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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张罗着什么，尽管没怎么诱发出先生的反应。当那些话结束之际，先生这样回答道：
“或许那些也有意义吧。但是我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斗士，更不是理论家，能有什么话可说？如果我是轰轰烈烈走过人生的肉体派女演员的话，也许会考虑一下要不要写一本漂亮的自传。”
老人家布满皱纹的嘴里蹦出不像是老人会说的词句时，人们笑出声来，甘泰圭看到提出自传话题的人自己也摸着额头咧嘴笑着。
过了一会儿，当那些人散去之后，他挪到先生跟前坐下。他又想了想要不要跪坐在那儿，但是并没有付诸行动。他很清楚先生从20岁开始就对本国的敬语体系之类不满，那个体系与习惯性的伦理意识相结合，经常会引起负面作用，从而压迫个人的自由，妨碍年轻人显现个性与能力。这一直是先生的观点，因此他对不能从打心底里予以尊重的人经常故意说出违背一般语法的话，为此所遭遇的苦难也可想而知。与此相反，不管年轻多少，只要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他就心甘情愿地使用敬语，因此成为人们笑柄的情况也为数不少。说话尚且如此，向他人低头和跪膝而坐等等仪礼上的行为，就更不用说了。
甘泰圭之所以在先生面前盘膝而坐也是有充分原委的。借先生爱用的表现手法来讲，他在自己尊重的先生面前，始终预备好以跪膝而坐表述自己的敬意。真正的师徒之间要彼此心存敬意，但不一定要跪膝而坐；与其那样感到不便与别扭，不如彼此都舒服地坐着。这就是集严厉与和蔼于一身的先生的想法。他有以后在谁面前都不下跪的想法也是自听到先生这番话开始的。
久违的两个人互相问候之后，甘泰圭微笑着说道：
“说一句冒昧的玩笑话也不要紧吧？以前是先生几乎不在家，所以难得在家一见；而现在先生这样躺着，随时都可以见到您，我倒是感到很方便啊。”
听完他的话先生微笑了一下，而后长长叹息道：
“如今我也开始对自己的人生存有凄凉感了，心存希望地活着的年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似乎能明白早早地沉浸在某种生活方式或理念中的人们，不愿挣脱出来，就那么过一辈子的理由。他们比我先尝到了这种凄凉。我之所以没有勇气写自传，可能也是缘于这种心情吧。”而后先生又说道：
“现在我心里的余韵，比什么都强烈的余韵，是做饭的香味。清晨在满是卵石的河边或闷热的山沟丛莽中，傍晚时分在窝棚狭窄的厨房里，当挂上大锅、点上小树枝，那便是浓郁的香味飘升的时候……终于摆脱被赶来赶去的生活，好歹能吃饭的时候，我一次都没忘记那种香味；可是自从上回倒下以后，那饭香的记忆也变得恍恍惚惚，有时甚至要努力一整天，才能唤想起朦胧的记忆，但是稍一不留神便即刻消失掉。我最近更感头脑混沌手脚不灵了。”
先生停下来稍作歇息时甘泰圭插言道，“理念上比谁都自由的人在日常中会比谁都全面，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是可能的。初中毕业升入高中后不久，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拜访初中三年的恩师。那位恩师为了小小的事情也会挥舞棍棒，简直像打狗一样撵我们，即使那样，因他是班主任，因此好歹有些情义。他对我们实在是过于恐怖和厉害，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可是我们访问他家时，恩师的表现却与在学校时截然不同。当时他上小学的两个儿子屋里屋外到处乱跑，弄得我们都缓不过神来。那两个家伙甚至爬上喝着茶的恩师肩膀上拽他的头发。让人感到太不可思议的是，这位恩师平时为一件琐碎的事情会对我们发脾气、毫不留情地施以拳脚，甚至用棍棒殴打我们，现在却只是一味哈哈笑着，浮现出一副‘这样的儿子实在是太可爱了’的表情，让我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些许狼狈的感觉。当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只好中途冲出那个家，过后连自己也难以相信。尽管如此，当时我感到的确实是恶心。每回想起，我都会对好歹被从那个学校放出来了的事实有一种多余的放心感。”
先生消瘦而布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悔恨的表情，接口说道：
“当然最近的教育与其说是为了学习尊重他人的方法，不如说是学习如何为有效地防御自己和攻击他人。”
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
“我们立足于通过教育所学的自由主义思考方式，有着把所有人当成一种砂粒式的个别存在的倾向，因此有，‘社会是否需要可以盛那些沙粒的容器’这种矛盾的想法。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容器对盛在里面的东西而言，只能作用于整体。”
最后先生对他说了这样的嘱咐之言：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注意不让自己情绪上过于郁闷或消沉。反反复复的纷杂思绪不仅掌握人的心情，还会掌握人的理性。时代的暗淡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对判断的标准带来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人们更加黯然。可是那样下去，连人们个性与喜好也会被戴上臂章，而那个臂章会随即成为自缚之绳，不仅失去自发性，而且做不了任何创造性和生产性的事情。因此虽然不能过于乐观，但也不能过于悲观。我能对你说的也就这些了。”
聆听完这席话，他出了先生家的门。去汉城的路上他想不管老师愿不愿意，应该哪怕是断片式地记录下他说过的话，但那不会是部长所希望的形式。他之所以想设计有关无政府主义的特辑，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送完学生回来的教授手里拿着咖啡杯和放着烟灰缸的茶盘。甘泰圭默默地打开包，一边把里面的东西拿到桌子上，一边在脑海里整理教授写的论文内容。教授虽然写到无政府主义所志向的价值过于多样化，因此在现实中往往以失败告终，但是甘泰圭反而想问，是否因为那价值多样性与由此导致的失败，才使无政府主义横跨在人类几乎所有精神行为的那一侧呢？
他们在院子里敞开一侧的塑料篷里围坐着喝酒。环顾四周，全是农田、山坡和野山，农田周围有很多粗粗细细的刺槐树，格外引人注目。迎来母亲七十寿辰的姜圭真在照应宴席，端着盘子忙忙碌碌地来回穿梭；朴性稿晚到了一会，甘泰圭与张号角不顾其他人的挽留，合席到平时摆放耕耘机的塑料篷里喝酒。据说为了这一天，姜圭真的母亲很久以前就亲自酿下了特制的农酒。果然不愧为拒绝都市生活、坚持要在乡村生活的老人家的手艺，很是美味可口。
酒杯满了又空、空了又满，根本没有放下的机会。大家围成圆圈，尽管预感到过不多久就都会喝醉，但都不但不担心，反而为那份预感而心情澎湃。透过塑料布射过来的阳光虽然足够热，但是从到处裂开的缝隙刮进来的风却凉嗖嗖的。进到肚子里的酒尽管度数很高，但仍然温和地被身体吸收，把他们的双颊染得绯红。寒风拂过脸颊，他们的脸又青又红，看起来像在生气，又像是不顾寒冷的天气，热衷于玩耍的天真的孩子们。
朴性稿尽量想让醉意晚点到达，频频拿起筷子夹菜。不知从何时起，他养成了晚上独自一人喝酒的习惯；相比喝酒，那个习惯本身更让他上瘾。理所当然地，独自一人喝酒相比几个人聚在一起推杯换盏地喝，对胃壁的损伤更严重，宿醉的程度也更加厉害。但更为深刻的是，一个人自斟自饮的时候，无法伸向外面的思绪的触角还会枉然地啃咬着他的自我意识。
一次他独自喝酒喝到一定程度，拿出纸笔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第二天早晨看都没看就投进了邮箱。他在信里这样写道：
“虚无主义那轻如鸿毛的重量犹如千万斤一样压迫着我。我走过的这不长不短的岁月历程中，对我而言，最直接、最现实而具体的是到处漫延着的虚无感。前些日子在某一本杂志里读到，说是呐呐呢蜂（Ammophilainfesa）的幼虫是吃着其他幼虫的身体成长的，可是本能地以绝对不会夺去其生命的方式。我身体里的虚无主义就像那个呐呐呢蜂的幼虫一样，说不定一方面巧妙地让我保持活着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吃着我的肉呢。因为我至今无数次被啃咬过，但依然没有达到死亡。可是，让我无法到达死亡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还健在的老母亲和我的家人吗？应该不是吧。那么，或许真的是虚无主义才是让我活下去的动力。这么看来，人生是多么坎坷而寒酸啊。不过，也就因为是这样，人生才有那么多真挚的美丽。可是那种美丽并不属于我。我的这些话应该以独白结束，可是独白难道是一个人的事吗？在大部分情况下，独白是给正常人的精神下毒，带来害与恶。然而事实上，我的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独白。夜已深的现在，我就这样吸毒一样独自一人在独白。”
当晚他又喝上了高度酒。在倒酒的一瞬间，朴性稿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给朋友写那样的信，与用那样的字句对那位朋友发布一份绝交宣言没什么两样。根本不给朋友说话的机会，犹如喷毒一样单方面吐出去的话，能不说是绝交宣言吗？
幸亏那封信的当事人姜圭真没有给他回信，而是把他和张号角、甘泰圭一起叫到这个场合。母亲的七十大寿在他们之间不过是借口而已，因此他被朋友温暖的关怀所感动，无法拒绝递给自己的酒杯。况且在这样的场合里不管是旁边的人，还是擦身而过的人，谁递过来一杯酒都好：为没人看一眼你，再瞟一眼你而感到好；为就这样喝醉倒下入睡，明天想不起今天而感到好；为即使第二天再没醒来，连自己也记不住那个结束、那份死亡，而那个结束至少对当事者而言不是结束而感到好；为不管喝酒的理由是什么，第二天感受到的头痛和腹痛却完全一样而感到好；为人生的虚无感是否会接受那份痛苦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互不相识的几个人一起把酒临风，却又闭口不言的慎重性而感到好；为上了年纪的某一时刻开始，一想到好酒眼前就像浮现出可口的食物，再次感受到嘴里沉积的口水而感到好；为由于酒精度数、空腹与否、酒量大小等物质条件的不同而导致人在生理上的绝定性差异，突然意识到这个新奇事实而感到好；为平时与酒有关的、各自被细分到几乎是晦涩的程度的所有东西，片刻之后以酒的名义崩溃掉而感到不可言喻地好。
浅浅地想时感觉酒是攻击性的，但又是极其自害而自虐性的。酒仿佛会给人们能抵抗现实的力量，但，只要那个瞬间一过，连原来存在着的最小限度的力量也会泯灭掉，然而有些人正因为那个力量的泯灭而得救。他们因无法忘记自己被牵着缰绳拽向深渊，而始终被对人生汽化的忧虑抓着脖颈，那时酒会消解他们忧虑的核心。酒把人生的汽化性压缩到每一瞬间，并一目了然地展现给人们，使他们得以扩散自己。简单地说，酒，因此好。
朴性稿在从乡村驶向汉城的市郊巴士快到终点时才从睡梦中醒来。把一块凉了的葱油饼夹进嘴里以后的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片刻之后，他恍恍惚惚地记起姜圭真曾挽留醉意朦胧的自己，劝他就在那儿睡觉。当时，他明明是和张号角、甘泰圭一起出了门，但后来是在哪儿和他们分开，却根本想不起来了。回头看看自己，嘴唇干燥、脑子里乱轰轰地歪斜在座位上，衣服上有农酒与食物的斑斑污渍，下车时明明拿着的包也不知去向。
他吃力地支撑着身体穿过候车厅，坐出租车回到家。而后把一杯清水放在旁边，坐在书桌前，振作起犹如开盖的啤酒瓶一样的精神，开始给姜圭真写信。
“爱喝酒的我现在一边想着酒瓶这个物体，一边给你写这封信。事实上可以说，所有人都在身体与精神的某处带着一种像盖子一样的东西。假如可以这么说，那么人可以进一步比喻为玻璃瓶，那个盖子就是瓶盖。对人来说，那个盖子就像灵魂与肉体的盖子。因此绝不能被打开。有那个瓶盖天生就没关严的人，也有盖得过于严实的人。根据情况，那个瓶盖要不被轻微冲击一下就会松动，要不在一般的冲击下纹丝不动，这两种情况都会威胁那个人的存在本身。盖子的开闭程度经常左右着人的健康程度，甚至瓶盖一下子被拔掉或不知不觉间弹出去，把原本被严严实实地封着的那个人的一切，连自己都来不及控制地像污水一样倒出来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当然盖子可以重新盖上，却已为时过晚。
“自从第一次意识到那个盖子的存在以后，我就经常屏着或调整着呼吸注视那个盖子。但是只要我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