受。
好了，抒情完毕。
下面举例来说。
埃米莉是语言学院西班牙语系的学生。校方为了帮助新来的外国留学生，每周安排了一次同法国学生的交流。也就是通过日常接触，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但其实对当时的我来说，这种交流也就停留在幼儿园大班、顶多小学低年级的水平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来到普瓦捷的第二个星期就结识了埃米莉。我所在的小班有二十二、三人，具体数字不详。上课的每天大约就十五、六个吧。总会有缺席，全勤的则没有。七个中国人，六个青岛一个北京；六个墨西哥人，一对双胞胎波兰嬷嬷二人组（足可以作《丁丁历险记》中杜邦和杜帮的对手般有趣）；一位阴郁的中年希腊左巴，一个学电影的韩国严肃女人，一个立志成为环法自行车赛手的漫画日本少年，一个大胸脯的白俄罗斯妖冶女郎，一对台湾妹二人组（一个可爱会撒娇，一个属于电灯泡跟班那种典型组合）
而艾米莉所在的“救助会”小组则是七个人：两男五女。
按比例来说，是一对三。
第一次所谓的交流还真是热闹，救助会员们还自备了饮料和小吃呢。那景象如果把声音滤掉可能让人以为是世界大同了似的。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到了第四周坚持参加交流的语言班学员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一对七。
我是属于好胜心强的一种。起码到法国的初期是这样的。现在想想都不得不为自己那时的好强而感动。一对七就一对七！但很快头脑就处于极端的混乱状态，七位法国同学（其中一个是意大利籍）也很快从我的眼神中领悟了我的茫然，于是，只留下埃米莉和我单独交流。
大家可能要问，这不是很好嘛。
的确很好。就通常意义而言。
其实从第一天起，我和埃米莉就基本上处于二人交流状态。她总是那么静静地听我说。因为那时我的法语水平表达还可以，听则几乎完全不懂。有时我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于是就生起自己的气来，埃米莉这时就会笑笑说（真的笑得非常非常的灿烂）：没关系，没那么严重。然后就会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笑，像哈桑姆Hassam的静物画《花室》一样恬静的笑容，直到我不再别扭为止。
有时候交流到一半，听到其他班下课，我就跑出教室到走道里找中国的女孩搭话（这个可不含糊）。这时候讲法语时的拘谨和局促就换成天河倒泻一般的侃侃道来。埃米莉这时也会跟在我身边挎着我的胳膊，笑眯眯地看着我泡美眉。我不时不无得意地看她一眼，又一次还指着一个说：这个将是我的第七个女朋友呦！艾米莉还是挎着我的胳膊，像我的守护天使一样依在我的身边。
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是之后很久的事了。
就是这样善良、可爱的女孩埃米莉。
这之后两年，电影《 埃米莉？穆兰和她的幸福人生》出炉，我当时在南部城市蒙彼利耶和纪子看这部片子时突然想起这个同名的法国女孩。
也许是命运的关系，这之后再也没遇上比埃米莉更善良、更可爱、更依人的法国女孩，我也从未交过法国女朋友。
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仅把本文献给神曾赐予我的女孩埃米莉。
背景音乐 David Hallyday Tu ne m’as pas laissé le temps
老高故事 二
老高九五年离开了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工厂，开始了自由职业之路。和三哥、五哥一同踏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高氏三兄弟联手江湖的情形想必很了得。先是经营粮食批发，后又搞运输，股票认购证也买过，为此老高也差不多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虽然有时候住二十块钱一晚的旅馆，睡觉时还要抱着皮包以防被窃；虽然常常因为没门路遭人白眼，从菲薄的利润中拿出回扣的份额；但一是好奇，按老高自己的话说就是“好玩”，本来么，连八年下放都“好玩”，还有什么不好玩的；再有乘着一面做生意，一面游山玩水，对老高而言，下海的那几年竟成了人生中内容最丰富的回忆。
小本经营，再加上可能也不太有经营头脑，高氏三兄弟的生意终究没能壮大。如果同付出的艰辛和精力相比，赚的那点钱也算不得什么了。三哥于是联合了二哥办起了老人院，倒是出乎意料的红火；四哥五哥开了餐馆；不管怎么说，这个家族的人生剧本还真是跌宕起伏。老高在这期间从已停薪留职的工厂分到了迟来了十年的房子，两室一厅，虽然格局小里小气但总算有个窝了，四十六岁的老高总算不住工厂宿舍了。老高物质上的要求本就不高。
到了这个年龄，一般人恐怕早就老婆孩子热床头（不是热炕头的年代了）了。可是老高却完全还是一幅单身汉的劲头乐此不疲。老母亲和五个哥哥急也没有用。皇上不急太监急。
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出国也越来越容易了。老高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中。
“我这个年龄还能不能出国呢？”
弄不明白。
但这些年不平坦的人生经历让老高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去尝试——不试怎么知道会不行。于是老高开始给法国几所公立大学写信。当然用中文，然后跑到南京大学外语系女生宿舍找人译成法文。
“为什么专找女生呢？”我不解地问。
“小姑娘有趣得很，和她们谈得来。”
言之有理。
一般译一封信要五十元人民币。和法国大学如此这般地通了一年的信。这种复杂冗长的操作过程老高是如何完成的无法想像。像我这种周围的亲戚朋友中几乎一半和法国打交道的，办理留学签证时还常常四顾茫然，相比之下，看来老高的体内还真是蕴藏着某些巨大的能量和耐性。
九九年底，老高接到普瓦捷大学语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相关一切合法手续（那时签证法国还不需要语言学时证明）；上海领事馆大概也被老高的精神所感动，顺利放行。从领事馆出来，半年前连护照什么样都不太清楚的老高真有点不相信这一切的真实性。
接下来是筹钱。几年下海攒的钱本就不多，为了买房子还用了一部分，剩下的加上买断工龄所得，也还不够的样子。“穷家富路”嘛。老母亲这下又着急了，毕竟是疼小儿子。对其他五兄弟说：“我老了，留下棺材本就行了，老六出国的钱你们一定得出。”
五兄弟均已成家，兄弟一心，但兄嫂终究没到亲如一家的地步。免不了推三推四。但最终五兄弟都出了自己的份（看来高氏五兄弟都不惧内）。换了五万法郎，带在身上怕不安全，做成汇票一张汇向法国。但问题还是出在了汇票上，这又是后话了。
为了出国特意买了一只特大号的皮箱。但如何把它装满又费了好一番功夫。老高是一个铁定想不到往箱子里面塞十包干泡面和压缩木耳的人，甚至连吃饭的筷子也没带上一双。还是二嫂比较体贴，给老高买了几件“三枪”内衣，几双袜子。老高上飞机时身穿唯一的一条黑色西裤，足登一双花花绿绿的旅游鞋，一件青不青兰不兰的双排扣西装，外罩粗呢中长大衣。除这身行头之外再无第二套可换衣物。
“我们完全想不到的！乖乖，想不到！”
老高穿着棉毛裤，坐在床上，隔着不知名的书本文件堆积如山的书桌和我讲这些事情。浴室里那条唯一的黑色西裤正挂在衣架上往下滴水，“洗了之后才晓得没得可换。”我抱着准备煮意大利面的全套用具，笑眯眯地听老高说完，发问道：
“晚饭怎么办，我给你也煮一份吧。”
“不用不用，饿一顿关系不大，不劳您费心。”老高连连摆手。
手非常之大，而且厚实。
“老高，直接叫我名字好了，什么‘您’哪，太见外了。”
“好好。”老高确认。
“老高再见。”
“再见，好好，再见啊。”老高穿着棉毛裤把我送到门口。
我甩了一下头发，走到电梯钱用手肘揿下电钮，楼层的显示灯于是以相当不慢的速度向上格格攀升。我的脸上还留着淡淡的笑意，和 老高每次谈话之后总会这样——世界变得简单，人生变得充满乐趣。
电梯停在10楼，们“倏”的一声打开，我半低着头往里闯，险些和一个人撞上。两个人几乎同时“啊”了一声，然后退后半步。
站在电梯里的是一个个头小小的东方女孩，从脸上的化妆明显看出是日本人。眼睛大大的。少女的印象，成人的眼神。
“对不起。”我微笑着用法语说。
她望了我一眼，然后笑笑，走出电梯。
我随后迈进电梯，这次用鞋尖按下1层。电梯门 合上时，我轻吁一口气，然后打量在电梯镜中映出得自己：清爽的发型、阿迪达斯运动衫，抱着煮意大利面的炊具。镜中人向我挤一下眼睛，我也回敬以同样的表情。
背景音乐 格子队 ？ True love ？
姊姊妹妹
学好一门外语，关键是要多听多讲，多和这个国家的人交朋友。
这个道理恐怕谁都明白，但做到却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对一个刚到国外几个星期的人来说。
于是，美国人和美国人在一起；瑞典人和瑞典人在一起；日本人和日本人在一起（这个尤其严重）；墨西哥人和墨西哥人在一起更是肆无忌惮且不分场合地讲大分贝的西班牙语（活像母狗叫春一样），有时真地很烦人，尤其是在法语不懂、西班牙语也不通的时候；
中国人呢？
分类就更细腻了：首先是本地区讲同一种方言的理所当然地团结在一起（北京人、上海人除外）；然后是被同一中介办理出国的，相互间也产生出类似战友的复杂情结；再有就是清高的，独来独往、来无影去无踪的，这类人不去刻意的接近某一个圈子，某一个圈子也并不宽容地接纳这类人，责任其实是相互的，但谁也不会去花时间深究这个无聊的课题，这种细分是在肉眼看不见的情况下瞬间内完成且坚不可摧。
我在普瓦捷最初的一个月，比较趋近于那最后一种。
也不是没想过打一通电话，约埃米莉到中心广场的露天咖啡座晒晒太阳喝喝果汁什么的。但现在回想起那时心灵上的疲惫，真的是连打这通电话的力气仿佛也挤不出来似的。想到由于语言上的障碍造成的沟通上的步履维艰，那种让人神伤的失望就会一下子涌遍我的全身，从而带动情绪上的进一步疲惫。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结识了一对来自台湾的姊妹。
姐姐美芳大我两岁，读语言DEA （博士预备班），因为本身也是淡江大学毕业的，所以准备毕业后回台湾到淡江大学教法文。妹妹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