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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只是在说我个人对电脑的见解，但是，我觉得电脑不仅对我，暗中对我们的写作所带来的影响也很深刻。因为现在还没得出什么结论，所以无法很有条理地予以说明；但是，最近我一再想到，电脑所具有的便捷性，其组合与解体的几乎是自发性的瞬间发力与自由感，是否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方式在形式和构造上有更多的关联呢？不过，关于这一点，就我的立场我还不能予以更准确的表达。
作为补偿，我打算说一说曾经作为这部小说主人公的非人格存在，即我的打字机，与我之间最后一次发生的关系。事实上，至少是在写小说的时候，打字机现在已被电脑所替代，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废物。不过，前几天为了结束这部小说，我终于在某一摄影师面前，以裸体摆出一个姿势照了相，那次打字机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赋予怎样的意义，几乎脱掉所有衣服照相，真的算得上是一件苦差事。而且，因为发生了意外事件，我不得不一再经历在摄影机前脱光的那种侮辱或是困扰。每当那时候，那沉甸甸的打字机就被我或是其他人搬到那位摄影师的工作室。那两天中的一天，我甚至从白天到深夜一直拿着那个打字机，从这个酒店搬到那个酒店。
回头来想，关于照不照相这个问题，我犹豫了好长时间。最后，我认为有时需要通过某种事件创造一个这样的空间，即我消极地赋予意义的空间。有时候，要摆脱我的手，完全脱离我的意志，另外确立一个自己存在的空间。在这一想法的延长线上我决定拍我的裸体写真，再也不做任何反省或赋予任何意义，只是去接受它。我打算用自己的身体画出我思绪的延长线。但是，因为太理所当然就显得太老套。如果我的这一行为在波澜万丈、迂回曲折的意义之海上失败、触礁的话，那当然全是我的责任；可是不可思议地，那份出于平常心的思绪却让我感到无限慰藉。也许到现在我才终于有了为我的小说冒一些危机和风险、做某些更具体而实际的事情的想法。
对于我的决定，既是我的发行人、自己也是小说家和诗人的她，也表现出满意的表情。看着她的表情，我对自己的判断更加感到满意。我就是在那种气氛中通过她正式认识了一位摄影师。几天之后，就像刚才说过的，在一次摄影因小小的失误而化为泡影的次日早上，我再次去那个工作室。那天一早就下起了雨，傲然占据院子一侧的木莲树上，有一朵毛绒绒的小花苞从门缝里露出了白色的头角。
我折好了滴水的伞，上了通向工作室的二楼，而后在那里与满怀歉意迎接我的人们打了招呼。简单地照了几张快照后，按照事先定好的，我默默地、毫不磨蹭地一件一件脱掉了衣服。室内的空气虽然因潮湿而沉甸甸地下沉，但是感觉不到寒意。那里完全听不到雨声。跟上次一样，一侧已经用黑色帷幕围成一堵墙。我坐到幕前桌子后面的椅子上，容貌与态度让人感到轻松的摄影师开始拍摄。我好像一个已经熟悉了拍照的模特似的，开始这样、那样地摆出姿势。尽管如此，我仍然对沉默中按部就班进行着的一切感到非常陌生和别扭。说不定当时我朦胧地感到了卖淫的氛围，但并不是不愉快或尴尬的那种。我只是觉得自己的动作与什么很相似，而且在很难熟练的感觉的边缘上不断打转转。那时我一边望着摄影机的镜头，一边在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当我说出自己要拍裸体写真的时候，人们望着我的不同表情。有些跟我亲近的人们听完我的话之后，甚至用惊愕的表情看着我。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眼神又一个一个地浮现在镜头的那边，正确地对准了焦距之后开始盯着我。
此时我望着为了调节焦距和光线而认真挪动机器的摄影师，陷进了有关几个事情的思绪中。其实写作的行为跟摄影师看着人物对焦距的过程也没什么区别，就像在很多方面，摄影师的眼睛如同小说家的眼睛一样。那么，现在已所剩无几的我的故事的焦点应该对准哪里呢？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使出浑身解数把焦点放在快乐上？或者是放在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的了不起上？如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就干脆让我的故事壮烈牺牲？可壮烈牺牲了又能怎么样？类似的思绪接二连三地涌现，一边从我头脑中冲出来，一边被吸进相机空空如也的瞳孔中。我甚至临时地想到，会不会发生我的想法被那个相机拍出来的事情？然后，在相机镜头冰冷的审问结束之后，我再一次静静地穿上了衣服，跟摄影师与他的学生们道别，与一位刚好到那里来找我的小说家一起踏入了雨中。
我与那位久违的小说家在一家茶室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有关文学杂志、稿费、出版社、书籍出版以及销售等问题。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真挚地聊了很多话题。第二天我暂时告别了韩国，现在我是在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写这篇文字。尽管这些应当是在写小说时告知读者的事情，但我相信，这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我马上就要回去了；而且，当这些文字汇入一本书时，我会在韩国。但是读者们永远失去了可以看到那些照片的机会：由于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的疏忽，那张照片事前就被人们公开了，成了笑料，由此被剥夺了它本可拥有的新鲜感，于是我决定把它废弃。
我现在只想结束这部小说。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为了让这部小说以书的形态脱手，我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因而在这时结束是不可能的事。尽管校对也是大事，但是，写献词、亲手赠送，还有发邮件等等，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令人不快，繁琐之极。我对现实的事情不像别人那么细致，曾经因为献词的问题而引起误会，还因为写错献词而作废了几本书。不仅如此，给别人递上自己写的书时，那种心理上的不舒服以至自愧的心理也会给我雪上加霜，因此，我无法熟悉这种事情，每重复一次就折磨我一次。
但是，关于这一章的写作，事前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划。现在我不得不一边意识到结尾而协调各种构思，一边把这期间没来得及说的故事一个一个地准备好。我是不是应该在更晚之前，赶快把它们捡起来，又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它们悄悄地丢掉呢？我能抓住的是什么东西，已经离开我的手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按照什么时候曾经在这部小说中约定过的那样，现在我把自己交给酒意。直到最近，我才再一次确切地意识到，在喝酒的状态中成就这部小说的某一部分的约定，并不是单方面的出于自我，又无聊地回到自我的事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确认几位读者真的是把我的那几句话当成了一种约定。这么说，约定分明是成立了，而我必须遵守诺言。我现在就有点喝醉了。
刚才我花了一小时左右喝了些12度左右的酒，确切地说应该是喝了750cc葡萄酒。我们在喝完酒的一段时间里是要与酒共存的，而且要与我们喝下的酒共享所有的东西。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最终酒还是会被身体吸收，要不就流到体外。所有这些都是我赋予酒的优点。喝过酒的我现在感到浑身无力，眼神扑朔迷离，手指的动作变得迟钝，还不时有想要做长篇大论的欲望。但是，仅仅因为喝酒的理由就把酒意原封不动地搬到写作中来，又显得过分肆无忌惮了。我本想通过喝酒的行为，解除写作中的武装而变得更加轻松自如；但是，真正进入了这种情境后才发现，我未曾想到的东西一个一个地跳出来，就像心怀叵测的小矮人一样，总纠缠着我。现在我真是把喝酒的状态写进这篇文章中来了，想诉诸所谓单方面感情投入的暴力。
最近我每天晚上写完后，或者是干脆就没有想写的念头时，几乎都在习惯性地喝酒。喝酒的时候，我就像我国的大部分酒鬼一样，会无缘无故地陷入凄凉的心情之中。以深夜喝酒那种像是受苦刑一样的心情，偶尔突然想到我这部小说的时候，便在心里嘟囔着这样的话：为了暴露裸体和发出“肉声”，所以我在写《赤体与肉声》的小说。但是，何时才能以真挚观察后清晰的精神，来脱掉我的裸体并收拾自己的“肉声”呢？在某种意义上，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裸体和“肉声”呢。
我一喝酒就能感到自己的思维过度集中于某个事情上。现在我也因了这份酒意，只专注于这部小说本身。
或许现在我醉了。我突然问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削铅笔了呢？我喜欢看到以端正的样子整齐地躺在桌子上，已经削好、长短不一的铅笔。随手拿起书桌上的诗集翻翻，但是看不到诗句，只见到白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分行的文字。茫然地望着它们，我感到自己心中沉积着不知缘由的悲伤。诗的那种端雅而变换无穷的姿态平时就让我忧伤，而我现在是陷入了醉意的欣赏之中，把自己平时对待诗的思考方式如此夸张地表现出来。难道是因为刚才我想到的，只能看到无数的字，却看不到铅笔的缘故吗？
当然不是。我一直都在主张小说化的东西，而不是诗化的东西；可是，在此次无政府主义的系列作品中，我希望至少它的体制是诗化的。平时我会随时问自己让人疑惑的问题：为什么小说的题目要诗化？可是现在我希望我的这些系列作品中，大大小小的标题都有着诗化的响声。
虽然每次都要确认，但是，酒意这次确实让我的写作变成了醉鬼过独木桥。我无法前进，只有俯视着万丈深渊的桥下，艰难地保持着平衡，伫立在原地。现在的我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空白处，无聊地拽过桌子上的东西，随便翻翻，磨蹭着打发时间，然后用充满孤独感的声音对每一件东西说：“请各位到这里来，再走近一点。”
这么看来，对我而言白纸的痛苦并不很大。我相信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能填补空白，行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即便是在这种写不了几行字，让时间随意流逝的状况中，我也认为自己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着符合现在状况的一种沉默的写作。因此现在的我虽然是无为的，但反而因为这么一点醉意多少有些倦怠，为小说即将结束而感到焦虑。
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之后，首先为了延长眼下这个现在，还为了唤醒随着醉意逐渐消退而只剩下困倦、即将死去的现在，我怀着一种给自己念咒语的心情，再加几句话。这么说来，从现在开始我想说的话，其实是不说也无妨的。这可能就是那些不应该说、也没必要说的话的另外一个姿态。在这个意义上，我偏要说些无可无不可的话。我想回到前几天不得不再次脱光衣服拍照的事件中。如果是女人的话，就那样让别人拍自己裸露的身体，或许会不自觉地有一种刺激性感带的体会；但是，作为男人的我，说句心里话，无法摆脱自己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在惨不忍睹地萎缩那种感觉。我艰辛地抑制着想扯掉仿佛粘在我的下身处、且不断缩紧的一块衣角的冲动，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那时，我想到了我的写作在现实中所占据的空间。如果说我为了我的写作而不得不经历这种过于辛辣的现实，使我感到非常艰难的话，那么，现在缩成一小团的我的生殖器，是否可以说象征着我的写作在现实中所占据的空间呢。万一真的如此，那么现在的状况是不是在赤裸裸地显示出，我的写作行为在具体面对现实的时候，就象我的生殖器一样萎缩呢？不过并不一定去那么想。我曾经说过，这次也是因为阴茎与睾丸之间的距离太近的缘故，而且写作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像阴茎与睾丸之间的距离一样很近。它俩无法分开；但是，当二者之间的距离过近的时候，也会互相坚持自己的立场，而让彼此受到伤害和承受压力。
就说到这里。因为到现在为止，首先是为了我，还为了读者，我已充分展现了也许只有在喝醉的状态下才能讲出来的故事。
我现在再次思考我的写作是深刻的，还是非深刻的问题，并因此而环顾四周。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期间我重复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说，我在构思一些能写成小说的东西时，可以深刻到切实而迫切的地步。然而，当我真坐下来写的时候，那种心情却变得象泄了气的气球