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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吏无法舞文弄权。从此澄清吏治，使官管行政，吏主事务，比元朝乌烟瘴气的政治气候纯净了许多。朱元璋以为“天下诸司，尽皆赃罪 ”，无吏不贪，所以要用严刑酷法来驱使官吏廉政爱民。官吏在峻法之下，战战兢兢，惟恐犯禁，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史称“洪武以来， 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 综观洪武全朝，高级官员中敢违禁贪赃横索无忌者，并不多见，充其量无非是各地方官或粮长之类的小打小闹而已。
第五章 极权政治
一 无情打击 杀尽功臣为儿孙
俗话说 ：“狡兔尽，走狗烹 。”革命功成，天下抵定，龙袍加身，朱元璋开始利用特务组织对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清洗。
开国元勋李善长在朱元璋封赠的功臣中位列于第一，朱元璋把他与汉初的萧何相比，因此对他的猜忌也最大。李善长在受封的第二年即被迫称病退休，回家闲居。朱元璋仍不放心，非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终于在九年以后，借胡惟庸谋反案把李善长牵连进去；并指使朝廷的监察官员指控李善长知情不报，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行。恰巧当时天象上出现了预示灾异的星变，按古代的政治迷信，必须杀大臣才能压住可能出现的灾难。朱元璋遂乘机下诏处死李善长。他全家七十余口也全都惨遭杀害。
刘基（刘伯温）足智多谋，料事如神，并博通经史，曾经为朱元璋平定天下数出奇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朱元璋却嫉妒他的才干和威望，在明初大封功臣时，只封他一些虚职，并且在第二年即迫不及待地命他回家养老。刘基在乡间隐居，闭门谢客以躲避灾祸， 可是灾祸仍无情地降临到他的头上。 对他心怀不满的胡惟庸向朱元璋诬告，说刘基试图在一处有“王气”的地方为自己建造墓地，居心不良。朱元璋本来就对刘基心怀戒备，因此很容易就听信了这些谗言，下令剥夺刘基的俸禄以示惩罚。刘基诚恐惶恐地赶赴京师向皇帝请罪，不多久即因恐惧和忧郁而身患重病，后来因吃了胡惟庸派来的医生开的药而不明不白的死去。据野史所说，实际上是朱元璋指派胡惟庸毒死了刘基。另一个功勋卓著的大将徐达，也死得不明不白。朱元璋表面上常对徐达称“布衣兄弟 ”，十分慷慨地赏赐给他许多财物，封他为魏国公。可是在内心里却时刻想把他除掉。明洪武十七年，天象上出现了以下犯上的凶兆，朱元璋顿感不安。他把这个凶兆应在徐达身上。第二年，徐达身患重病，背部长了一个痈疽。传统医学认为，患这种病的人最忌食用鹅一类能致病“发”的食物，可是朱元璋却特意派人给他送去蒸鹅。徐达知道皇帝是要他的命，在含泪谢恩后，不得不吃下御赐的“嘉肴 ”，几天后即含冤死去。
对于功高名重的开国元勋，朱元璋或诬陷他谋反，或采取暗杀手段。对于一般功臣则公开地杀戮。冯胜在朱元璋所排列的功臣榜中名列第三，算得上是功勋卓著之辈，但是却因不得朱元璋的欢心而被赐死。其他一些功臣如傅友德、廖永忠、朱祖亮、胡美等人也都被他“赐死”。对这些人“赐死”时， 有的捏造了一些无端的罪名，有的则根本没有任何罪名，实际上也不需要罪名。因为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这就是专制君主的原则。朱元璋所杀的人绝不仅仅是几个功臣，还有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宰相胡惟庸谋反案，杀人达三万之多。洪武二十六年，大将军蓝玉仅因居功自傲被杀，不仅其三族亲戚被抄斩，而且株连达一万五千余人，全部遇害。朱元璋对臣民的迫害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代的君主，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为血腥的一页。
不但列将以次诛夷，甚至坚守南昌８５日，力拒陈友谅，造成鄱阳大捷，为朱元璋奠定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养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养子亲甥李文忠，十几岁便在军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诬为有政治野心而被毒死。
除大规模诛灭武将外，朝中文臣亦不能幸免。先后有礼部侍郎朱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吏部尚书余（火气）， 工部尚书薛祥秦逵，刑部尚书李质开济，户部尚书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许存仁，左都御史杨靖，大理寺卿李仕鲁？？等伏诛。外官也有苏州知府魏观，济宁知府方克勤，番禺知县道同，训导叶伯臣？？等相继被杀。茹太素刚直不阿，几次为了话不投机被廷杖、降官，甚至镣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赐宴，朱元璋赐诗说 ：“全□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太素磕头续韵 ：“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朱元璋听了很受感动，可不几天还是把他杀了。
地方官吏也时常有无故被杀者。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上计吏到户部，计算钱粮军需等帐目，府合省，省合部，层层上报，一直到部里审核报销，才算手续完备。钱款数字有分毫不合，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得重新填造。由于各布政使司远离京师几千里，为了免得部里挑剔而来回奔波，上计吏照例都带有预先备好的盖有骑缝章的空印文书，遇有驳回，随时填用。这本无可厚非，且盖有骑缝章，他用不得。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发觉此事，以为其中定有弊端，大发雷霆，下令将地方各衙门的长官主印者一律处死。
惧于官府严厉酷刑，许多人有意逃避做官。但是，“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捕京师面审。 在回说，“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时犯了“红寇”的避讳，朱元璋特派法司将他押回原籍处决。苏州人姚润王谟被征不肯做官，也都一并处死，全家藉没。
洪武朝臣幸免于难的，仅有几个例子。一个是大将信国公汤和，原是朱元璋一块长大的看牛伙伴。晚年之时，见徐达李文忠已死去多年，也知道朱元璋对兵权在握的大将们时有防备，便首先告老交权。朱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给他在凤阳建造府第，赏赐稠渥，特别优厚。总算是老有所终。
还有一个是御史袁凯。一次朱元璋要杀许多人，叫袁凯把案卷送给太子覆讯，皇太子主张从宽。袁如是回报，元璋问 ：“我要杀人，皇太子却要宽减，你看谁对 ？”袁凯不明就里， 只好说 ：“陛下要杀是守法，东宫要救是慈心 。”朱元璋大怒，以为他两头讨好，要不得。袁大惧，遂装疯卖傻。元璋说疯子不怕痛，要人拿木钻刺他的皮肤来看他是否真疯。袁凯咬紧牙关，就是不喊痛。回家后，又自己拿铁链锁着脖子，蓬头垢面，满口疯话。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又派人去假装招他作官，袁则对使者怒目瞪视，自个儿高唱《月儿高》曲，爬在篱笆边吃狗屎。使者回报说果然疯了， 朱元璋才不再追究。实际上， 袁凯吃的“狗屎 ”，是叫人用炒面拌的砂糖，捏成一股一股的，骗过了朱元璋。
洪武二十八年， 朱元璋正式颁行《皇明祖训》。这一年朱元璋已是６８岁衰翁了。在此之前，桀骜不驯的元功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豪绅也杀得差不多了。朱元璋踌躇满志，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皇基永固了。这年五月，特别下了一道手令 ：“朕自起兵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鲸刺□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
二 妄加揣度 无端又生文字狱
朱元璋出身寒微，早年曾做过和尚，甚至为了生计偷过东西。以寒微的出身，经奋斗当上皇帝的经历，本该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但朱元璋却为自己贫寒的出身和不够尊贵荣耀的历史经历感到深深的自卑，总是感到人们在嘲笑他过去的贫贱。当地方上的学究们替官僚撰写拍皇帝马屁的应时贺表以卖弄文字时，往往不经意地触犯了皇帝内心深处的忌讳。北平府学教授赵伯彦、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 桂林府学教授蒋质撰写的贺表中，出现一些如“仪则天下”、“作则垂宪”、“建中作则”之类的文辞，文句中的“则”字，本作“法则”、“标准”、“榜样”解，但朱元璋却以当时江南方言中“则”、“贼”同音，便认定这些人是借此讥讽自己的过去，因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乎，这些教授们莫名其妙被处斩。河南尉氏县学教谕许元在撰写的祝寿表文中使用了“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这两句源自两千年前古文的话，无非是许元掉书袋式的卖弄，全属谄媚的谀辞，然而谁也没有料到， 朱元璋以“法坤”与 “发髻”（剃光头发），“藻饰”与“早失”同音为据，认定是在暗讽皇帝早年当过和尚和诅咒明朝的天下“早失太平 ”，如此努
力地向恶意方向歪曲理解，鸡蛋中是可以找出骨头来的，于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的许元也被杀掉了事。朱元璋早年出家当过和尚，当上皇帝后依旧信奉佛教，对来自印度的高僧释来复格外优礼有加。当来复写诗谢恩、 准备告辞回国时， 朱元璋从其诗句中的“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得出了异乎寻常的理解。照字面的理解，所谓“殊域”云云，是和尚来复自指来自不同于中国的异域，“自惭无德颂陶唐” 更是和尚来复自谦自己甚至没有资格来歌颂像古代圣人一样的大皇帝，全是些拍马屁的谀辞。但神经过敏的朱元璋却用算命拆字的方式，确认“殊”字是在暗骂皇帝为“歹朱 ”，“无德” 是指大明皇帝无德。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洋和尚的意料，释来复返国不成，由座上客一变为阶下囚，而且还不止是阶下囚而已，因为朱元璋根本就不听这些人的辩解，释来复很快就和其他人一样被处斩。明太祖时期这样类似的事情太多了，一时间朝廷上负责撰写文件表章的官员们害怕得无所适从，纷纷请求有一个事先得到皇帝认可的文章标准，颁行全国，这样一来，原本就十分程式化的颂圣文字、官样文章，更加变得千篇一律、毫无生气。
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六年，前后经过十三年。唯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编修张某。此人在翰林院时说话太直，被贬作山西薄州学正，照例作庆贺表，表里有 “天下有道” “万寿无疆”之语，朱元璋视“有道”为“有盗 ”，差人逮来面讯。张某据典力争：“天下有道是孔子的格言，万寿无疆是经典里的成语，说臣诽谤，不过如此 。”元璋无话可说，想了半天，实在找不出什么其他的理由，就把他放了。
三 罢相去省 礼乐征伐皆由君
朱元璋继承了历代皇权走向独裁的趋势，对官僚机构大加改革，使其更加得心应手，忠实可靠地为皇家服务。
历史上以巩固皇权为目的的三省制——中书省管政令，门下省掌封驳，尚书省主施行——中书省官和皇帝最亲近，接触最多，权也自然最重。宋代后期，门下省不能执行审核诏令的任务，尚书省官只能平决庶务，不能与闻国政，三省实际上只有一省专权。到元代索性取消门下省，把尚书省的官属六部也归并到中书省。地方则分设行中书省，总揽民政大权。其下的路府州县，分理军民政事。
三省制的实质是把政权一分为三，防止皇权滥用和决策失误。也是一种对皇帝行为的监督和约束。皇帝的诏令照规矩必须经过中书门下，才算合法，所谓“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 ？” 但是皇帝的意志超然于一切法规之上，不愿受此约束。于是便产生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朱元璋要造成绝对的中央集权，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区的政令。布政使是朝廷派驻地方的代表，禀承朝廷，宣扬政令，全国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布政使司，十五年又增置云南布政使司。另设提刑按察使司专管地方司法行政，长官为按察使，主管一区刑名按察之事。布按二司和掌管军政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是朝廷派遣到地方的三个特派员衙门。民政司法军政三种治权分别独立，直接由朝廷指挥，便于控制，便于统治，形成了真正的中央集权。布政使司之下，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